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北京日報》刊登了科學小品一則，題目是《漫話白薯》（按：此文見於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北京日報》第三版）。文中對於史料的介紹，有重要的差錯。因此，我想借此機會，也來談談這個問題。
那篇科學小品寫道：“據說，明朝萬曆年間，中國福建省因受颶風災害，致成饑荒。該省巡撫金學曾派遣專人到菲律賓，搜求能救濟饑荒的食用作物。看到當地白薯產量高，容易栽培，……該地的殖民政府嚴禁秧苗出口，乃用巧計，……運回中國。這是萬曆二十二年，紀元一五九四年的事情。”作者把這件事情，說成是那個巡撫金學曾派遣專人去做的，又說時間是在萬曆二十二年。這些顯然都與曆史事實不符。
北京人說的“白薯”，在植物學上正式的名稱是甘薯。它傳入我國的曆史，過去沒有確切的記載，以致傳聞與事實多有出入。但是，近來從福建發現了《金薯傳習錄》一書，真相為之大白。原來最初把甘薯種傳到我國的是福建的一個華僑，名叫陳振龍，時間是在明代萬曆二十一年農曆五月下旬。
從這一部傳習錄的記載中可以看到，陳振龍是福建長樂縣人，常到呂宋經商。他發現呂宋出產的甘薯產量最高，而統治呂宋的西班牙當局卻嚴禁甘薯外傳。於是他就耐心地向當地農民學習種植的方法，並且設法克服許多困難，在海上航行七晝夜，終於把甘薯種帶回福州。他的兒子陳經綸向巡撫金學曾遞稟，請求幫助推廣，金學曾卻要他父子自行種植，沒有加以推廣。陳氏父子就在福州近郊的紗帽池旁邊空地上種植甘薯，收獲甚大。第二年適值福建大旱歉收，金學曾才下令推廣種植甘薯，以便渡荒。事後金學曾卻大吹大擂，要地方官紳出麵為他立功德碑，並將甘薯取名為“金薯”，反而把陳振龍父子丟在一邊，根本不提。
後來山東、河南、河北等地普遍種植甘薯，仍然是陳氏子孫努力推廣的結果。陳振龍的裔孫陳世元曾聯絡幾個同伴，到達山東的古鎮，試種甘薯，成效卓著。後來他又在膠州濰縣等地傳播種植甘薯的經驗，並且派他的大兒子和二兒子到河南的朱仙鎮等地推廣試種，最後到了北京郊外試種，效果都很好。南北各地的農民們逐漸對甘薯的好處有了認識，甘薯的種植才逐漸普遍了。
現在福建省立圖書館收藏著《金薯傳習錄》的一部完好的本子。這部書刊印於清代乾隆三十三年，即公元一七六八年，由福州南台小橋“升尺堂書坊”刊行，分為上下兩卷。此後又過了十八個年頭，到了乾隆五十一年，即公元一七八六年，清朝政府才明令推廣種植甘薯。可惜這部書又長期被農學家所忽視，沒有繼續發揮它的積極作用。
現在我們對於各種農業技術書籍都很重視，對這部書也應該重新予以出版，供給我國各地農業技術工作者們作為參考，以便進一步總結甘薯在我國各地的生產和用途等各方麵豐富的經驗。
在我們北京郊區，甘薯的產量雖然也很大，但是，人們對於它的食用方法還知道得不多。一般城鄉居民隻會蒸、煮、烤等吃法，很少象擦蘿卜絲一樣把甘薯擦成細絲，然後曬幹貯藏起來，隨時用它做飯吃；同時也很少象做柿子餅一樣把甘薯曬成餅子，可以保存很久，吃起來又特別香甜可口。
雖然人們也知道甘薯在工業上用途很廣，全身沒有廢物，但是，卻很少人知道它在藥物學上還有許多用處。據《金薯傳習錄》所載，它有六種藥用價值：一可以治痢疾和下血症，二可以治酒積熱瀉，三可以治濕熱和黃疸病，四可以治遺精和白濁淋毒，五可以治血虛和月經失調，六可以治小兒疳積。
這裏有幾種用處是其他薯類所沒有的。
我國古代本來也有一些薯類作物，但是都沒有甘薯這樣高產和這樣多的用途。《山海經》的《北山經》就有如下的記載：“景山北望少澤，其上多草薯藇。”晉代郭璞注雲：“根似羊蹄可食，今江南單呼為薯。”《本草綱目》上也寫著：“薯藇，薯蕷也，一名山芋。”
這些都證明，薯類在我國本來有好多種。我們的祖先對於薯類作物並非全無所知。不過，甘薯從南洋群島傳來以後，我國人民又掌握了一種薯類的優良品種；而甘薯也變成越來越能夠適應於我國土壤和氣候的好作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