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以後，中國的民族危機更為加深了。“三國還遼”的結果，並沒有給中國帶來多大的好處，反而招來了無窮的後患。什麽是“三國還遼”？原來《馬關條約》已規定中國把遼東半島割與日本，這引起了沙俄帝國主義的嫉恨。於是它便聯合法、德帝國主義一起，由三國同時出來強迫日本帝國主義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法國是沙俄的盟國，自然樂意參加；德國當時正想插足中國，因此也很積極。英國和沙俄雖然有著深刻的矛盾，但對日本發展的過於迅速也深感不安，因而對三國的幹涉采取了“中立”的態度。這樣，日本勢孤了，不得不在三國的壓力下屈服。日本是寧可對三國屈服也絕不肯對中國讓步的，它硬要中國再拿出三千萬兩銀才讓把遼東半島贖回來。這便是後來許多賣國外交家所津津樂道的“三國還遼”的故事。其實，這完全是帝國主義之間利害衝突的表現，並不是它們中間哪個對中國有什麽好意。以後的事實馬上證明了帝國主義險惡的居心。俄、德、法三個帝國主義都以“還遼”有“功”，爭著向清朝政府要求“報償”。於是德國強占了膠州灣；俄國強占了旅順、大連；法國強租了廣州灣。英國也不甘落後，趁機逼迫清朝政府把威海衛租了去。帝國主義強盜群起向中國劫奪，就象在死屍上竊取東西一樣。它們把中國劃分為若幹勢力範圍，各在其勢力範圍內以主人自居。長江流域被劃為英國的勢力範圍；雲南、兩廣（其中一部分屬英）被劃為法國的勢力範圍；福建被劃為日本的勢力範圍，山東被劃為德國的勢力範圍；東三省被劃為沙俄的勢力範圍；這時，中國大有被瓜分之勢。美帝國主義來遲了一步，沒有在中國取得勢力範圍，因此便提出了狡詐的“門戶開放”政策，希圖取得比其他帝國主義更多的權益。它一方麵以“保持中國之領土主權完整”為名，來騙取中國人民的好感；一方麵又要求“門戶開放”好讓它的勢力滲入各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和全中國所有的地方；而最後的目的則是想把中國變為它獨占的殖民地。這一政策的險毒，以後越來越厲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又以“門戶開放”為幌子召集了華盛頓會議，締結了最有利於它的“九國公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更進一步，準備假手蔣介石，把中國囊括而去。美國的這一新殖民主義計劃在中國實行了五十年，當它快要完成之日，卻被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將它徹底粉碎了。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在甲午戰爭後，由於民族危機的剌激而得到了發展。變法維新的思想一時傳布全國。上海、湖南和廣東成了維新運動的三個中心。四川雖終僻處西南，但變法維新的思想也極為流行。當時四川有這樣一個傳說：乙未科殿試的時候，清帝光緒要大家不拘陳例，直言無諱。駱成驤就根據這個精神投機取巧，他寫的殿試對策，不僅摭拾了一些變法維新的詞句，而且還打破了以往對策文章的規格。光緒帝一看，認定是康有為寫的，便把他點為狀元。等到打開密封，才知道寫這篇文章的並不是廣東的康有為而是四川的駱成驤。駱成驤中狀元的傳說，助長了“新學”在四川的流行。不但那些真正熱心於維新的誌士較前更為積極了，就是那般追逐利祿之徒從此也不得不學點新東西，以便獵取功名富貴。從前的“尊經書院”是最尊崇漢學的，現在卻大講其“新學”了。以後在戊戌政變中犧牲的所謂“六君子”中，就有楊銳和劉光第兩個四川人（雖然他們兩個的思想在維新派中最為保守），這並不是偶然的。
我開始接觸“新學”，也是在這個時候。我的二哥最喜歡買書，他於母喪服滿之後，仍回成都“尊經書院”續讀，那時成都有一“誌古堂”書店，也趁時逐勢，大賣新書。於是我二哥便成了它的好主顧。他曾經為買書而負債累累。我那時雖在鄉下，但我二哥卻能按時不誤地把新書寄回來。當我讀到康梁（特別是梁啟超）的痛快淋漓的議論以後，我很快就成了他們的信徒，一心要做變法維新的誌士，對於習八股、考功名，便沒有多大的興趣了。
經過一段時期的醞釀和鬥爭，至1898（戊戌）年1月，康有為又上“統籌全局”書，係統地提出了他的變法綱領，要求：大誓群臣心定國是；設“上書所”以廣言路；開“製度局”以定新製；各省設“良政局”實行地方自治。就是說，要讓資產階級參加政權，要在中國實行地主資產階級聯合統治的君主立憲製度。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的詔書，表示決心要實行變法，這樣就開始了曇花一現的“百日維新”。從這時起，光緒帝又連續頒發了許多詔書，自上而下地預備實行一些資產階級的改良。這些措施概栝起來，約有如下數端：1）興辦學堂，首先籌辦京師大學堂（就是北京大學的前身）；（2）變更科舉辦法，選拔新人才；（3）開放言路，鼓勵上書；（4）發展實業，保護並獎勵農工商業；（5）裁汰繁冗的機構，整頓腐敗的軍隊。由於光緒帝當時隻是表麵上的皇帝，一切實權都操在頑固守舊派西太後及其親信榮祿等人的手裏，因此上述那些措施，並未認真地貫徹施行。當變法維新日益威脅到頑固守舊派的切身利益時（例如裁汰機構就會奪去許多頑固守舊分子的飯碗），他們不但要起來撲滅維新派，而且還要幹脆把光緒帝的帝位廢掉。為此他們布置了天津閱兵的陰謀，準備於10月間清光緒帝同西太後一起去天津“閱兵”，乘機發動政變。光緒帝見情勢緊急，乃密詔康有為等設法。康有為等有什麽辦法呢？康本人頂多算是一個皇帝的顧問，梁啟超實際隻管一點翻譯的事情，至於四個“小軍機”（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以四品京卿在軍機處任職，時稱“小軍機”）也不過是四個小秘書而已，既無兵，又無權，怎麽能幹“勤王”的大事！不得已隻好求救於握有兵權的袁世凱。但袁乃無恥小人，他立即向榮祿告密。9月21日，西太後於囚禁光緒帝之後，再度親政。康梁被迫流亡，“六君子”（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慘遭殺害。這就是史稱的“戊戌政變”。至此一百零三天的維新局麵完全結束了。
“百日維新”的失敗，證明了改良主義的道路在中國是走不通的，從而促使許多知識分子走上了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這次變法在中國近代曆史上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戊戌變法”的那些措施，雖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當時卻曾經震撼人心。我是親身經曆過的人，所以感受得特別深刻。那時我正在四川自（自流井）貢（貢井）地方的“旭川書院”讀書，由於熱心於變法維新的宣傳，人們給了我一個外號，把我叫做“時務大家”。當變法的詔書一道道地傳來的時候，我們這些讚成變法的人，真是歡欣若狂。尤其是光緒帝三令五申地斥責守舊派阻撓上書言事，更使我們感到鼓舞，增長了我們的氣勢，迫使那些反對變法維新的守舊分子啞口無言。現在看來，我們那時對光緒帝的迷信，是何等的幼稚可笑，但在當時，尤其是在我的家鄉，我們的思想要算是最進步的了。我們在書院裏占了上風就表明進步思想在那裏占了上風。可惜好景不常，很快“戊戌政變”便發生了，“六君子”也被殺了。守舊分子立刻向我們反攻。他們嘲笑道：“早說不對嗎，要殺頭哩！”但我們並不氣餒，我們引譚嗣同的英勇事跡來回擊他們。譚在就捕之前，曾有日本人勸他去避難，但他謝絕了，並慷慨地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譚嗣同的精神鼓舞了我們，使我們在守舊派的麵前不肯屈服。但是中國的舊勢力畢竟太強大了，幾千年的封建傳統，束縛著人們的頭腦，窒息著人們的呼吸。變法維新的失敗使守舊頑固勢力更其囂張。不但維新期間的一切措施很快被摧殘淨盡，就是任何一點小的改革也遭到頑強的牴抗。關於我侄女纏足的事情可為一例。在此之前，上海已成立了天足會，我和我的二哥便成為反對纏腳的激進分子，我的大哥（吳永撏）也同情我們，但是在維新派的失敗聲中和守舊勢力的包圍下，我的大嫂卻無論如何也不聽我們的話，竟自把她女兒的腳給纏上了。唉！變什麽法？維什麽新？就在自己家裏也行不通嗬！這真使我感到痛心。其實，這不簡單是一個家庭裏的問題，也不簡單是一個放腳的問題，這乃是一場嚴重的新舊的鬥爭。在當時新舊勢力對比的條件下，要求象我大嫂那樣的人也讚成放腳，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這種情況，隨著社會的發展是會改變的。1903年我到日本以後，我的女兒又屆纏足的年齡了，我妻寫信來說要給她纏腳，我立刻寫信回去嚴厲地反對，於是我女兒那雙剛剛纏上的小腳，居然得到了解放，她便成了我家鄉第一個不纏腳的女人。這一行動在開始雖然也曾遭到親友們的非笑，但因我堅決不動搖，隨後也就有些人跟著來學了。這說明要移風易俗，既要具備先決的客觀社會條件，也要有人敢於出來帶頭，勇敢地向傳統勢力鬥爭，二者缺一不可，否則都是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