明代的北京，有一位豪放不羈的文人，自稱為昆侖山人。據清代孫奇逢的《畿輔人物考》載，此人“姓張名詩，北平人，初學舉子業於呂柟，繼學詩文於何景明，聲名籍籍。”我們從北京地方史料中，看到這個人是很值得注意的。
張詩的成名大概與老師大有關係。他的第一個老師呂柟，乃是明代正德年間的著名學者，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編修，官至禮部侍郎。據《明史》列傳載：“呂柟字仲木，……字者稱涇野先生。劉瑾以柟同鄉，俗致之，謝不往。……疏請帝入宮親政事，潛消禍本。瑾惡其直，欲殺之。引疾去。瑾誅，以薦複官。……世宗嗣位，柟上疏，……以十三事自陳。……上怒，下詔獄，讀解州判官，攝行州事。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興水利，築堤護鹽池，行呂氏鄉約。……年六十四辛，高陵人為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
在這樣有骨氣的一位大字者門下就學，張詩的氣節和學問的確都有很好的師承。
雖然早年學的是“舉子之業”，但是張詩卻已經養成了不甘屈服的頑強鬥爭的性格。照清代孫承澤的《畿輔人物誌》的記載看來，張詩早年參加考試的時候，就曾顯露出一種倔強的反抗精神。當時有一個故事說：“順天府試士，士當自負兒入試。詩使其家僮代之，試官不許，拂衣出。”
這從我們現在的觀點來說，似乎張詩對待勞動的態度很有問題。為什麽自己抬一個書桌都不肯，偏偏要叫家童去抬呢？這不是鄙視勞動嗎？
然而，如果從當時的曆史條件和具體情況出發，加以分析，那末，我們就不應該過分地責怪張詩，反而應該承認這是他對封建考試製度表示強烈反抗的一種方式。
當時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學者，叫何景明。這個人是張詩的第二個老師。《明史》列傳載：“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弘治十五年第進士，授中書舍人。……李夢陽下獄，眾莫敢為直。景明上書吏部尚書楊一清救之。……卒年三十有九。景明誌操耿介，尚節義，鄙榮利，與夢陽並有國士風。……天下語詩文，必並稱何、李，又與邊貢、徐禎卿並稱四傑。”
張詩對於這位老師尤其欽佩，當何景明臥病時，張詩親往視疾，在病榻旁侍候七個月。直到何景明逝世，張詩才回到北京。
由於他前後受到呂柟、何景明的深刻影響，所以張詩的一生完全無意於功名，而以詩、古文的創作自許。當時的人們稱讚他“不狂、不屈、不惰、不驕，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況”。這大概是有相當根據的吧！
張承澤描寫張詩的生活狀況是：“所居一畝之宅，擇隙地種竹。每遇風雨蕭，披襟流盼，相對欣然。命酌就醉；興到跨蹇信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饑寒，不改悔。”他所作的文章，“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可惜我們現在沒有找到張詩的詩文集，不能詳細介紹他的創作風格上的特點。但是，我們從已有的一些材料中，已經可以想見他的作品，一定是有很突出的風格的。
隻是在偶然的機會，我們還可以碰見張詩的墨跡，他的草書奔放不羈，為明代一般書法家所不能比擬。正如《畿輔人物誌》和《畿鋪人物考》兩書用共同的文句所介紹的：“其字書放勁，得旭顛、素師遺意。人謂懸之可以驅鬼。”可見張詩的書法確實與眾不同。”
當然，說他寫的字能驅鬼，完全是神話，不過把張詩的字與旭顛、素師相比，卻也有道理。所謂旭顛便是唐代的大書法家張旭，他愛飲酒，善草書，每每大醉狂呼，走筆疾書。人們叫他為張顛，又稱為草對。所謂素師便是唐代的和尚懷素，他本來姓錢，字藏真。也愛飲酒，也善於草書。把這兩人來比張詩，未免過分誇揚，但是這也可以證明張詩的草書在當時影響之大了。
關於昆侖山人張詩的生平史料了，如果有哪一位朋友知道得更多，希望能夠盡量介紹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