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進行高等中醫藥教育的時間不長,但也不短,已經走過了六十多個春秋。1956年,衛生部與高教部決定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四地創辦四所中醫學院,培養高級中醫藥人才。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批中醫醫學高等教育學府,四所院校的建成標誌著中醫教育正式納入國家高等教育體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高等中醫藥教育更是盤古開天地的事情,既沒有經驗可借鑒,也無現成的資源可用,一切都得從零開始。60多年來,中醫教育獲得了長足發展,取得了可喜成就,目前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有42所,設置中醫藥專業的高等院校238所,博士學位授予單位17個,碩士學位授予單位46個。中醫藥類專業在校生有70多萬人,“十二五”期間培養藏、蒙、維、傣、壯、回等民族醫學專業人才5000餘名,中醫已傳播到183個國家和地區。

60年,春華秋實一甲子。我國中醫藥高等教育培養了近200萬中醫藥專門人才,中醫藥教育人才濟濟,碩果累累。可事實上這僅僅是一個數字化的表象,在繁榮之後另有評價。對中醫教育爭議不斷,無論是名老中醫,還是在讀學生,都存在擔憂和疑慮。有數據顯示:1952年全國中醫人數50萬名,西醫4萬名;到2015年中醫人數52萬名,而西醫人數增至170萬名。60多年過去,兩者人數出現了天壤之別,中醫人數增長2萬,西醫人數增長166萬。

為何會出現這麽巨大的反轉逆差呢?市場是檢驗成效的試金石,很多老中醫都這樣認為,中醫邊緣化是中醫教育造成的後果,因為現代中醫高等教育就是用西醫的模式在改造中醫。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擁有名中醫大約5000名,據10年前的統計數據,剩下不到500名,由於衰老死亡,每年名中醫數量都在減少。現在真正能承上啟下、開宗立派的名老中醫比大熊貓還要珍貴稀少。

中醫藥教育問題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嚴格意義上來說,從一開始就已經存在,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回顧一下曆史的走向。1962年7月16日,針對高等中醫藥教育初期出現的西化偏差,北京中醫學院秦伯未、於道濟、陳慎吾、任應秋、李重人五位教授心急如焚。這樣的擔憂並非他們杞人憂天,而是看到中醫傳承偏離了航道,他們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主人翁意識,聯名向衛生部黨組上書《對修訂中醫學院教學計劃的幾點意見》,內容包括培養目標、教學方法、課程設置、基本功訓練等內容,史稱“五老上書”。

誰也沒想到後來會有如此悲慘的結局。忠言相告的“五老上書”,竟成了五老的絕命書。那些肺腑之言不僅沒有給中醫教育帶來任何改進,反而讓五位老師在“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和瘋狂打擊。半個多世紀過去,曆史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但當年五老提出的問題,至今依然沒有得到解決,在某些方麵甚至比當年還要嚴重。

以院校培養為主流的中醫教育,出現批量化產出,個性化的名師帶徒成為稀有方式。院校培養出來的學生,由於重理論、輕實踐,缺乏臨床經驗,以至於一些中醫專業畢業的博士生,連把脈都沒有真正掌握。畢業出去不會辨證施治,更不敢開方用藥。大學培養的中醫人才,本該學以致用,但結果卻令人尷尬,不得不讓人懷疑現在的中醫教育是象牙塔裏的繡花枕頭,建造在校園內的空中樓閣。

對我國中醫高等教育問題,筆者專門采訪過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省中醫院、北京中醫藥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西中醫藥大學等多個高校的多名資深教授。作為臨床一線的專家,他們對於當下的中醫教育存在的問題十分清楚,但在具體操作中又隻能揣著明白裝糊塗。比如招生,研究生一招就是上千人,本科生動輒就是上萬人,這麽多學生怎麽教?以前是一個學生跟一個老師,後來是十個八個學生跟一個老師,現在是一群學生隻有一個老師,根本沒有機會實戰、指導。

要掌握中醫技能,一定要跟專長突出的名醫名師,可是批量化的教學成了流水線生產,但國醫大師、名老中醫不可能大批量帶徒,這就造成中醫教學與實際需求的矛盾。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教材,有些版本的教材本身就存在問題,比如某教材上說冠心病分五形,意思就是分五種方法來治療。專家說,如果臨**按教材上的方法來治療,那一個也治不好。這就奇怪了,教學與臨床竟然相互矛盾。編寫教材是為了便於教學上歸納分類、便於研究者建立理論依據,這說法真讓人哭笑不得。臨床治療要根據實際情況,因人而異,沒有千篇一律的方法,每一年那麽多學生畢業,統一用一張試卷檢驗成績,這樣怎麽能培養出有一技之長的學生來?

中醫藥大學的畢業生就業率很低,學校認為這是學生好高騖遠,高不成低不就造成的。其實說這樣的話是學校和老師不負責任。

家長以為把孩子送進了大學就高枕無憂,認為他們在學校埋頭學習專業,畢業後就能掌握治病救人的本領。可事實上,大學的中醫專業課隻占三分之一,西醫課占三分之一,英語課占近三分之一;另外還有政治思想、社會活動、公益活動、文娛活動等,真正用在中醫專業上的時間相當少。如果學生自律性差、學習不主動,本科5年下來基本學不到什麽知識。

這些勤學苦讀考上大學的學生,父母對他們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說等著他們去光宗耀祖,至少也希望他們能成為家庭經濟的頂梁柱。特別是一些來自農村的貧困生,上5年大學,要花很大一筆費用,家庭負擔沉重。父母勒緊褲腰帶省吃儉用,甚至是負債供出來的大學生,畢業後竟然找不到工作,最後隻好改行,造成資源浪費。如果改行成功也沒有關係,那無異於一次重生,但是改行非常難。於是執著一點的學生就接著讀研,加一起要8年;有些還得讀博士,又是3年,這就達到11年。到了醫院,還要進行3年的規範化培訓。想一想都讓人害怕,一場求學的馬拉鬆跑完,結果卻不容樂觀。有些本科畢業生就算找到工作,工資也極低,每月隻有3000塊,於是有些學生幹脆徹底放棄專業,勉強沾點邊的也轉向醫藥代表,收入是從醫者的好幾倍。

為了安慰學生,教授勸學生要把眼光放長遠一點,說:“那些現在賺錢的職業,以後未必賺錢,那些都是吃青春飯的。而你們別看現在收入低,等有了經驗,成了名醫專家,你們就能越老越值錢、越老越有身價、越老越有地位。同時為人解除病痛,會有一種自豪感和成就感,這是幹其他行業的同學無法擁有的……”

老師用這些話來開導學生,雖然顯得蒼白無力,但至少也是一個理由,一種念想。要實現遠大目標,還真得有點理想主義。中醫藥院校的畢業生麵對求職就業的困難心有不甘,有些埋頭讀書的學生更是滿腹牢騷。他們在校期間注重專業知識的學習,忽略了其他綜合能力的提升,如社交、管理、組織協調能力的培養,導致在尋求其他就業機會時底氣不足。專業技術性強、就業渠道窄、思想觀念傳統,同時,社會對醫學的認同主流偏向西醫,中醫並未得到人們的普遍接受,這些因素導致了中醫藥院校的畢業生就業壓力增大。

2012年東南某沿海省份的中醫藥大學舉行畢業典禮,一名壓抑多時有話要說的學生,趁跟校長握手之際,遞給校長一封信。當時校長愣了一下,本想拒絕學生這樣的舉動,後來還是接下了書信。這封信的內容也被公布在該中醫藥大學的貼吧上,很快引起大家的關注和熱議。

他在信中向校長提出了一堆問題:

1.您認為什麽樣的大學才是一所好的大學?那麽您覺得我們學校是一所好大學嗎?

2.您對中西醫臨床這個雜交專業有何看法?當初創辦這個專業是否經過詳盡的調研和深思熟慮?您覺得創辦這個專業是個錯誤嗎?好像學校也認識到錯誤了,所以開始糾錯,但對已經犯下的錯誤,好像都由我們學生買單?!

3.您對目前中西醫臨床應屆畢業生的對口就業率有何看法?就業率低是誰的問題?您覺得就業率低是因為擴招泛濫的結果嗎?學校是否一心隻想著擴招而沒有考慮過學生的就業問題?您認為誰應該為此負主要責任?

4.學校在提高畢業生就業率方麵做了哪些努力?是否盡力了呢?

5.您對我們學校的附屬醫院幾乎不招收我們學校的中西醫臨床本科生持什麽看法?好像也很少招我校的碩士吧?

6.您了解中西醫臨床畢業生找工作的心情以及對學校的評價嗎?

7.您對中西醫臨床畢業生有什麽好的建議?

8.您覺得學校該怎麽對中西醫臨床畢業生進行補救?

……

希望您以後多多傾聽學生的聲音,謝謝!

從這封信中能夠看出,中醫藥大學學生,對專業設置與就業問題感到迷茫與無奈。回想求學幾年,流逝的是青春年華。有人毫不客氣地指出:現在幾乎所有的中醫藥大學都是全盤西醫化。學生在中醫藥大學學習5年,畢業後,不會以中醫的方式和思維看病。

隨便搜尋一下中醫藥大學的網上貼吧,不管是新生的存疑,還是老生的牢騷,無不折射出當前中醫教育存在的問題。

西部某中醫藥大學一名學生在貼吧裏發出自己的感歎:為何中醫藥大學的在校學生對學校評價這麽差?不管你在哪裏學中醫,中醫臨床也罷、中西醫結合也罷,最後的結果都是一樣的就業難。別說本科生,就連研究生的就業情況都不容樂觀,運氣好的能進縣醫院就不錯了,檔次稍高一點的醫院一般進不去。認了吧,就算是一線城市北上廣那些中醫藥大學的學生,畢業照樣得回原籍托關係找工作。畢業後趕緊轉行吧,不要為了所謂的理想和一個即將破落的醫學去賭上自己的一生……

另一所中醫藥大學的學生則說:平時也沒啥作業,就是某專業老師會告知下一節課要講哪些內容,讓大家回去看一看。於是有課上就去上課,沒課上就去玩,期末不掛科就行。總之有精力就多玩,沒精力就多睡覺補充精力,大家都是這樣的態度。

對於專業設置學生同樣有不少質疑,譬如,有些學生認為中醫學院應盡量不開設或少開設與醫學、藥學無關的專業。比如醫事英語專業就很奇葩,很多學校的英語師資都比中醫藥大學強,現在開設一個前麵還加了“醫”字的英語專業,聽上去麵就很窄,而且教學內容和其他學校的英語專業又無明顯差別。在中醫學院學的醫事英語專業,不接地氣,畢業出去很難找工作……

學生們認為中醫教學要重視思路的培養,雖然接觸大師並不能讓你馬上成為大師,但是一定能讓你提高。當然這並不是立竿見影的事,要想悟懂大師的想法,隻有你已經入門之後,才能偶有體會,但是不接觸,你實力再強,也很難有質的提高。能進岐黃班(岐黃國醫試驗班)的都是高考中的佼佼者,但要真正成為一名好中醫,還要看你在不惑之年能不能對中醫真正“不惑”。

學生在大學幾年,也思考了很多有關中醫的問題。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徹底糾正偏差,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這些年來,中醫界提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麽臨床療效上不去?中醫理論形成已經2000多年,會不會因為理論落後而不能為臨床提供有效指導?於是有人提出中醫理論滯後於臨床的問題。然而把原因錯誤地歸結到理論落後上,那中醫就會形成真正的倒退和落後。

實踐證明問題並不出在理論上,而是出在認識上。比如西醫的理論和應用之間有一個龐大的技術中介,整個現代科學包括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都在為這個中介服務,這使得西醫理論的應用非常方便,轉化都有路徑,在現代科學麵前,西醫精英的培養變得可以複製。而中醫因為沒有這個中介,也就失去了這種便利,臨床與理論都完全依靠醫生自己把握領悟。理論再好,如果不能熟練掌握還是零,中醫的落後就落後在這個環節上;中醫的現狀就出在我們自身對理論的領悟和運用技巧上。中醫理論不但適用於以往,而且還能夠解決21世紀的許多問題。

從這一點上看,學中醫要求有極高的悟性,但學習成績拔尖的學生很少選擇學醫,學習中醫者更少。每年高考分數能上北大、清華、人大的學生,會選擇中醫藥大學嗎?

現代中醫教育模仿西醫,分科越來越細,培養出來的學生不少,但教學質量如何呢?專家阿紅說,這些年一直有大四的學生請他在實習前做講座,題目就是《如何學好中醫》。為什麽呢?因為學了4年還是搞不清楚怎樣學好中醫,不知道拿什麽去應付實習。

現在提倡科研、提倡現代中醫教育,完全是在用現代科學的篩孔對中醫進行過濾,濾去的都是中醫的精華。當前中醫出現的問題,主要是教育傳承上出了問題。現代教育模式裏,隻有工具式的老師,沒有讓學生茅塞頓開的師傅。

2018年,有一篇題為《中醫教育當心“掉在兩把椅子中間”》的文章,文章開篇講了一個故事。若幹年前有個年輕人從師範學院畢業後問父親:“我今後是當教師還是按誌趣和特長爭取當歌唱家?”其父說:“我隻能告訴你,應該選定一把椅子,如果想同時坐兩把椅子,那你隻會掉在兩把椅子中間的地上。”

這個年輕人最終選擇了音樂,並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就是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羅蒂。按照帕瓦羅蒂父親的理論,中醫是一把椅子,西醫是另一把椅子,而且兩把椅子中間還有相當長的距離。那麽當今中醫院校的教育,如果期望能同時坐兩把椅子,最終結果隻能是掉在兩把椅子中間的地上。

在中醫院校裏,中西醫教育齊頭並進,比如《中醫基礎理論》與《正常人體解剖學》兩門課經常在同一學期講授。上午講脾主運化、主升清、主統血,下午又講脾是人體最大的免疫器官,具有造血、儲血、濾血、免疫的功能。就像小學生一會兒學漢語拚音b、p、m、f,一會兒又學英文字母a、b、c、d,學生多會迷茫不知所從,唯一的辦法隻好死記硬背,不求甚解,隻為應付考試。

當下中國的中醫教育體係,是按西方教育體係建立起來的,學院是以西方形式設置的;老師、教材、項目課題、科研成果、論文職稱、考核評級、晉升獎勵等都是按西方的學術模式操作。傳統的授課形式是一對一、以師帶徒;而現在教學是階梯教室,45分鍾一堂課,講完下課,與學物理、化學、解剖的學生毫無差別,這是否屬於中醫最佳的教學方法?

從中醫傳統經驗來看,能開風氣、創流派的名中醫要麽是大儒,要麽是高僧,要麽是得道之人,最起碼也得精通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這些傳統文化。現在中醫藥大學的學生,聽的不是《高山流水》《平湖秋月》,而是通俗搖滾、流行歌曲;讀的不是《論語》《道德經》,看的不是書法國畫,而是動畫或漫畫,他們怎麽去繼承孕育在中國傳統文化裏的充滿了玄妙的中醫?

從本科到博士11年,大家都盼望畢業,但一旦畢業又悵然若失,求學時中西醫“雙精通”的理想很豐滿,畢業後“中醫不精、西醫不通”的現實卻很殘酷。麵對臨床崗位,一無所能,學問更是一無所獲。相比專門學習西醫的學生在就業時毫無競爭力,中醫的本科不如西醫的專科,中醫的碩士不如西醫的本科,這種現象反映了中醫學子求職的艱難。最具諷刺的是中醫院校的招生規模越來越大,學中醫的學曆、職稱越來越高,老百姓想找一個靠譜點的中醫卻難上加難,中醫後繼乏人乏術的局麵整體上仍舊沒有改變。

用河南中醫藥大學張磊教授的話說是“種了別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最終“掉在兩把椅子中間”。張教授說:“中醫不是萬能的,但是中醫能的地方你精通了沒有?”

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都是為了救死扶傷。一個人的時間、精力都是有限的,一輩子精通一種醫學已經非常吃力,精通兩種醫學更是難上加難。在這樣一個社會分工高度細化的時代,“術業有專攻”,中醫人隻需粗通西醫,西醫人隻需略懂中醫,絕不能越俎代庖。從醫者應當以患者的健康為出發點,而不是為了追求經濟效益一概采用中藥加西藥的治療模式。

醫學不是單一的科學,它涵蓋了社會學、人文、藝術、心理學等內容。諾貝爾獎獲得者費因曼說:“科學這把鑰匙可以開啟天堂之門,也可以開啟地獄之門,究竟打開哪扇門,有待人文的引領。”狹義上講,醫學中的人文指除去科學以外的所有重要成分,它與科學猶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共同推動醫學健康發展。

有些頭腦清醒的專家會這麽看待問題:不可沉迷在良好的自我感覺中,不要以為現在的中醫教學經過中西雜交,真的比古人高明很多,其實在很多方麵技不如人。如灌腸,最早出現在《傷寒論》裏,已有1700多年曆史;導尿,《千金要方》中有載,已沿用1300年;鼻飼,始於《聖濟總錄》,已有850多年曆史。東漢名醫華佗發明了麻沸散,他是中醫手術麻醉的開山祖師。中醫需要有更好的繼承,才能有更大的創新發展。

當中醫教育遭受質疑時,有人把問題做了進一步的闡述。現在教育中的問題,不是專指中醫,比如中國戲劇、民族舞蹈、國畫、書法,這些具有典型中國元素的學科,全都從以師帶徒的模式,變成西式院係教育模式,而且還要求學習英語和西方理論。如果說醫學教育有崇洋媚外的趨勢,那藝術類教育更嚴重,其中存在的問題應該比中醫還要多。但是人家不談別的學科,就愛拿中醫說事,因為中醫與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在中醫院校裏,大家都去搞課題、搞科研,出名快、收益多。而臨床辛苦、有風險、成名慢,很多人不願沉下去、不願堅守。同時中醫醫術評價較難,有無成果還得病人認可、同行認可、領導認可。加上中醫社會地位不高、競爭力不強、收入不理想,所以難以吸收高端人才學習中醫。

當然,無論哪一種教學模式都有其優勢與劣勢,關鍵是看教學者是否肯花心血。20世紀初期,著名中醫臨床家、教育家丁甘仁創辦了“上海中醫專門學校”(上海中醫藥大學前身),先後培養了程門雪、黃文東、王一仁、張伯叟、秦伯未、許半龍、章次公、王慎軒等全國知名的一代中醫大師。如果要證明中醫是經驗醫學,證明天才之外隻有學而知之,沒有生而知之,那麽丁甘仁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丁甘仁最初在蘇州行醫時醫術平平,說難聽一點就是個庸醫。他連給縣太爺兒子看病都意外“失手”,釀成醫療事故。縣太爺一氣之下要將其關進大牢,予以嚴懲。幸好丁甘仁聞訊先行一步,連夜逃往上海,這才躲過一場牢獄之災。

在上海,丁甘仁幸遇名醫汪蓮石,拜其為師,汪蓮石授以舒馳遠的《新增傷寒論集注》。在汪氏的悉心指點下,丁甘仁頓開茅塞,醫術長進神速。

對丁甘仁有再造之恩的汪蓮石,他的學醫過程更加有趣。學識淵博的汪蓮石出生於江西婺源書香門第,雖然家藏醫書萬卷,但他早年並無心學醫。20歲那年出門遠遊,正值夏秋時節,突然身體不適,生了一場大病。症狀主要是發熱不退,請了三位大名醫,診斷各異,有的認為是暑熱,有的認為是伏暑,有的認為是秋溫,分別開方用藥,但都沒看好。麵對醫生的無能,汪蓮石很是生氣,他一氣之下堅決不再服藥。轉眼到了冬天,這病竟然不治而愈。可是第二年夏秋時節,那病又重新附體,再次複發,經月餘又不治自愈。就這樣反複折騰了3年,無比難受。

1847年,汪蓮石父親患病,腹脘疼痛嘔吐,七日後不治而亡。汪蓮石哀傷之餘,痛恨自己不懂醫術,無力救治父親,不能盡心行孝,於是便有了學醫之心。

汪蓮石先從自家大量的藏書中挑選中醫典籍,通讀了《脈訣》《湯頭歌訣》《臨證指南》《溫病條辨》等醫著,發現以前旅居江浙患病時所服的藥方,書中均有記載。回想自己的求醫過程,感覺書中那些藥方隻是一家之言,實際療效均不足為信。他想學習中醫應該尋找更為有效的方法。有一次,他與堂叔偶然聊起中醫,詢問堂叔學醫之門徑。堂叔雖是個教書先生,並不給人把脈看病,但粗通醫理。堂叔讓他以中醫經典《黃帝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神農本草經》為主要讀本。在堂叔的建議下,汪蓮石沉下心來反複研讀這幾部經典,窺其堂奧,日見氣象,後來醫術果然突飛猛進。汪氏一生從未掛牌行醫,也從不以醫術作為獲取利益的工具。他平時熱情為親朋好友看病,治愈者不計其數。

汪蓮石在學術上服膺舒馳遠注解的《新增傷寒論集注》,臨證善用經方、用藥偏於辛燥,集畢生精力著成《傷寒論匯注精華》一書。

回顧汪氏的經曆,充滿巧合與傳奇。一個教書為生的堂叔,指點了一代名醫;而自學成才的名醫汪蓮石,又指點了另一位名醫丁甘仁。如此厲害的名醫,厚積薄發、愛惜羽毛,一生僅著一部醫書,這種風範對於今天那些所謂師出名門的權威,那些著作等身的碩導、博導,那些一天到晚開會應酬、走馬燈似的名醫官員,那些炮製虛假論文與不著邊際的課題項目者來說,無疑是一記響亮的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