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午戰敗，震動人心

自從世界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腐朽的中國封建社會即逐漸解體而淪為半殖民地。中國再也不能閉關自守了。對於這種情況，我家鄉民間有這樣的說法：洋人打掉了我們五個梅花粧（大概是指五口通商吧），就闖進中國來了。就連中國封建主義的衛道者、屠殺太平天國的劊子手如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之流，也感到中國必須有所改變，才能適應世界局勢。當胡林翼親眼看到了外國兵船在大江中來去如飛的時候，他在驚羨之餘，也不能不喟然興歎，說中國的武器太不行了，應該學習洋人的船堅炮利。於是便出現了李鴻章等封建官僚所辦的“洋務”。這種“洋務”開辦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比日本維新還稍早一點。但是它與日本維新不同。日本經過維新運動便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而中國的“洋務”運動並不鼓勵資本主義的發展，隻不過是想借西方的武器來保護中國的封建統治而已。正因為這樣，日本已漸趨富強而中國卻依然落後，日本才敢於在1894（甲午）年對中國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在這次戰爭中，雖然中國人民的抗日意誌很堅決，士兵作戰也很英勇，但由於統治者的腐敗無能和投降派的從中破壞，結果中國還是失敗得極其悲慘。清朝政府被迫派頭號賣國外交家李鴻章到日本去簽訂了《馬關條約》。根據這個條約，不但友好的鄰邦——朝鮮被犧牲了，而且中國自己的領土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也被宰割而去，甚至還要割讓東北的遼東半島；不但開放了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地為商埠，而且還允許日本人得在中國所有的通商口岸開設工廠；至於賠款之重——庫平銀二萬萬兩，也極為驚人。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國條約，它使全中國都為之震動。從前我國還隻是被西方大國打敗過，現在竟被東方的小國打敗了，而且失敗得那樣慘，條約又訂得那樣苛，這是多麽大的恥辱啊！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徹底破產了，李鴻章的賣國賊麵目徹底暴露了。廣大人民都反對投降派，反對李鴻章，欲食其肉而後快。當時正在北京會試的各省舉子也紛紛集會、請願，康有為即曾聯絡其中的一千餘人，舉行了著名的“公車上書”，要求拒和遷都，變法圖強。我還記得甲午戰敗的消息傳到我家鄉的時候，我和我的二哥（吳永錕）曾經痛哭不止。那時我的母親剛死去不久，我的二哥正和我一起在家守孝。家庭的不幸使我們對國家的危亡更具敏感，我們當時悲痛之深，實非言語所能表述。

甲午戰爭以後，帝國主義的對華投資急劇地增加了，這對中國的民族資本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而“洋務”事業的破產，也迫使清朝政府對民族資本作了若幹讓步；於是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有了初步的發展。就在這個基礎上，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才得到較為廣泛的傳播，資產階級的政治運動也逐漸發展起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政治活動在甲午戰後漸趨活躍，孫中山等人也在甲午戰後開始了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活動。我自己的思想也是隨著時代思潮的激**而前進的。

甲午之前，在我的頭腦中占主導地位的還是傳統的忠孝節義的思想。1892年初，我剛滿十三歲以後，便隨我的二哥到成都進了“尊經書院”，這使我的眼界擴大了許多。我們的同伴中有一個名叫黃芝的，他和我二哥是同榜的秀才，因為他父親是個“刻字匠”，當時人們都看不起他，但我們卻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比我年長，讀書很多，對文字學、漢學頗有研究。我們時常一起去遊覽武侯祠、草堂寺等名勝古跡。每當傍晚我們在城牆上散步的時候，他總要指點勝跡，為我講諸葛亮和杜甫等人的故事，有時還聯係到當前國家的危機，大發感慨之詞。這樣，我從小便養成了關心國家大事的習慣。在“尊經書院”的時候，學長們還不斷給我講述前輩同學們的鬥爭故事。有一個同滿人藩台鬥爭的故事，我現在還記得。大致是書院剛成立不久，學生們即愛議論時政，臧否人物。那時有一個貪婪昏庸、橫行無忌的滿人作藩台，便成了大家攻擊的對象。一天總督考課，省城官員循例奉陪。這天，藩台到得特別早，他坐著八人大轎，一直闖到書院的二堂才下轎。學生們見他這樣抖威風，都非常氣憤，便設法捉弄他。他們派人到書院門口迎接欽差學政張之洞，張於是即在書院門口下轎。張當時在四川頗有聲望，而且又是欽差，其餘的官員見他的轎子放在書院門，也都在書院門口下轎。等考課完畢，所有官員的轎子都從書院門口進來，惟獨這位藩台的轎子從二堂抬出，而且上麵的玻璃早被學生們打碎了，使他感到十分尷尬。這位藩台因此懷恨在心，便想到“尊經書院”抓人報複。那時主管書院的王壬秋（閶運）很愛護學生，他估計到藩台不肯罷休，當晚即去信請張之洞翌晨便衣簡從來院議事。第二天，張來到書院，卻無人接他。他正在客廳裏徘徊的時候，藩台派來的人便把他當作學生抓去了。藩台一看抓來的是欽差，嚇得連忙賠罪。從此以後，他的惡行也就收斂了一些。這個故事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我在“尊經書院”的時間雖然很短，但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極其深刻。

這年夏天，我和我二哥奔母喪回家。我二哥是一位服膺宋明理學、極講孝道的人，每晚必去屋旁的田間為母守殯，實行所謂“廬墓三年”。當我送他出門以前，我們總要挑燈讀書。那時我們讀的是《通鑒輯覽》、《天（啟）崇（禎）百篇》等書文。每讀到嶽武穆、文天祥等人的忠勇事跡時，我們都極為感動，甚至潸然淚下。我們尤其喜愛的是明末烈士黃淳耀。他在清兵攻破嘉定之際，首先叫妻子和弟弟上吊，並說：“弟弟，你們先走吧！我隨後就來。”然後自己也從容自縊以殉國。在明末的許多“名士”中，一方麵有黃淳耀這樣的烈士；另方麵也有吳梅村那樣的懦夫。吳投降了清朝，後來因怕被列入“貳臣傳”而感到悔恨，他臨死前在一首《賀新郎》的詞中寫道：“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完全道出了一個軟骨頭的民族叛徒的痛苦心情。象吳梅村與黃淳耀這兩種人，真可謂“一則放之須臾，而已與草木同腐矣；一則忍之須臾，而已與日月爭光矣”。他們之所以得到兩種迥然不同的結果，全在乎關鍵時刻是否受得住嚴崚的考驗。在甲午戰前，我讀的就是這類書。而這類書對於培養我的民族氣節和革命氣節，都曾起過積極的作用。那時四川還很閉塞，新書還未流行，因此我還沒有接觸到什麽“新學”，不過，我對當時國家危亡的大勢是了解的，我正在為祖國的前途而憂心如焚。甲午戰爭的失敗，更激發了我的救國熱忱，我需要找尋一條救亡圖存的道路。我知道當時政治的腐敗和官場的黑暗，因此，對“洋務”運動的失敗並不感到驚奇。但是，中國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我有些茫然。正當我在政治上十分苦悶的時候，傳來了康梁變法維新的思想，我於是熱烈地接受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