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先生曾說過：“我們這時代是一個事事以翻臉不認古人為標準的時代。”中醫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分支，自然首當其衝，逃脫不了被鞭笞、被批判的命運。一個多世紀過去，皓首窮經的史學家終於從故紙堆中發現，曆史上凡是反傳統的政權都是短命的。由此推論，沒有傳統底蘊，否定前人經驗和智慧的學科，也是走不遠的學科。
技術狂熱的時期，人們曾提出與自然抗爭，但是一旦碰得頭破血流，才會醒悟，原來人類永遠都得順應自然。比如偉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它始建於秦昭王末年（約公元前256～前251），那時候的生產力和科技水平遠遠不如現在，但中國古人以高超的智慧建造了都江堰。這項完美的工程，不但可以防洪、減災，還可以灌溉、航運，對自然、生態、人文和社會發展價值難以估量。曆經幾千年，一直應用至今。它的成功就是遵從萬物規律、順應天地自然。
新文化運動旗手陳獨秀說：“五千年來的中國文化，本質上是畸形文化，其中縱有某些人文主義因素，也由於既無民主觀念作統率，又無科學精神作基礎，而常常陷入自己的反麵。”
在1915年9月15日第1卷第1號的《青年雜誌》上，陳獨秀發表《敬告青年》一文，表明了他反對中醫的態度。
“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複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克寒熱陰陽之說，襲古方以投餌，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氣’之一說，其說且通於力士羽流之術；試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氣’之果為何物也！”
民國時期是高層知識分子反中醫最為集中的時期，由於那批知識分子大多數都有出國留學背景，深受西方文化浸染，在他們的影響下，西方醫學以科學名義占據了主流。很奇怪，當時在新思想浪潮的衝擊下，大家認為罵中醫是個很時髦的事情，可以證明自己有眼光、有見識，凡是個人物坐在一起就得罵幾句中醫，這種做派成了一種時尚。老海歸丁文江曾將罵中醫當成一種休閑方式和生活樂趣。他為此還專門寫了一副對聯：“爬山、吃肉、罵中醫，年老心不老；寫字、喝酒、說官話，知難行亦難。”
在這些罵族中有一個非常知名的人物——魯迅。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他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如此崇高的形象，既令人景仰，也往往被人們從各方麵加以利用。如魯迅對中醫藥曾持堅決否定的態度，稱“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騙子”。此言在當時的語境下並不特別刺耳，亦未引起轟動效應。不料許多年後，卻被一些人大膽地借過去，成為反對中醫藥的“重磅炸彈”，並使一些中醫藥工作者深感難堪、不能理解。
人們不禁要問，魯迅為什麽要反對中醫藥呢？ 有人認為魯迅之所以反對中醫藥，是從他個人感受出發。此說有根據，也合情理。從魯迅《父親的病》一文可知，其父患了水腫病，渾身浮腫、臥床不起、咳嗽喘息。當時城裏的所謂的“名醫”其實並無醫治此病的高招，但偏偏裝腔作勢，開出稀奇古怪的藥方，僅是“藥引子”就令病家百般難求，諸如“經霜三年的甘蔗”，“冬天的蘆根”，“原配的蟋蟀一對”，“結紅子”的“平地木十株”，等等。隔日一診，每診診金大洋一元四角，一年下來二百五十多塊大洋，加上藥資，這在當時“已是巨款”了。經過兩年的折騰，魯迅父親病情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日趨加重，最後不治而亡，年僅37歲。此即前人所謂“先破人之家，而後殺其身”了。而“名醫”們卻詭稱“有什麽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等等，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幹二淨。這樣的經曆給少年魯迅的心裏留下怨恨的種子。直到29年後即1925年，他在《從胡須說到牙齒》這篇雜文中仍心有餘悸地說：“到現在，即使有人說中醫怎樣可靠，單方怎樣靈，我還都不信。自然，其中是因為他們耽誤了我的父親的病的緣故罷，但怕也很挾帶些切膚之痛的自己的私怨。”次年，他又在《馬上日記》中寫道：“中醫，雖然有人說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的。”
魯迅對中醫形成這種定論，還當另有原因。有人認為，這是他到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西醫以後形成的認識。當時日本正處在明治維新時期，全盤接受西方的科技文化，並迅速崛起，變成資本主義強國。這對魯迅的刺激和影響很大，從其寫於1926年的《藤野先生》一文可知，魯迅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所學的內容，與中醫相比，大異其趣。“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骨學、血管學、神經學、細菌學等等。由此反觀中醫，很容易得出不科學的結論。在《忽然想到》一文中，魯迅寫道：“做《內經》的不知道究竟是誰。對於人的肌肉，他確是看過，但似乎單是剝了皮略略一觀，沒有細考校，所以亂成一片，說凡是有肌肉的都發源於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錄》說人骨竟至於謂男女骨數不同；老仵作(古代驗屍者) 之談，也有不少胡說。然而直到現在，前者還是醫家的寶典，後者還是檢驗的南針；這可以算作天下奇事之一。”
魯迅對中醫的懷疑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可是後來魯迅與中醫是否再無交集？曆史真相常常是迷霧重重。很多人認為，魯迅隻是罵庸醫，不是罵中醫，因為庸醫害人隨處可見。“我父親並不反對中醫，反對的隻是庸醫。”這是全國政協委員魯迅之子周海嬰在全國政協第十一屆一次會議期間接受《中國中醫藥報》記者采訪時的開場白。
認為魯迅不反對中醫的依據是，在他遺留的文稿中，有他按照《本草綱目》抄下來的方子，請人家服用。周海嬰寫過一本書《魯迅與我七十年》，書中講到，他母親身體不好，有婦科病，請西醫看，魯迅有很多西醫朋友，可是許廣平的病一直治不好。這時就有人推薦許廣平吃一種藥，就是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烏雞白鳳丸。吃了烏雞白鳳丸，她的病很快就好了，好了之後，魯迅又將這藥推薦給了女作家蕭紅，蕭紅的病也治好了。
周海嬰說，我父親反對庸醫不反對中醫，是有史可查的。能證明魯迅並不反對中醫的，是他收藏了各種版本的中醫書籍，其中包括中醫、中藥、針灸、推拿等，這些中醫書籍不隻是擺設，他會經常拿出來翻閱。這麽看來，魯迅在內心並不反對中醫。後來魯迅在上海期間對中醫的看法確實發生了巨大變化。翻看他的《南腔北調集》就知道，在《經驗》一文中寫道：“大約古人一有病，最初隻好這樣嚐一點，那樣嚐一點，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幹的就無效，有的竟吃了對證的就好起來，於是知道這是對於某一種病痛的藥。這樣地累積下去，乃有草創的記錄，後來漸成為龐大的書，如《本草綱目》就是。而且這書中所記，又不獨是中國的，還有阿拉伯的經驗，有印度人的經驗，則先前所用的犧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還說，“古人所傳下來的經驗，有些實在是極可貴的，因為它曾經費去許多犧牲，而留給後人很大的益處。偶爾翻翻《本草綱目》，不禁想到了這一點。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裏麵卻含有豐富的寶藏。自然捕風捉影的記載，也是在所難免的，然而大部分藥品的功用，卻由曆久的經驗，這才能夠知道到這程度，而尤其驚人的是關於毒藥的敘述。”
魯迅對中醫的評價有褒有貶，不知這算不算是魯迅對中醫藥的逐漸認識。除了魯迅，還有另一位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梁啟超。很多人都知道，1926年3月，梁啟超因患血尿症住進北京協和醫院，經檢查診斷為右腎腫瘤，安排手術。當主刀醫生將他右腎切除後，經解剖並無腫瘤病變，而血尿症狀也未見好轉。出現這麽嚴重的醫療事故，不僅他沒有追究院方責任，而且家人對此一直諱莫如深，不願聲張，直至很久之後才披露真相，一時間，輿論嘩然。
為了止息風波，梁啟超用英文寫了一份聲明，標題是《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翻譯後發表在《晨報》副刊上，至今仍保留在協和醫院的病案中。他在聲明中寫道：“右腎是否一定要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據當時的診斷結果，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出院之後，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醫院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
很顯然，這不僅是一次失敗的手術，而是一起重大的醫療事故，可是梁啟超自己卻偏偏不這麽看待。正如國醫大師鄧鐵濤生前接受記者訪談時，評價這起百年醫案所說：“梁先生是寧可死在德國醫生的手術刀下，也不願意死在中醫的陰陽五行中。”
說來真乃巧合，1920年夏天，胡適患病，一用腦腳底就痛，說是腳氣病，但西醫診斷為心髒病。這年秋天，胡適到北京協和醫院就診，西醫認為病已不可治，但盡人事而已。意思就是囑咐家人準備後事。胡適回家後對自己的病非常憂慮，以為劫數難逃。身邊的朋友紛紛勸他不妨延請中醫一治，開始胡適不同意，他說：“中醫治病無科學根據，不足憑也，何況西醫也已束手。”然幾經勸說，胡適才抱著姑妄一試的態度，由北大教授馬幼漁介紹求診於名醫陸仲安。陸仲安用中藥治愈了胡適的病，當時成為一件盛傳各界的大事。胡適在1921年3月20日為一幅描繪陸仲安研讀醫書的畫像題跋時，明確證實了傳統中醫的療效與他本人的感激之情。這幅畫是翻譯家林紓為了感謝陸仲安治愈家人病症而贈送的《秋室研經圖》，可後來據說胡適對此事諱莫如深，個中原因頗可玩味。
林琴南先生的文學見解，我是不能完全讚同的。但我對於陸仲安先生的佩服與感謝，卻完全與林先生一樣。我自去年秋間得病，我的朋友學西醫的，或說是心髒病，或說是腎髒炎，他們用的藥，雖也有點功效，總不能完全治好。後來幸得馬幼漁先生介紹我給陸仲安先生診看。陸先生有時也曾用過黃芪十兩、黨參六兩，許多人看了，搖頭吐舌，但我的病現在竟好了。去年幼漁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腫至肚腹以上，西醫已束手無法，後來頭麵都腫，兩眼幾乎不能睜開，他家裏才去請陸先生去看。陸先生用參芪為主，逐漸增到參芪各十兩，別的各味分量也不輕，不多日，腫漸消滅，便溺裏的蛋白質也沒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頗引起西醫的注意，現在已有人想把黃芪化驗出來，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些什麽，何以有這樣大的功效？如果化驗的結果，能使世界的醫學者漸漸了解中國醫藥的真價值，這豈不是陸先生的大貢獻嗎？我看了林先生這幅《秋室研經圖》，心裏想象將來的無數《試驗室研經圖》，繪著許多醫學者在化學試驗室裏，穿著漆布的圍裙、拿著玻璃的管子，在那裏作化學的分析，鍋子裏煮的中國藥，桌子上翻開著《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類的古醫學，我盼望陸先生和我都能看見這一日。
在某些時候，人會身不由己，就連胡適這樣的社會名流也存在表裏不一的兩麵性。對於中醫治療的經曆，胡適白紙黑字有過記載，可過後又閃爍其詞，始終不肯痛快承認此事，連這篇文章也沒有收進《胡適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關報道中的枝節錯誤，矢口否認。害得胡適先生最忠實的門徒羅爾綱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說假話的先生，為什麽自己要說假話。（參見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
一個被西醫治壞了不肯聲張、一個被中醫治好了也不肯宣揚。梁啟超與胡適的治療結果雖然天壤之別，但用心卻完全一致，都是為了給西醫留足麵子，生怕敗壞了西醫的名聲。
1934年8月5日，著名史學家、中英研究院曆史語所言研究所長傅斯年在《大公報·星期論文》欄目發表《所謂國醫》一文，旗幟鮮明地反對中醫。傅斯年早年遊學英、德，學貫中西，其人心直口快，所言無忌。傅斯年這篇文章火藥味十足：“中國現在最可恥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氣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
在傅斯年眼裏，比匪患、外患還要嚴重的竟然是中醫，這個問題根本不是一個學術之爭，也沒有討論的必要。他認為中醫是腐朽的、與科學精神背道而馳的東西，對於中醫隻有取消一途。傅斯年在文章結尾處提出了他的意見和想法：“管理他們(指中醫)的衙門，當然是內政部禮俗司，而不該是衛生署……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傅斯年的文章引起了知識界和醫藥界的大辯論。8月13日，《大公報》發表《評傅孟真〈所謂國醫〉》一文，作者署名趙寒鬆。文章認為傅斯年沒有資格臧否點評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中醫學：“因為這種專門問題，僅憑膚淺的常識，尚且不能解答，若並膚淺的常識尚還缺乏，那便根本無發言的資格，無發言的資格而任意發言，僅憑個人簡單的直覺，發表一篇感情用事王婆罵街的論調，那更非號稱學者應有的態度了。”
8月18日，津門名醫陳澤東在《大公報》發表《論傅孟真侮辱國醫文》，批駁傅斯年的觀點。但是這位老先生的話玄而又玄，與其說是醫家所言，倒不如說更像陰陽家的論斷。傅斯年覺得極為可笑，他在隨後發表的《再論所謂“國醫”》中反駁：“請政府與社會上人士想想，是否可以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論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張廢中醫的強固證明？”
傅斯年的觀點得到胡適的支持，傅斯年是胡適最為器重的學生，胡適曾多次稱讚他是“稀有的天才”、是第一流做學問的好手，並且最適合做領袖人物。當時胡適主編《獨立評論》，他不但發表了傅斯年的《再論所謂“國醫”》，而且還轉載了先前傅斯年刊登在《大公報》上的《所謂“國醫”》一文。胡適在編後記中如此寫道：傅孟真先生前兩星期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所謂“國醫”》，引起了南北各地的“國醫”和他們的護法者的大罵。《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是十個星期輪到一次的，孟真先生等不及了，所以在《獨立評論》裏發表他再論所謂國醫的文字。我們為使讀者明了這場官司的起點，所以把那篇《所謂“國醫”》轉載在這裏。關於這個新舊醫的問題，我也頗有點意見，等孟真先生的話說完了，我也想寫一篇文字。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當然歡迎討論。但我們要聲明一點：像天津中醫公會陳澤東君所發表的五行六氣陰陽奇偶“哲學之極頂”一類的文字，恕不發表。
師生聯手，更是推波助瀾。這次辯論過去多年，中醫存廢問題仍然沒有平息。1941年，湖北參政員孔庚在國民參政會第二屆一次會議上提出了“調整衛生行政機構，中西醫學並重，漸求匯合為一，增進民族健康以利抗戰案”。當時外敵入侵，民族危亡成為壓倒一切的問題，民族主義也隨之成為當時最流行的主流話語。
孔庚巧妙地利用了這一背景，將中西醫之爭演變成為意識形態之爭。可是傅斯年不認可孔庚的觀點，兩人在會場上激烈辯論。孔當然辯不過傅，於是便開始辱罵傅斯年，說了許多粗話。傅斯年非常氣憤，大喊：“你侮辱我，會散之後我要和你決鬥！”
散會之後，膀大腰圓的傅斯年果真攔住孔庚決鬥，可當他看到孔庚70多歲的年紀了，身體又非常瘦弱，最後一刻將雙手垂了下來，然後說：“你這樣老、這樣瘦，不和你決鬥了，讓你罵吧！”
每當提到傅斯年與中醫論戰的這段經曆，就讓我想起一名遠在美國的西醫博士發來的一段視頻鏈接，這個視頻是一個叫“邏輯思維”的公眾號推送的節目，題目叫《你怎麽還信中醫》。主持人叫羅振宇，別號羅胖，節目也就是他個人的視頻脫口秀。而節目策劃人“能靠點譜嗎”是佛山電視台的製片人，在科學鬆鼠會還算是一個很有名的供稿人。這期節目專談中醫，羅胖說，現在中醫在社各界有一個稱呼，叫朋友翻臉、割席斷交第一話題。他說確實很多飯局都是這樣，朋友聚在一塊，剛開始氣氛非常之融洽，就因有人嘴欠，突然提出了中醫問題，結果飯局不歡而散。甚至還聽說有些因為爭論而大打出手。
羅胖說他自己也親身經曆過這種場合，就在製作節目的上一年，國內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企業家，召集一幫年輕的媒體人，說大家隨便聊一聊啊，什麽話題都可以。本來氣氛很好，就是因為突然有人把中醫話題提出來，結果現場就針鋒相對，吵成一團。好在現場有聚會召集人當和事佬，說咱們現在別聊這個，偏離話題了。回來、回來，咱們不聊了。好，大家都一致同意，可是不過五分鍾，竟然又有人把話題扯到中醫上了，以至於緊接下來的四五個小時，沒有正經話題可聊，整個都在聊中醫。那問題就出來了，其他方麵也有很多爭論的話題，對於一些有學養、有素質的人來說，能容忍異見，談什麽都允許有分歧的意見，這個一般都是可以接受的。可為什麽到了中醫這個話題，一旦形成觀點對立，往往就很容易被激怒、很容易翻臉？
這個問題還真有點複雜，現在距離傅斯年他們爭論的年代已經過去八十多年了，八十多年的風風雨雨，至今仍然沒有解決中西醫之爭的問題。於是有人專門列舉一長串近現當代激烈反對中醫的猛人：俞樾、曾國藩、餘雲岫、嚴複、梁啟超、魯迅、陳獨秀、胡適、汪精衛、梁漱溟、傅斯年、林語堂、周作人、郭沫若、陳寅恪、劉文典、何祚庥、方舟子、張功耀、王福重、羅永浩等等。這個名單從過去到現在，可以不停地排列下去，舊的一波走了，新一波又會到來，可說是生生不息，後繼有人。
為什麽總有那麽多人反對中醫？原因何在？歸根結底就是“科學”二字，科學就像懸在中醫頭上的斯摩達克利劍，隨時都有可能刺向靶心。嚴複說中醫缺乏實際觀察和邏輯推理，將中醫藥歸為風水、星相算命一類的方術。
梁漱溟說，中國說有醫學，其實還是手藝。十個醫生有十種不同的藥方，並且可以懸殊，因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藥，都是沒有客觀憑準的。
百年之爭，焦點所係，“科學”成為中醫走向世界的攔路虎。為了增強中醫的自信，2005年11月19日，中國中醫研究院成立50周年之際，將院名改為了中國中醫科學院。“科學”是一個高大上的詞語，縱觀中西醫之爭，西醫一直站在科學的輿論高地，隨意指責批判中醫，在醫療界明顯占據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