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失敗之後，不久又發生了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是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革命運動，它主要的鋒芒是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那些披著宗教外衣的侵略者。中國人民並不是一般地反對宗教，他們所反對的隻是那幫假借上帝的名義來為非作歹的人。十九世紀各資本一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常常以傳教士作為它們的先鋒，以教堂作為它們的據點。隨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得勢，許多不法的外國教士更是凶焰萬丈，許多中國教徒也都仗勢欺人，教堂的權勢儼然淩駕於中國官府之上。一般群眾與教徒發生爭執，打官司沒有不輸的。外國教士可以自由出入官府，無恥的清朝官吏一見他們就卑躬屈節，視同上司。教堂本身往往也就是大地主和大債主，它對農民進行的地租和高利貸剝削，其苛重程度更甚於中國的封建地主。由於這種種原因，中國人民（尤其是農民）對外國教會侵略勢力恨入骨髓。因此，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就常常以反教鬥爭的形式表現出來。從六十年代起，全國各地不斷發生的所謂“教案”，其實都是廣大人民反對外國教會侵略勢力的鬥爭。這種鬥爭自1870年在天津遭到殘酷鎮壓以後，曾一度稍為低落，但到九十年代，又複高漲起來。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後，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更刺激了這種反帝鬥爭的發展。
四川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教會侵略勢力的鬥爭，是有著長期的曆史的。1863年，重慶人民首先掀起了反教鬥爭（即所謂第一次“重慶教案”）。1868年，酉陽人民在反對教會侵略勢力的鬥爭中，傷亡達千人以上，可見其規模之浩大（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所謂“酉陽教案”）。其後鬥爭仍時起時伏。至1890年以後，便爆發了著名的餘棟臣起義。餘棟臣是四川大足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年青時氣力過人，好打不平，人稱“餘蠻子”。在1890年8月的一次靈官會上，因教堂無理捕人，引起了群眾的公憤，他便率眾起事。後來他雖曾被官兵捉住，但起義群眾卻把他從榮昌縣的監獄中救了出來，並趁勢抓了一個法國教士。從此起義更形擴大，不但屢次打敗了清朝軍隊的圍攻，而且一再擊破了敵人誘降的詭計。起義軍到處受到人民的歡迎，川東南數十縣乃至湖北邊境都曾受到它的影響。但是，由於沒有正確思想的指導，起義領袖——那些從前的哥老會頭目逐漸趨於腐化。不用說地主出身的人現出了原形，就是貧農出身的餘棟臣，後來也蛻化變質。這樣，他們就脫離了廣大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失去了依靠的力量。因此，至1899年初，起義終於被清朝的反動軍隊所擊敗，餘棟臣亦被生擒。
和四川一樣，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山東、江蘇等省人民的反帝鬥爭，在甲午戰爭以後，也日趨高漲。義和團運動正是在全國人民反帝鬥爭的基礎上爆發起來的。義和團原名義和拳，是—種民間的秘密結社，具有濃厚的神教迷信色彩。因為當時德國對山東的侵略格外凶殘，而且1898年至1900年山東又連續遭到水旱災荒，所以義和團運動首先在山東爆發。那時它的領袖叫朱紅燈，它的宗旨是“反清複明”和“仇洋滅教”。山東巡撫毓賢，本是一個屠殺人民的劊子手，他當曹州知府的時候，曾經在一年中屠殺了兩千多名大刀會眾。但結果他不僅沒有把大刀會殺絕，反而差一點被大刀會殺死。義和團初起的時候，他堅決鎮壓；鎮壓不成，便轉而利用，後來清朝統治者終於把義和拳改為義和團，作為官辦的團練，又把義和拳“反清滅洋”的宗旨改為“扶清滅洋”，想借排外以轉移人民革命鬥爭的目標。當時中國人的排外思想是相當普遍的，人們隻知道外國人可惡，也分不清到底誰可惡、誰不可惡，以為排走了外國人，中國就安靜了。西太後是這種見識，她手下的許多官員是這種見識，老百姓也是這種見識，隻是西太後和她的官員們不敢出頭，想讓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去出頭罷了。所以義和團能夠被利用，並不是難於理解的。毓賢利用義和團的作法引起了帝國主義的不滿。帝國主義強迫清朝政府把他撤職。清朝政府順從了帝國主義的意旨，把他調往山西，改任袁世凱為山東巡撫。義和團在山東雖因袁世凱的殘酷鎮壓而遭到挫折，領袖朱紅燈也被殺死！但到1900年，它卻由山東向河北發展，並且很快便發展到天津、保定、乃至北京附近。義和團在反動統治的中心京、津、保地區，到處襲擊教士，焚燒教堂，嚇得清朝政府和帝國主義都束手無策。在這種情況下，陰險的清朝統治者西太後，便一麵聽從毓賢等的計謀，向各國“宣戰”，讓手執戈矛的義和團去抵擋帝國主義的槍炮；另一麵又暗中向帝國主義疏通，說“宣戰”完全出於“匪徒”的逼迫，請求它們諒解。於是，帝國主義便組織了“八國聯軍”，以“保護使館”和代清朝政府“剿匪”為名，對義和團直接進行鎮壓。帝國主義的進攻，遭到義和團的堅決抵抗。無論在天津、在楊村、在廊坊、在張家口，侵略軍都曾受到嚴重的打擊。八個帝國主義集合了四萬人以上的現代化軍隊，費了幾個月的時間，也不過才攻占了東至山海關、西至張家口和南至正定的幾條交通線。它們懾於義和團的聲勢，雖然殺到了山西邊境，卻始終不敢進入太行山。但是，無恥的清朝統治者西太後，當帝國主義打到北京的時候，即倉皇地逃往西安，並派大漢奸李鴻章為全權代表，向帝國主義屈膝求和。這樣，帝國主義和中國一切封建勢力集團又重新結合起來了。在它們的聯合進攻下，義和團終於遭到失敗。李鴻章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洋奴買辦，他本來就不讚成西太後、毓賢等利用義和團來反對他的外國主子。當義和團運動在北方盛極一時的時候，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袁世凱等重要督撫，卻與帝國主義勾結，拒不執行清朝政府對外“宣戰”的命令，而在東南各省和山東實行“中立”以“自保”。帝國主義組織八國聯軍侵入中國，本想實現它們瓜分中國的陰謀，義和團的堅決抵抗，使它們看到由帝國主義來直接統治中國，絕不可能，因而認為“瓜分一事，實為下策”，“治中國須以華人，無他術也”。同時帝國主義之間也充滿了矛盾，它們為搶奪中國的權益，在占領北京的一年多時間內，有好幾次都幾乎火並起來。最後它們得到了共同的結論：還是讓中國在形式上保持獨立，讓清朝政府來替它們繼續統治中國。就是這樣，李鴻章等才得以和帝國主義舉行談判，並於1901（辛醜）年9月簽訂了賣國的《辛醜條約》、這一條約，極為苛刻，它規定清朝政府要嚴懲那些敢於公然“排外”的官員；要嚴禁人民的“排外”活動，並讓帝國主義軍隊駐守北京、天津、山海關之間的重要城鎮；此外還要以四億五千萬兩銀子的巨款來賠償它們的所謂“損失”，並以關稅、鹽稅等作抵押。
“八國聯軍”的侵入北京和《辛醜條約》的簽訂，使一切具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都感到非常恥辱和痛心。在蔣觀雲主辦的《選報》上曾經登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沉痛的兩句：“傷心又是榆關路，處處風翻五色旗（指帝國主義的旗幟）”，我讀了極為悲憤。義和團運動在我的家鄉也有影響，那時我家鄉一帶的紅燈教也活躍起來了。我有一個侄子也曾經參加。他每天和他的同伴們練刀練槍，說什麽“紅綾一閃，閃動天兵，神仙就要下凡了”。我當時已經受到“新學”的影響，多少有一點科學知識，因此對他們那種封建迷信的說法感到可笑；但是，對他們打教堂、反洋人的革命精神，卻又異常欽佩。正是由於這種矛盾的思想，再加上我當時還處於四民之首的“士”的地位，所以，我對他們的運動采取了旁觀的“中立”態度。我當時看到了義和團運動的落後方麵，但卻不了解產生它的原因和克服它的辦法；更不了解義和團運動的形式雖然落後，而在這種廣大農民群眾的正義鬥爭裏麵，卻蘊藏著極其深厚的革命力量。要完全明白這些道理，必須要有馬克思主義。在當時的條件下，對義和團運動的深刻意義，我自然是無法理解的。不過，無論是餘棟臣起義也好，或者是義和團運動也好，它對我以後的革命活動，都曾經發生過有益的影響。在辛亥革命前夕，我積極地參加聯絡會黨、組織共進會的工作多在第一次大革命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比較注意農民土地問題的研究；都是和這種影響分不開的。長期的革命鬥爭經驗使我逐漸地懂得：一個革命者對於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運動（哪怕它表現得極其幼稚乃至相當落後），必須象毛澤東同誌所教導的那樣，既不應加以阻撓；也不可站在旁邊指手劃腳地加以指責；隻有抱著滿腔的熱忱，積極地投身到群眾鬥爭的洪流中去，勇敢地用正確的思想引導群眾前進，才能使革命鬥爭得到勝，利。隻有這樣，才是唯一正確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