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與時代的遭遇
抹黑中醫的風氣由來已久。1827年郭雷樞(Colledge)來到中國，他作為東印度公司派往澳門及廣州十三行公司的傳教醫生，在澳門開設眼科診所，為貧民免費治病。傳教與醫療結合，他們從醫學的源頭找到了靈感，讓一個抽象難懂的事物變得生動具體起來，這種醫教結合的模式可以贏得中國人的信任，效果比單純傳教要好得多。郭雷樞向教會提出這個建議，教會正因為采納了這個建議，使西醫很快進入到中國。
1835年，《中國叢報》發表了郭雷樞撰寫的文章——《對用醫生來中國傳教的提議》，首次提出以醫學為先鋒進入中國。郭雷樞認為，中國人不能理解抽象真理，對世俗和身體利益特別關心，而不太關心提升道德和智慧的努力。不久郭雷樞又有一個新的發現，行醫過程不僅對傳教事業有益，而且對貿易更有幫助，同時還能深入民眾內心，有助於改造中國人的思想體係。
1838年2月，由傳教士裨治文、郭雷樞、伯駕共同發起了“醫學傳道會”，極力遊說西醫來華服務。最先響應這一提議的是美國公理會，此後，來華的傳教醫生不斷增多。
1835年，彼得·伯駕(Peter Parker)以牧師兼醫生的身份創辦了廣州教會醫院，很快成為當時最成功的西醫院。上自欽差大臣林則徐，下自兩廣大小官員，全都求診於伯駕門下。直隸總督李鴻章不僅請西醫治病，而且為感謝英國倫敦會傳教醫師馬根濟治愈他妻子的重病，他資助馬根濟在天津開辦“總督醫院”。一時間西醫聲譽鵲起，信者日眾。
當時在“新政”浪潮的影響下，地位崇高的太醫院也開始門庭鬆動，醫療與教育出現了新的趨勢，連光緒皇帝也多次請西方使館醫生治病，或由中醫兼通西醫的醫生會診治療。太醫院開始增加西醫的培養，創設了衛生科、衛生處、衛生司，創辦了官辦醫院。
隨著西醫傳入，中國留學日本、美國、英國、德國的大批西醫也相繼回國，並且逐漸掌管了衛生行政大權。隨之迎來了一次顛覆性的醫療變革，社會輿論逐漸傾向於西醫，中醫被扣上保守、落後、不科學，甚至是愚昧無知的帽子。這一時期，中西醫之間的學術流派、思想宗派鬥爭激烈。到了民國初期，這一趨勢明顯加快，日本明治維新廢止中醫的政策，也用拿來主義的方式被照搬到中國。
如果要追溯誰是近代中國主張廢除中醫的第一人，恐怕當推清末國學大師俞樾。俞樾，浙江湖州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吳昌碩的老師，曾國藩的好友，晚清著名學者。這位舉足輕重的人物，為何會反對中醫？
起因是感情深厚、相敬如賓的夫人突然病逝，他無法接受。夫人從西湖搖棹返蘇，路感風寒，本非不治之症，但僅過了一月，竟溘然長逝，陰陽相隔。小病致死，令俞樾萬分不解，哀痛之中，他遍閱醫家典籍，誓要找出症結所在。一番探究，終於發現所請大夫皆為庸醫，竟然不知三部九候診脈法，不明病因、不知病位，盲目用藥，自然有此惡果。
誰知前痛還未過去，後傷又隨之而來。夫人過世後，兩個兒子相繼病倒，一個離世、一個癱瘓。生死離別、疾病傷痛，讓俞樾感到中醫的無能。悲痛萬分的俞樾，開始對中醫口誅筆伐，進行最猛烈的抨擊。
1879年，俞樾因“恨俗醫不知古，下藥輒增人病”，作《廢醫論》，之後又推出《醫藥說》。他從中醫古籍中尋找矛盾之處，加以係統批判，並提出了“醫可廢，藥不可盡廢”的觀點。
雖然俞樾明確提出廢除中醫的主張，後來有病也不服藥，委身天命，直至病重時，得到杭州名醫仲昂庭診治而得愈。沒想到這個對中醫已經絕望之人，最後還是重新認識了中醫，發出“道未絕矣”的感歎。
不過俞樾發起的廢醫論與後來的中西醫之爭有著本質的不同。清朝末年的中醫存廢之爭完全不涉及國家利益，當時國內的醫療都屬私有製，外來的醫療機構也是私人性質。從皇親國戚到平民百姓，都有選擇自己所喜歡所信任的醫療自由。你覺得西醫好，你可以選擇看西醫；你覺得中醫好，你也可以選擇看中醫。
在政府要員中，李鴻章既看西醫，也看中醫。曾國藩則“決意不看中醫”。盡管他們都是政府的股肱之臣，但是，他們的偏好並不影響國家的醫療政策。當時的清朝政府沒有衛生部，醫生與其他手藝人一樣，依靠師徒傳承，開業和執業相對自由。所以，醫生的“飯碗問題”完全不需要李鴻章和曾國藩他們去操心。因此當時的中醫存廢之爭，既沒有影響國家的中醫政策，也不妨礙中醫郎中開業接診，對中醫沒有造成實質性傷害。
到了民國時期，情況則完全發生了變化，廢止中醫，改變舊傳統、舊文化的隊伍逐漸壯大。1912年北洋政府時期，成立了中國科學社。從此中國人開始探索自己的科學教育問題。接著大學該不該開設中醫課，就成了中國曆史上第二次中醫存廢之爭的焦點問題。
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參照日本學製，製定了《壬子癸午學製》（1912～1913），非常武斷地規定在大學不設中醫課。當時的政府在教育部第一屆臨時教育會議上，通過並隨後頒布了《中華民國教育新法令》。該法令前後頒布兩次(1912年11月和1913年1月)，把“中醫藥”剔除教育學科，隻提倡專門的西醫學校。1913年頒布的第二個《法令》依然沒有中醫。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係統‘漏列’中醫案”。
1914年，當時的教育總長汪大燮主張廢除中醫中藥、取締中醫教育。接著江西省政府頒布了取締中醫章程32條，與汪大燮的主張遙相呼應。
1923年，國民政府通過了《取締中醫實施細則》。1925年，國民政府又頒布了“禁止中醫進大學”的法令。由此可見，中醫藥不許進入大學是當時的中央政府一貫堅持的政策。不過，在那個時候，中醫教育的主流是以師帶徒的傳承模式，全社會也不存在學生就業、教師評職稱、醫生考行醫執照等問題。為此中醫界對大學該不該開設中醫課顯得態度平淡。大學不開中醫藥課程，想學醫的照樣可以學醫、想行醫的照樣可以行醫。由於中醫沒有官方化，還屬於民間事物，因此這兩次中醫存廢之爭都沒有形成太大的利害衝突。
到了1928年，國聯(聯合國前身)的官員來中國考察，發現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居然還沒有衛生部。國聯強烈要求中國政府成立一個負責全國醫療衛生事業的機構。就這樣，中國才有了衛生部(當時叫“全國衛生委員會”)。這個機構甫一成立，首先就遇到了一個大問題：誰是醫生？給那些開中醫單子的、推拿按摩的、拔火罐的、鑲牙的、放血的、刮痧的、燒香畫符咒的“中醫醫生”頒發行醫執照行不行？當時有人誇張地估算過，如果給這些人頒發行醫執照，那麽中國有70%的人都有行醫資格，都將成為合法的醫生。
1929年2月下旬，南京黃埔路1號衛生部大樓內，迎來中央常委委員褚民誼、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顏福慶、哈爾濱東北防疫處處長伍連德、南京鐵道部醫政處處長胡宣明、中國醫藥聯合會上海分會主席餘雲岫、南京軍事醫學院院長楊懋、上海國家衛生研究所所長陳方之、上海市衛生局長胡鴻基、北平市衛生局長黃子芳、天津市衛生局長全紹青、南京市衛生局長胡定安、廣州市衛生局長何熾昌等共計十七位意氣風發的代表。他們是新任衛生部長薛篤弼從全國各地禮聘的醫療衛生專家，前來參加全國“中央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特別涉及了“醫生資格問題”。出席全國衛生會議的委員一致認為，醫生需要一定的醫學、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微生物學知識。中醫醫生全都缺乏這方麵的知識。因此，中醫醫生不夠醫生資格。國家應該逐步廢止中醫，而不應該盲目地認同中醫醫生行醫。
在當時對“衛生”這個概念被理解為純粹的西方醫學，故衛生行政大計根本未考慮到中醫參與的可能性，受聘的委員清一色西醫出身。然而會議上，卻偏偏專門討論了有關中醫的問題，而且還形成了決議案。這是一個信號，“西醫在朝，中醫在野”的局麵從北洋政府開始就定下了基調。
“中央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共討論議案49件，其中有4項涉及中醫，最主要的是中字第十四號提案——《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提案人餘雲岫，浙江鎮海人，早年留學日本，頗受日本明治維新廢棄漢醫的影響，歸國後提倡“醫學革命”，主旨就是效法日本，廢除“舊醫”(指中醫)，全麵推行西醫。此次出席會議，餘雲岫的提案全麵展開對中醫的攻擊，曆數中醫“不科學”，還從醫療衛生行政的角度提出：“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能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為民族進化計、為民生改善計，不可不取斷然手段。”
餘雲岫提出的所謂斷然手段，包括限期施行舊醫登記，領取執照後方可執業；對已登記的舊醫進行新醫培訓，獲得證書才能繼續執業；舊醫年滿50歲以上，國內從業20年以上者，可免受補充教育，發給特種營業執照，期限15年，但不準診治法定的傳染病及發死亡診斷書；禁止登報介紹舊醫，檢查新聞雜誌，禁止非科學之醫學宣傳；禁止成立舊醫學校……
2月24日下午，“中央衛生委員會”在臨時會場專題討論有關中醫的四項提案。按照餘雲岫的說法，他的意見在委員中獲得全票通過，唯一有疑問的是列席會議的兩位衛生部年輕職員，他們提出給中醫進行登記的時間是否過短；提案所說檢查新聞雜誌，是否不合國民黨總綱關於言論自由之規定。然而由於提議者人微言輕，兩個疑問均被委員中身份顯赫、人貴言重的褚民誼、提案者餘雲岫堅決駁回。
一個事關中醫命運的決議，竟然在中醫全體缺席的情況下被通過，過程中隻有如何執行的討論，沒有是否應實行的辯論。在滿座西醫看來，那根本是無須辯論的事情。會議結束後，躊躇滿誌的委員們各歸本省，等待開啟醫學革命的新征程。
然而委員們萬萬沒想到，這個決議會招來一場抗議風暴。2月26日，上海《新聞報》用一則簡訊披露了會議決議的信息。3月4日，餘雲岫主編的《社會醫報》更是高調出刊，以傲慢的姿態推出“中央衛生委員會”專刊，詳載其提案內容，該提案被新聞界稱為“廢止中醫案”，引起社會各界震驚。如果餘雲岫提出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得到實施，中國醫療保健數千年積累的優秀遺產，將毀於一旦，走上徹底消亡的道路。
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中醫中藥界、海內外華人團體無不為之震驚，各地中醫藥行業、報館、商會，紛紛致電南京政府，表示強烈反對。1929年3月17日，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在上海總商會開幕，有來自15個行省、132個團體、262名代表出席。大會提出響亮的口號，“擁護中醫藥就是保持我國國粹”“取締中醫藥就是致民病的死命”“反對衛生部取締中醫的決議案”等標語，遍於中醫診所與藥店醒目處。會場內懸掛巨大條幅：提倡中醫以防止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止經濟侵略！
為期三天的大會，上交提案193件，發表了大會宣言，組織成立永久性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推選謝利恒等5人組成赴京請願團，要求撤銷“廢止中醫案”，請求中醫藥學校加入學校係統，準予立案等7項要求。同時將3月17日定為中醫藥大團結紀念日，後稱“國醫節”。
可是當時大多數人被潮流裹挾，支持廢止中醫者，大行其道，中西醫之間的爭論日益激化。廢止論者多能得到實權者支持，而爭取中醫合法地位的中醫藥界，雖有輿論與社會各界支持，但手中無權，明顯處於劣勢。在這種情況下，餘雲岫與“中央衛生委員會”一幫人利用報刊發表文章，與請願團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辯論中言辭激烈，不僅成了消滅中醫的學術爭論，而且上升為別有用心的政治陰謀，話裏充滿了火藥味。
為尋求有力支持，請願團在南京得到了陳立夫、於右任、焦易堂等要人的支持，後來還找到了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孫科是立法院院長，汪精衛是行政院院長，由於行政院確定了廢止中醫的議案，而孫科便在立法院起草《國醫條例》，允許中醫生存。兩人因這事懟上了，汪精衛說，立法院不取消《國醫條例》，我就辭職，不當行政院院長了！以此來施壓孫科。然而孫科也毫不示弱，反擊道：你那個取消中醫議案不撤回，我也不當立法院院長了！兩人為此吵了起來。
在民國立法院檔案中，至今還存有汪精衛致孫科的親筆信函。從毛筆豎寫的信函中可以看出汪精衛是廢止中醫的後台，他積極地將日本廢止中醫的政策在中國推行。
哲生先生惠鑒：茲有中華醫學會代表牛惠生、顏福慶兩位先生前來訪謁，對於所謂《國醫條例》欲陳述意見，弟憊此事不但有關國內人民生命，亦有關國際體麵，若授國醫以行政權力，恐非中國之福。前在中政會議已再三痛切言之，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設法補救，是所至之禱，茲因牛、顏兩先生來謁之便，順貢數言，敬祈察酌。
此上，敬請，暑安！
弟汪兆銘頓首。八、五。
1931年3月17日，中央國醫館排除重重阻力，在南京正式成立。經過中醫藥界代表217人、社會各界代表300多人，推選出名譽理事43人、理事98人，並於成立當天以國府813號令公布。中央國醫館理事會全體大會推選陳立夫為理事長，彭養光等10人為常務理事，焦易堂為館長，陳鬱、施今墨為副館長。中央國醫館的建立是中醫界保存實力、發展中藥的一次可喜成果。
可惜因時局變化，中央國醫館無法實現振興國醫的預期目標。中央國醫館與地方分館、支館，在教、衛兩部不斷改變臉譜的態度下，加之隻是一個半行政、半學術性組織，經費捉襟見肘、人員想法不一，內部分歧嚴重，它所能起的作用越來越局限，範圍也不斷縮小，最後名存實亡。
正如中國中醫科學院榮譽首席研究員、中醫史泰鬥李經緯先生在他所著的《中醫史》一書中描述的：20世紀前50年，確實是中醫發展史上一個黑暗時期。幾次廢止中醫的大規模爭論和衝突，在表麵上看，中醫似乎取得了勝利，其實是明勝暗敗。西醫在朝、中醫在野，中醫無職無權，一番抗爭，除在精神上得到些許安慰，最終還是兩手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