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言儒學者，有漢學宋學之爭。漢學一詞，本始於清人之反宋明而上追兩漢考據之業。宋學一詞，本指兩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心性或義理之學。(欽夫、伯恭，皆朱子同調，永嘉一派亦伯恭開之。)其實，言宋學即已攝明學。明學以陽明為主。陽明仍是承兩宋心性之學，但自有創發，且與陸子較近，其視伊川、紫陽，則入手工夫不必同。而陸王之徹悟，實有高過於程朱者。此心性學之內部，所以有程朱、陸王二派之爭。(亦可雲宋明之爭。)但如對漢學而言，(即對考據之業而言。)則陽明固是程朱象山後嗣，即明學統於宋學，不須別出言之也。
晚明諸儒之學，(明季諸子，今人多列入清初，此甚無理。)雖多力反陽明，且上詆程朱，然諸儒根本精神自是宋學，後當略說及之。
漢學全是注疏之業，蓋釋經之儒耳。宋學於心性或義理方麵確有發明，衡其學術，蓋哲學上之唯心論者。(明儒便立心學之名。)其思想甚有體係，其所造極深邃。明儒陳白沙曰：“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惡其太嚴也。”白沙此評，其胸中元有千言萬語，無法向人道。斯理是何等道理?雲何見得宋儒言之備?又雲何見得太嚴?又雲何惡之?後人既不會白沙意，亦不複求之，真可痛惜。白沙天資甚高，所以能見宋儒得失。晚明習齋諸儒，其評宋儒已多失當，至清人則皆為狂犬之吠矣。嗚呼，論學談何容易?宋儒因受禪家影響，不注重辨析，而宗教氣味頗深，難免迂固拘執等病。此其短也。要之，宋學自是哲學，本非以注釋經書為務者。宗經之儒，古有孟孫諸賢，後世則宋學家亦其流類。夫漢學，但治文籍，而搜集其有關之材料已耳。清世所稱經學大師，其成績不過如此。宋儒則窮經而能得意於文言之外。《易·係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先聖苦心誨人語也。今人必謂義盡言中，此則三家村較晴量雨之言，可作是說。聖賢所窮者極其大，所造者極其微，其深遠之蘊，何可於文言中表達得出?文言畢竟如箜蹄，要須會意於文言之外耳。其學主反己，而天下之理得。《禮運篇》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鄭玄注：“反躬猶言反己。”按反己二字，確是孔孟最上一著工夫。宋學能尋此血脈，而勿失之。工夫是否做到好處，乃別一問題，其認定此項工夫去努力，則不容忽視。天下之理得者，言自反而識得吾生之真，則萬化之源、萬物之本，無待外尋。吾與天地萬物，非有二本故。此就源頭上立言也。由實踐以契真源，(宋學精神在此。)其所自得者深，豈為注疏之業者可測其中藏哉?漢學家每以空虛薄宋學。其實，程朱陸王諸大師探造化之微，究天人之故，其思理深邃，其生活充實，庶幾宗廟百官之美富，空虛雲乎哉?或曰：宋學短於致用，故不免空虛之譏耳。答曰：漢學之所考核者，果為何事?其空虛不又甚乎?雖宋學未識先聖之全體大用，而於本原處，要自有所認識，未可薄也。聞今人談學術史有欲泯漢宋之界者，不知漢學僅為治經之工具，(此等工具，為宋學家所必須留意不待言。)宋學才是一種學術，(即是哲學。)實乃宗經而特有創發。二者不容混視，何須深論。若謂一人為學，於漢宋宜雙修兼備，此則另是一事。而漢學宋學之類別不可紊，則有識者當不以餘言為妄也。
漢學畢竟是學術界萬不可少之工作。凡讀古書者，於其訓詁名物度數等等，(度者，度製，凡社會組織與政治中一切製度、法令，以及禮俗等等，皆屬度製。數者，數量。一切事物，莫不有數量存乎其間，故考據之業，亦須通數學。)若茫然不知，則與不曾讀書者何異?如此，則古人之精神遺產，吾實未能承受之，是自處於孤窮也，不智孰甚。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又言：“夏殷之禮，而傷杞宋之文獻不足征。”則孔子如生乎後之世，其必不忽視漢學可知也。大凡注重哲學思想者，其讀書於考據方麵決不輕忽，而亦決不能如考據家一般精博，因其為學路向不同，其致力處自別。彼之從事考據，大抵視其思想之路向，與構成其思想體係之所需要者。如《論語》一書，考據家讀之，於訓詁名物等等方麵，均須詳考為佳，而哲學家讀之，於名物等等，若無甚關於彼思想中之所急須參考者，則不妨闕疑。餘嚐言，各人讀書之注意不同，正如多人入山，其注意各別，樵者入山隻求薪木，工匠入山隻求建築材料，畫家入山隻領略自然神趣。善讀書者，須識此意。漢學家見宋儒考核有未審處，便詆侮無所不至，此甚錯誤。漢學家補宋儒考核之所不及，固其宜也，若以其注經有未審而遂輕視宋儒學術，則大不可。然宋學家治經，如能創通大義，另有發揮，自屬重要，而注經於訓詁名物等等，不肯闕疑，則亦非注經之道。
漢世經師，約有數善：一、保存古義，功不可沒。二、服膺經訓，確立信條，躬行甚篤。如孝弟力田等信條，漢人特別提倡，一切道德均依此根本信條發生。孝弟為萬德之萌芽，力田即注重勤勞與自食其力。故漢人篤實，無僥幸之風，但至東京此意漸衰。三、通經致用，非徒侈博聞，事箋注。但其致用，隻在帝政之下言匡濟，如輔君德及用人行政方麵，竭力以圖功效。自漢以迄於清世，所謂名儒名臣經國濟民之大業，不過如此。至於社會及政治上許多根本問題，如君主之權力及貧富不均等等，漢以來儒者似少能注意。因其隻為考據之業，未知於大處用思故耳。然昔儒能留心當世之務，大而宰天下，小而一官一邑，一旦居職，能切實奏效。漢世公卿與循吏，至今為美談。四、西漢之儒，其尊信經義，期見之實行。至有犯死而不安含默者，如眭孟、蓋寬饒等，欲實行經說中天下為公之旨，乃悍然據經義上書皇帝，請其退位。當昭宣之世，朝無莽操，野乏伏戎，其本人又無私黨，而純以崇信經義之故，遂以求賢禪位、責天子，至殺身不悔。此等精神，至為偉大。但至東京，則桓榮之徒，以治經幹祿，後世經生，益不堪問。漢學有四善，今之學者，所宜恭敬奉持。清儒雖以漢學自標榜，然從許鄭入手，隻以博聞是尚，於西漢經儒之整個精神，全無所感。清人托於漢學，實已喪盡漢學血脈也。然清儒旁搜博考之勤，亦有足稱者，由治經以及於天文算學乃至子史。逮清末而諸子思想漸昌，得與西洋思想相接納。如嚴複評點老子，頗以西學相發明，章炳麟表章墨辯，梁啟超等提倡荀子。諸人雖無所發揮，然已引起學者注意，足以開鬱滯而起求知之欲，乃可吸收西學也。千載歇絕之佛家相宗，亦乘運而興。晚明王船山首研相宗，而後無繼者。至清末楊仁山，學佛雖宗賢首，而於相宗極提倡。其弟子歐陽竟無，遂盛弘斯學，幾越唐賢。章炳麟於此宗，致力亦勤。語言文字之學，更蔚為大國。金石文字之研究，為近日發掘工作之先導，大有助於古史。(今之利用發掘物而逞臆論古者亦不少，所望有純正謹嚴之學者能正其謬。)清儒最得力處，在其治學方法。胡適之曾有一文論之，茲不可贅。向者梁任公每頌清儒董理之績，擬諸歐洲文藝複興，餘意未足相擬。歐人文藝複興時代，自有一段真精神。申言之，即其接受前哲思想，確能以之激發其內在之生活力，而有沛然不可禦與欣欣向榮之機。(沛然者，充實與盛大貌。)否則能有善果乎?
清儒之流毒最甚者，莫如排擊高深學術一事。夫學以窮玄為極，而窮玄以反己自識真源，盡其心而見天地之心，盡其性而得萬物之性。(天地之心、萬物之性，並謂本體。夫言乎本體，則吾與天地萬物之所同也，但以其主乎吾身則曰心，以其為吾所以生之理則曰性，故盡吾之心而見天地之心，盡吾之性而得萬物之性者，以吾與天地萬物本同體故。)斯為遊玄而不失其居。《新唯識論》始於“明宗”,終以“明心”,此中土聖哲所共同之心印，吾承之而不敢墜耳。夫玄之為言，以其理之無定在而無所不在也，非逞臆談空，可謂之玄也，非虛構一種全無根據之空洞理論，可以謂之玄也。窮玄而反諸自家心性，始悟天地萬物同體之實。故宇宙生生不息之無盡大寶藏，自反而即得之，毋待外求，是雲不失其居。居此者，天地之日新無窮，皆我之日新無窮，萬物之變化富有，皆我之變化富有，豈不樂哉?故學術之窮高極深者，莫如談心性，生生之源，化化之本也。(以上心字，皆謂本心。本心即與天地萬物同體，非心理學之所謂心也。心理學之心，亦是本心發用，然已為形役，又雜習染，便不是元來體段，而亦成為物矣。此不可毋辯。)學必至此，而後一切學術有其宗極；知心至此，而後一切知識得所會歸；萬德以此而有根源，身心以此而有主宰。(身心之心，即心理學之心。)至哉斯學，千聖之所輾轉相傳，何可一旦廢而不講。夫宋儒心性之學，遠承孔孟。周子以“主靜立人極”,而於“靜”字下，自注“無欲故靜”,則此靜非與動相對之靜也，而以停止之靜譏之可乎?“立人極”三字，的是尼山宗旨。明道《識仁篇》證之《大易》、《論語》及群經，孔子之學師本求仁，蓋無疑義。(此意已見第一講，可複看。)伊川朱子之學，“居敬”為先。敬則徹動靜而一於仁矣。此以心之應接事物時名動，物感不交時名靜。敬隻是心不散亂，動時盡自澄明，泛應曲當，靜時炯然，毋有昏昧。動靜一於敬，即動靜皆不違仁體。《論語》及六經，大都言敬。此是孔門心法，與禪家習靜工夫迥別。伊川朱子皆有見乎此，雖不免有拘執之病，未得如孔門之自然。學者但知其病處，即不至誤學，而何可根本排斥之乎?陸子之學，以先立乎其大為宗。大者謂本心也，仁體也。《論語》所雲“三月不違”與“日月至者”皆此而已。(此者謂“本心”或“仁體”亦即謂“大”。)“日月至者”,知及乎此而未能立也；“三月不違”,則幾於立矣。(三月，久詞也，勿作三數解。)陸學遠紹孔門，複何疑?陽明言致良知。《易》曰“乾知大始”,又曰“乾以易知”,是良知即乾元也。乾元亦說為仁，良知與仁非二也。(以生生不息言仁，以非迷暗之動，故言知，其實一體也。)宋學確承孔門心法，而言其受禪家影響者，隻以其熏染宗教氣味，工夫把持甚緊，(宋明儒亦皆知工夫不可把持過緊，而實則早已於無形中受此病。譬如佛家說不著，實則早已著了空寂也。孔子說話，便無所謂著與不著。)故本非禪而又不免似禪耳。禪家認識心體，何曾乖異吾儒?隻禪宗未變更其出世教旨，工夫不免與吾儒異。則其於心體之證解，自有不與吾儒全同者。譬之嗜好不同之人同吃一菜而各人所得之甜酸等味，終有不全同者。此中以嗜欲不同喻工夫之異，菜喻心體。禪家證見心體，總是寂的意味深；儒者證見心體，隻是仁。仁本未嚐不寂，不寂便是私欲起而為障，非本心也，非仁體也。孔子說仁者靜，此靜字不與動對，乃寂之謂也。悟此，則無疑於吾《新論》“明心章”之旨。但仁體本寂，而儒家卻於生生不息方麵證會獨深，因此不至耽寂。儒家畢竟得其大全，而一味滯寂卻是逆造化，卻是反人生。吾遊於儒佛之間許多年，經曆甘苦，實有不能為人道者。學問豈是聞見之功、猜度為務者乎?宋學雖不免有幾分耽寂意味，然事上磨煉一語，卻是宋學共同主張，程朱陸王皆然。此其所以異於禪也。宋儒失處不妨彈正，而絕不可一味輕薄，一概屏斥。清儒徒以考據之業，不知天地間更有甚理道，遂乃悍然詆侮宋學，若非滅絕之不可者。夫六經廣大，無所不賅，而言其要極必歸之心性。自漢以後，此意久絕，宋學確能續此血脈，何忍輕毀，又何可輕毀?
心性之學，所以明天人之故，究造化之原，彰道德之廣崇，(廣者繁廣，道德隨事發現，無定形也。崇者崇高，超脫小己之私故。道德即心性之發現。)通治亂之條貫者也。(治亂之幾，固視乎人群相生相養之製度與法紀之當否，而製度法紀之所以當者，必出於道德。道德必有內在之源泉即心性是也。功利論者，不明此理。他日有暇，容當論之。)此等高深學術，雲何可毀?人生如果完全缺乏此等學術之涵養，則其生活無有根源，(古詩雲“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隻是不返自家生活根源，故有空虛之感耳。根源謂心性。)而一切向外追求之私，芒然紛然，莫知所止。(私者，言其純是逞小己之欲，亦即羅素所雲占有衝動。芒然，惑亂貌。紛然，繁雜貌。莫知所止，終無饜足，苦之甚也。)人生永無合理之生活，不亦悲乎?清儒反對高深學術，而徒以考據之瑣碎知識是尚，將何以維係其身心，何以充實其生活?民質不良，至清世而已極。士習子浮淺，無深遠之慮；逞於僥幸，無堅卓之誌；安於自私，無公正之抱；偷取浮名，無久大之業；苟圖囂動，無建樹之計；輕易流轉，無固執之操。(為學則喜趨進時尚而無所守，喜新者不必有得於新，時尚而已，守舊者更不知舊學果為何物，保存國粹之聲，出於口而實未曾經於心。此清末民初之情形也。)蘇聯革命二十年而已大強，吾國自清末以來，隻見腐敗勢力之逐層崩潰，而實難言革命。人材衰敝，乃至如斯。蓋自晚明諸子之沒，將三百年，而士之所學，唯是瑣碎無用之考據，人皆終其身而無有玩心高明之一幾。(玩心高明四字，甚吃緊。此等境界，難以言說議擬。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雲雲，孟子“上下與天地同流”。悟此者，便超越小己，才極高明而道中庸。)學則卑瑣，誌則卑瑣，人則卑瑣，習於是者，且三百年，其不足以應付現代潮流而措置裕如，固其勢也。嚴又陵嚐曰：“學術之敝，至於亡國。”吾於清代漢學風會，有餘恫焉。此等風會，於今猶烈。國內各大學文學院及文科研究所，本當為高深思想之發生地，而今則大都以無聊之考據為事，士之狃於俗尚而無獨立創辟之智與勇，非三百年來漢學積習錮之者深歟!夫漢學家，大多數與朝貴為緣，(內而王公與達官，外而督撫大吏，皆漢學家之所依附。宋明在野講學之風，至清而絕矣。)故思想不得開拓，而以無用取容。儒學精神，至此剝喪殆盡，而可與歐洲文藝複興時代相比擬耶?晚世學人好為影響之談，理不求其真，事不究其實，此可戒也。凡考古之學，與夫古籍訓詁名物等等之考核，在學術界中本應有一種人為之，其有助於吾人稽古之需，功自不可沒。然萬不可謂此種工作便是學術，且踣擊一切高深學術而欲率天下後世聰明才智之士，共趨於此一途。錮生人之智慧，陷族類於衰微，三百年漢學之毒，罪浮於呂政，而至今猶不悟，豈不痛哉?
或有問言：先生之責清代漢學也，固不為過。考據可為也，而以是倡為風氣，使舉世為之，甚至三百年來之人皆為之，則民之智德力皆無所資以含育，而國有不危者乎?雖然，宋儒高談心性，而於實用之學未免空疏。且心性之學偏於求靜，其流失必歸緩懦。民族之衰，實自宋始，先生獨不責宋學耶?
答曰：宋儒之世，本當複興晚周學術思想之全部，惜其識量太隘，錯過此機。吾前已言之矣。然疇昔郡縣之局，人智未易發展，宋儒殆亦環境所限歟。餘嚐言，宋儒之最可責者有二：一無民族思想，二無民治思想。典午至於北宋，胡禍已慘痛極矣。五代昏亂之小朝廷，幾皆胡主。諸儒父祖，身受其毒。中夏之衰，由帝者宰割天下，使群黎百姓無以自獻其智與力，故胡禍不可禦耳。《春秋》著攘夷之義，《論語》大管仲之功，孟子有民貴之論，此皆諸儒所朝夕諷味者。而乃安於現狀，一無省發何耶?孫複鄙陋，托《春秋》而張尊君之邪說。邪說既昌，夷狄以鳥獸行戮辱兆庶而幹天位，則尊之親之；盜賊以鳥獸行戮辱兆庶而幹天位，則尊之親之。乾坤毀，人道滅，可痛孰甚?《春秋》書弑君之事，稱國以弑，明君無道，國民當行革命也。而複乃釋曰“稱國以弑，舉國之眾皆可誅”,以鄙夫之心，厚誣聖文，逆天理，禍生民。周程諸老先生不能正其謬，崇其邪說，流毒千年，直至歐化東來而邪說始息，豈不哀哉?
謂宋學不能大挽衰運，吾固相當讚成。(前已謂其不能倡明民族治等思想。)謂宋學絕無所補於衰運，餘又何忍苟同?經胡禍之長久摧殘與佛教之普遍侵入，北宋諸
師崛起而上追孔孟，精思力踐，特立獨行，紹心性之傳，察理欲之幾，嚴義利之辨，使人皆有以識人道之尊崇，與人生職份之所當盡，而更深切了解吾民族自堯舜以迄孔孟，數千年文化之美與道統之重，(餘少時從事革命，對宋學道統觀念頗不謂然，後來覺其甚有意義。蓋一國之學術思想，雖極複雜，而不可無一中心。道統不過表示一中心思想而已。此中心思想可以隨時演進，而其根源終不枯竭。)卓然繼天立極，而生其自尊自信之心，自知為神明之胄，而有以別於夷狄鳥獸。故宋儒在當時，雖未倡導民族思想，而其學說之影響所及，則民族思想乃不期而自然發生。鄭所南、王洙、王船山、顧亭林、呂晚村諸大師，皆宋學而盛弘民族思想者也。
理學跨越前代甚遠，黃梨洲之言確爾不誣。明儒對禪宗之了解，比有宋諸師確深，其離禪而卒歸之儒也，大抵由歸寂而證會生生，其所得甚深。餘欲得暇而詳論之，卻鮮此暇。蓋自陽明倡學南中，承朱子而去其短，宗象山而宏其規，灑脫而無滯礙，雄放而任自然，其後學多有擒生龍搏活虎手段，奇哉偉哉!宋學傳至陽明，乃別開生麵。當此之時，君昏於上，學盛於下，自是而思想自由，人才眾多。以逮晚明諸子，學不囿於一途，行各踐其所知，庶幾晚周之風可謂盛矣。清儒以考據眼光，輕薄明儒最甚，何損日月之光，適憐其螳臂而已耳。使明季不亡於滿清，則中夏之隆，當以文化沾被大地。
宋學約分五期。一、肇創時期。周子、二程、橫渠、堯夫，皆宋學開山。而伊川年事較輕，吸收較廣，講學著書較久，受患難較深，剛大不可屈撓之氣，亦感人最深，故為學者所宗。
二、完成時期。朱子生南宋，值理學被禁幾絕，獨起而弘揚之。北宋諸大師遺書，搜集編訂，以授學者，又遍注群經，以及於史。曆算等學，無不研尋，地質且有發明。考據之業，實導先路。朱子願力甚宏，氣魄甚大，治學方麵頗廣，其真誠之心與勇悍之氣，可謂與天地同流。朝野奸邪構害雖烈，初不以死生易慮。宋學蓋完成於朱子，張欽夫、呂伯恭、陸象山兄弟，則皆與朱子相為羽翼者也。而象山之學，獨與朱子有異。
宋學自其初創，以至完成，其最大之功績，略言之：(一)自魏晉以來，經夷狄與盜賊長期**，人道滅絕之餘，印度佛化乘機侵略，諸師始表章六經，尋堯舜禹湯，以至孔孟之緒，明道統之傳，使人知人道之尊嚴與中夏文化之優越，卓然異於夷狄。吾人知所以自尊自信，故元、清以邊疆夷俗入主，一則不久而覆，一則完全同化於中原禮義之教。吾人自尊自信之潛力，宋學養之已深也。(二)六經浩博，漢唐以來經師考據之業，於六經之大道，茫然無所究明。諸師始教人反求之心性，而又特標四子書①,以明六經宗趣，於是聖學的然可尋。人皆知心性之學，當實踐於人倫日用之地，而耽空溺寂之教，異乎聖道。
三、宋學初變時期。宋元學者皆誦法程朱，明初猶然。及陽明先生崛起，龍場一悟，始以至良知教學者，其學與朱子大異，而與象山較近，是為宋學初變。程朱之學，曆宋元及明代，傳習日久，大抵注重踐履，守先師語錄甚嚴，而於本原處無甚透悟，學日益隘，人日習於拘執。故陽明先生發明良知，令人反己，自發其內在無盡寶藏與固有無窮力用，廓然豎窮橫遍，縱橫自在。莊生所雲“自本自根”,朱子詠塘水詩所謂“為有源頭活水來”,差可形容。宋學至陽明，真上達矣。(陽明雖發現良知真體，而禪與老虛寂意思究過重。吾《新論》談本體，雖申陽明之旨，而融虛寂於生化剛健之中，矯老釋之偏，救陽明之失，於是上追《大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人生毋陷於迷亂，毋流於頹廢，其在斯乎。)
四、宋學再變時期。晚明諸子值東胡內侵，乃奮起而致力於學術思想之改造。是期之學者，大抵反陽明，而於程朱心性學之根本精神，則確守而益加虔，以矯王學末流狂放之弊。然諸儒皆嚴毅而不至拘礙，廣博而備極深厚，崇高而不失愷弟，(《詩》雲“愷弟君子”,言平易近人。)是其矯枉而無或過正，所以為美。此期學者甚多，思想派別亦極複雜。此中不及詳，但
總舉其優點，約有五：
(一)為學尚實測，堪為近世西洋科學方法輸入之強援。明世王學，其長處在理性之發達。宋儒受外來佛教精神之震撼，(諸儒雖反佛，甚至昌言駁輪回，而實則皆深受輪回說之影響，其精神生活中，極富宗教氣味。)及傳統觀念過重，(尊孔孟而過於排斥異端。)故理性受拘束。自陽明指點良知，而後去其障蔽。然王學末流，不免流於鑿空，故船山、亭林、習齋諸儒之學，皆注重實用。其為學態度，皆尚經驗，言治化得失，必征諸當代實情而複考曆史，以推古今之變。(如船山《讀通鑒論》、《宋論》等，其政治及社會思想，乃漢唐以來諸儒所不能發。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皆周流各地參訪，而山川險要，每詢諸老卒。)窮義理之奧妙，必本諸躬行實踐，而力戒逞臆談玄。(如船⊙論漢學與宋學及宋明理學史山、二曲、習齋皆然。亭林於義理方麵，悟解似不足言，但確守程朱遺教，躬行切實，堂堂巍巍，有醇大氣象。)諸儒注重實用與實測，乃王學之反響。此等精神，清儒早已喪失淨盡，直至清末，始漸發露，而西洋科學方法輸入，賴此為之援手。
(二)民族思想之啟發。自孔子作《春秋》,昌言民族主義，即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也。(夏者大也，中國人有大人之德。)但其諸夏夷狄之分，確非種界之狹陋觀念，而實以文野與禮義之有無為判斷標準。明季諸子始盛揚民族思想，在其前者雖有鄭所南《心史》、王洙《宋史質》,而均無人注意。及至王船山、呂晚村、顧亭林諸儒，則發揮光大，千載久闥之義，一旦赫然，如日中天。晚村在當時宣傳最力。(晚村學宗程朱，而深惜程朱未明此義，願救其失雲。)船山著書極多，深憤中夏聖作明述而成為崇高之文化，乃人道之極隆，不幸為夷狄鳥獸所殘毀。(“深憤”至此為句。)其書字字句句，皆悲心流露。(世人徒知《黃書》,其實，船山各書隨在可見其民族思想之活躍。)
(三)民治思想之啟發。船山《讀通鑒論·晉論》有雲：“有聖人起，預定弈世之規，置天子於有無之外，以虛靜統天下。”詳此所雲，明是虛君共和製。其曰“預定弈世之規”,則主張製定憲法甚明。船山實持進化論者。漢唐諸儒，都無此見解。船山之民治思想，與其進化論實相關。大凡專政者，必以為人民不足進取，而因以總攬權力，恣一己之所欲為，以取覆敗而不惜。若深信斯民之智德力無不日進者，則豈敢玩天下於股掌之上，以朽索馭六馬，而自蹈覆轍哉!向者袁世凱欲叛共和，其文告與機關報紙，日以國民程度不足為言，卒至身與國俱蒙其禍。此亦執政者之殷鑒矣。顧亭林之民治思想，足與船山互相發明。亭林、船山，同注重學風士習，此實民治根源也。中國而欲轉危為安也，王、顧諸儒之學，其可不急講乎?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亦言民治，顏習齋《四存》之論，尤為民治本根。
(四)此期哲學，仍繼續程朱以來之反佛教精神，而依據《大易》重新建立中國人之宇宙觀與人生觀。奏此膚功者，厥惟王船山。餘昔與人書有雲：“船山易內外傳②,宗主橫渠，而和會於濂溪、伊川、朱子之間，獨不滿於邵氏。其學尊生以箴寂滅，(《易》為五經之源，漢人已言之。而易學不妨名之為生命哲學，特其義旨廣遠深微，包羅萬有，非西洋談生命者所可比擬。)明有以反空無，(橫渠雲：“《大易》言幽明不言有無，顯而可見者謂之明，隱而不可目見者謂之幽。”船山以為，宇宙皆實也，皆有也，不可說空說無。其於佛老空無二詞之本義，雖不免誤會，然以救末流耽空之弊，則為功不淺。船山曾研佛家有宗，蓋亦融有義以言《易》。)主動以起頹廢，(此則救宋明儒末流之弊，與習齋同一用意，但習齋理解遠不逮船山。)率性以一情欲，(船山不主張絕欲或遏欲，而主張以性帥情，使情從性，則欲無邪妄，而情欲與性為一矣。此與程朱本旨並不背，可惜戴震不識性而妄獎欲。)論益恢宏，浸與西洋思想接近矣。”此所舉四義，實已概括船山哲學思想。學者欲研船山學，不可不知此綱要。自清末梁任公以來，時有談船山者，大抵就涉獵所及，而摘其若幹辭義有合於稗販得來之新名詞或新觀念者，以讚揚之，至於船山之根本精神與其思想之體係及根據，則莫有過問者。今人談舊學，無一不出此方式，而欲學無絕道、無喪得乎?嗚呼，吾老矣!眼見此局，不知所底。餘之言，將為世人所侮笑，吾固明知之，而弗忍無言也。吾有懼也，吾有痛也。中國人經三百年漢學風氣，斷喪性靈，生命力空虛已至極度。倚賴外人之劣性與貪**、冷酷、騙詐、萎靡等惡習，及思想界之浮淺混亂現象，皆由生活力太貧乏故也。船山哲學實為振起沉屙之良藥。遺書具在，學者凝心讀之，而得其深廣之思，感其濃厚之悲，有不憤發為人者乎?吾終不敢薄今之人，吾信人生總是向上，譬如行者前進，或時失道迂回，終亦必前而已矣。(今人讀書為學，隻是廣聞見找知識，以此博汙俗浮名。如此，何能進學?何得成人?即讀盡古聖賢書，亦感發不起。本講首言立誌、責誌，此實程朱陸王相傳血脈也。世不乏誌士，幸垂察焉。)
[附識]船山易內外傳，確甚重要。吾所舉四義(即生、動、有，與情一於性，四大基本觀念，此吾綜其全書而言之也。)學者深玩之，可見其大無不包，足為現代人生指一正當路向。但船山於本原處不能無誤，其言乾坤並建，蓋未達體用不二之旨，遂有此失，坤元亦是乾元，非並立也。乾之不能無坤者，特故反之，以成其變耳。本體固絕待，而其現起為大用，則不能不有一反動，以成變化。老雲“反者道之動”是也。學者細玩《新唯識論》翕辟之義，便知船山有未透在。船山未見本體，蓋由反對陽明與佛老之成見誤之也。船山讀佛書似不多，雖曾究有宗(即相宗),想未得全解也。船山主張率性以一情欲，自甚諦，然反對陽明而不悟心即是性，則工夫似無入處。由陽明之說，本心即是性，非心之外別有性也。故自識本心，存養勿失，凡生心動念處，皆是順吾本心之明一直擴充去，即一切情欲皆受裁於心，而莫不當理。易言之，即情欲莫非性之發，以無妄情邪欲相幹故也。是則情欲一於性，而非有善惡之二元明矣。然若不承認心即性，則率性工夫從何入手?夫性既不即是心，則性便超脫於心之上，何得裁製情欲而使之當理乎?譬如主人不能裁製奴仆，則奴仆叛主而逞其妄，即不得以奴仆之動作，為主人之動作也。性不知節其情，而謂情與性為一可乎?陽明徹悟本體，故將心與性、理、天、命、道等名詞，均說成一片，(複看第一講釋《大學》處，餘雖頗有推演，而大體實本陽明。)掃盡因名詞而起之種種支離見解。(戴震《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純是葛藤，若肯虛懷細究陽明之旨，決不作霧自迷。)而名詞之所以不得不異，陽明亦疏抉明白。此其扶翼六經之功，極不可忘。船山將性與天、命、道等，皆妄分層級，而心不即是性，則心性又分層級，又以理為氣之理，不即是心，幾成唯物論。(凡此，具詳《讀四書大全說》、“易傳”等書，亦皆本此旨。餘作《新唯識論》即欲救其失。若夫生與有等四大基本觀念，餘與船山未嚐異也。)船山全書關於哲學思想者，自以“易內外傳”、《讀四書大全說》為最重要。而其他各書，無一不當參究。關於社會及政治
思想者，自以《讀通鑒論》、《宋論》為最重要，而其餘無一可忽，又不待言。《莊子注》③於治理，推究甚精。凡梟桀之壹意狂逞，以宰萬物，而不惜自斃以禍天下者，船山此書，發揮尤多。《讀四書大全說》體大思深，精義絡繹，其於程朱後學種種迂拘之見，多所彈正，每令讀者腐氣一滌，新意頓生。獨惜其根本未澈，(謂不見本體。)不免添出許多葛藤。此書談心地工夫，於矯正陽明後學之誤及狂禪之病，未嚐無當，然以攻陽明，卻是錯誤。其言存養諸義，又似於本體上欲有所增益，意在反陽明，而實自誤也。船山書，學者不可不深研，然於六經、四子、老莊，以及程朱、陸王、佛學，若無相當功力者，又未易深研也。管子不雲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鬼神將通之。”是在學者勿以粗心浮氣承之而已。
(五)考據學興，而大體歸於求實用。晚明諸子，複尋朱子之緒而盛弘之，考據學遂大行。亭林、太衝，尤為一代學者宗匠。太衝嚐病當時講學家立學社，(當時學社，即以學術團體而兼有政治之結合者。)欲有所提倡，而本領皆太小，不能收實效。(清末以來，由維新以迄學生運動，及各種提倡，皆苦於領導者本領不足，都無善果。)故其為學務博通，而未嚐不歸於切實有用。亭林尤樸厚，其學之方麵極廣，而所成就皆極偉，然主要者在政治哲學。《日知錄》一書即發表其政治哲學者也。是書外表為一考據家之筆記，而內容博大深遠，乃其政治思想之所寄，為極有體係之著作。如教化根原、學風士習汙隆、社會習俗好壞、法紀度製得失，食貨蕃耗，乃至河渠道路興廢，皆征諸當世，而上下古今，以推其度。根本主張，厥惟民治，故於地方政製，考證極詳。廢君權而行民主，亭林確有此意，比太衝《原君》,尤明白彰著。亭林治學，確是以先聖哲精神而兼具西洋科學家之態度者。清人迄今士子，好為瑣碎無聊之考索，不知果何所謂。亭林勤於考察，尤可愛慕。其《金石文字記序》雲：“餘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此與漢唐儒生專守書冊之風，固已大異。餘以為考據之學，必若亭林，而後無愧於斯業。晚明之世，精考據者固多，船山此種工夫甚深，不待言，自餘亦無須詳述。
綜上所舉五項，可見晚明諸子學之概要。船山哲學思想，雖宗橫渠，而於周子、二程、晦翁均服膺甚至。亭林自序《下學指南》有雲：“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夫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篇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又祭朱子文曰：“兩漢而下，雖多抱殘守缺之人，六經所傳，未有繼往開來之哲，惟絕學首明於伊洛，而微言大闡於考亭，不徒羽翼聖功，亦乃發揮王道，啟百世之先覺，集諸儒之大成。”又與人書有曰：“昔之說《易》者，無慮數千百家，如仆之孤陋，而所見及寫錄唐宋人之書，亦有數十家，有明之人之書不與焉，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亭林於本原之學，確守程朱，其自立卓然，有以也。顏習齋雖詆及宋儒，不過攻其末流之弊而已。《四存》之論，其有一語一義不源出程朱者哉?黃太衝受學戟山，本陽明嫡嗣。(太衝所學方麵極多，著述亦最富。振陽明之緒者，賴有斯人。)李二曲之學，亦宗陽明，而救其後學之失。以上所舉，於晚明諸子中，最為大師，而無一非宗主宋學者。此外，宏博之儒，奇節之士，(《全謝山集》中所載甚多，然猶限於江浙一隅耳。)蓋不可勝數。要皆宋學之所熏陶，無須具論。餘故以晚明為宋學再變時代，蓋紀實也。(皮錫瑞《經學曆史》以晚明王、顧、黃諸儒為漢宋兼采之派，甚謬。宋學中自有考據一門，不曾依托漢學。當時本無漢學之名也。)宋學自陽明初變，而心性學始上探孔孟之微。程朱派以陽明為禪，適得其反。禪家言心即是性，本有合於孔孟者。漢以來經師皆不悟心性之旨，守文而已。程朱始究心性，而所見猶未的當，至陸王乃徹悟。世儒不知禪之有合於儒，而疑陸王襲禪法，豈不誣哉?此中不及詳論，須另為文言之。宋學至陽明，確為極大進步。及末流空疏，而晚明諸子又複再變，於是思想自由，更注重實用。民治論出，則數千年帝製將傾；民族義明，而文化優崇之族類方得獨立自由。曆算地理諸學，是時講者亦眾，科學已萌芽焉。諸子雖反陽明，然實受陽明之孕育而不自知耳。明世如無陽明學，則吾人之理性，猶不得解放，而諸子之學術思想，又何從產生乎?諸子當神州淪陷，東胡入主之日，冒百艱，拚萬死，潛謀光複；大功未集，乃從事學術思想之改造，期於喚起群眾。此等偉大精神，真足揮落日，轉大地。使清世儒生能繼諸子之誌與業，中國何至有今日哉!宋學經一再變，始有上複晚周之機。由今而論，中西文化融通，亦於晚明之新宋學可見其端。餘每以晚明為漢以後學術史上最光輝時代，倘亦有識所公認也。
五、宋學衰落時期。[略]
[注釋]
①郭按：此處“四子書”即“四書”,下同。
②郭按：這裏所說的王船山的“易內外傳”,或下麵所說船山“易傳”,即指《周易內傳》與《周易外傳》。
③郭按：應為《莊子解》。
原載《讀經示要》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