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爆發不在別的地方而在武漢，並不是偶然的。在一九〇四年以後，這裏已經建立了革命團體，並且苕人堅持在士兵中進行鼓動和組織工作。在辛亥革命以前，這裏有兩個革命團體，一個是文學社，一個是共進會的分會。共進會是一部分同盟會員把各省的會黨聯合起來成立的，作為同盟會的外圍組織。湖北新軍共約一萬六千人，參加文學社的已有五千多人，還有許多參加共進會的。當時這兩個團體在事實上已經控製了湖北的新軍，它們組織了統一的指揮起義的機關，準備起義。後來這個機關遭到破壞，領導者有的被逮捕殺害，有的分散隱匿起來。但是因為多數士兵都成了革命分子，要求起義的情緒非常高，所以在沒有領導的情形下，也能成功地發動起義，創造了革命的第一個勝利。
然而也正因為起義是在沒有領導的情形下發動起來的，士兵們在起義獲得初步的勝利以後就遭遇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迎頭一個問題就是建立政權，必須苻人出頭。當時群眾還沒有覺悟到自己打下的江山，應當自己出頭來領導，而是希望別人來領導，把政權讓給他。前一晚上起義，因為沒有人指揮，臨吋抓來一個連長，強迫他指揮，現在再強迫他組織政權，他說什麽也不敢幹了。隻得另外找人，找誰呢？結果找來了諮議局議長、立憲派湯化龍，他乂是個文人，不能領導軍隊，還得找個武官，能領導軍隊的。後來終於找到了，這個人就是原湖北新軍的旅長黎元洪。士兵們用槍指著他，強迫他當湖北軍政府都督，他堅決不千，就把他關起來，同時甩他的名義發表文告，使他下不了台。可是他一句話也不說，為的是留一條後路，將來革命失敗，他可以推說他是被強迫的。過了幾天，形勢好轉，他也就答應幹了。這樣一個人競成了建立中華民國的元勳。
既然黎元洪出來了，湯化龍出來了，同他們有聯係的人也就都出來了。他們的勢力越來越大，那些建立中華民國的真正的元勳們——起義的士兵們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勢力就一天天縮小，尤其是那些起義的士兵們，有許多竟被殺掉了。當初在湖北從事革命活動的老人，後來提到這件事真是痛心不已。
本來同盟會設想在起義勝利以後首先是組織軍隊，然後一路打過去，打到什麽地方，就占領什麽地方，最後占領全中國。但是武昌起義以後的情形同設想的大不相同，差不多所有的地方都是傳檄而定的。武昌起義後不到兩個月，全國大部分省區都宣布獨立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各省宣布獨立的形式大體上有這樣幾種：
第一種形式，和武昌差不多，主要是新軍士兵的起義，起義以後由於沒有堅強的領導，結果政權落入了立憲派資產階級上層分子的手裏，再由立憲派把舊勢力拉出來掌握政權。例如陝西就是如此。
第二種形式，就是群眾起來了，而且有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導，革命勝利以後，革命派掌握了政權，但是立憲派和舊勢力一反攻，就把政權奪過去了。湖南就是如此。湖南也是新軍起義，有革命派領導，他們把巡防營的軍官殺掉，自己掌握了政權，可是立憲派馬上來一個政變，把革命派全殺掉了，他們和舊勢力掌握了政權。除湖南以外，貴州也是如此。
第三種形式，就是當群眾起義尚未爆發的時候，當地一些立憲派人物就利用下層群眾起來的形勢逼迫清朝政府的官員自動宣布獨立。結果宣布獨立以後，政權還是落在清朝政府的舊官員手裏。很多省份都是如此。例如江蘇巡撫程德全，大家勸他獨立，他就舉行一個儀式把自己的官銜改成都督，完全原班人馬，隻是換一塊招牌。
第四種形式，比如雲南，爆發了戰爭，新軍和舊軍隊打了仗，新軍趕跑了舊勢力，改變了政權。
還有一種形式，比如四川，情況更為複雜。自一九一一年五月以來，由於清朝政府把民辦川漢鐵路收為國有以借外債，引起了四川廣大民眾的激烈反對。川漢鐵路原來是四川民眾為了反對西方國家的侵略而倡議興築的。他們發起用“租股”的辦法來籌集資本，“按租出穀，百分取三”。因此，全川六七千萬人民，不論貧富，對民辦鐵路都發生了經濟上的聯係。四川保路運動原先是立憲派所控製的諮議局領導的，他們為了擴大鬥爭力量，就組織了保路同誌會，想利用四川擁有廣大群眾的哥老會。哥老會是一個反清複明的秘密結社，此時由於諮議局的支持，開始公開活動。革命的同盟會和共進會會員多年來就在哥老會中進行工作。因此，運動一發展，就不是立憲派所能控製的了。當時鬥爭聲勢十分浩大，全川一百多個州縣的工人、農民、學生以及其他階層都卷入了這個運動，紛紛舉行罷市罷課。橫暴的四川總督趙爾豐九月七曰屠殺請願的市民，引起了四川人民更大的憤怒。各縣民眾蠭起，支援成都市民，使趙爾豐隻能困守督署。端方奉命率領湖北一部分新軍入川鎮壓，新軍在萬縣和內江與四川同盟會員取得聯係後，在資州起義，殺掉了端方。接著，同盟會員在內江等縣起義。這時，四川的一部分新軍已在成都附近起義，直趨重慶，與城內同盟會員聯合占領重慶，成立了蜀軍政府，以同盟會員張培爵為都督。趙爾羊見大勢已去，把政權交給諮議局議長、立憲派蒲殿俊，成立四川軍政府，使革命造成成渝對峙的局麵。後來同南北和議一樣，把政權交給舊勢力了。
總之，形式盡管有這樣幾種不同，結果是一樣的。
為什麽會產生這種現象呢？實在是因為革命派太沒有力量了。他們盼望革命早日成功，凡是擁護共和的人，他們都願意同他合作。在共和名義下發生的爭奪權力的事件，隻要奪得權力的人仍舊表示擁護共和，哪怕他有殘殺革命分子的血債，也沒有人去追究他。他們對於共和製度的信心很高，以為有了它就可以保障資產階級的地位，同時他們也看不出在革命勝利以後己同其他擁護共和的人有什麽區別，所以他們在各黨各派紛紛活動的狀況下反而拿不出什麽積極的辦法來加強本身的力量。
可是立憲派就和革命派不同。立憲派一方麵加緊表現他們是共和製度的擁護者，另一方而始終不忘記他們同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分歧，處處提防革命派排斥他們。立憲派覺得他們自己的力量也是薄弱的，為了不受革命派排斥，並且進一步排斥革命派來穩定自己的地位，就力求同舊勢力結成反抗革命派的聯盟。這就是說，盡管革命派處處拉攏立憲派，而立憲派並不同革命派團結一致，因此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始終是分裂的。
在這種情形下，袁世凱代替孫中山，北京臨時政府代替南京臨時政府，舊勢力代替在革命中興起的新勢力，就成為毫不足怪的事情了。
上麵所說的在革命理論、革命組織、革命武裝、革命政權這幾個革命的基本問題上缺乏準備和指導上的錯誤，都是辛亥革命所以失敗的重要原因，這些都是留給我們的深刻的曆史經驗教訓。但是我們在評論辛亥革命的時候，如果僅僅看到它的弱點，僅僅把它看做是一個失敗了的革命，那就不對，有許多事情也會因此而不可理解。
應當承認，辛亥革命盡管沒有把封建主義打倒，但是它已使封建主義受到了致命的一擊，因為它推翻了清朝統治，最後地結束了中國的君主專製製度。君主專製製度曾經在很長的時期中和在很大的程度是封建主義得以繼續存在的條件，君主專製的無上尊嚴，實質上就是封建主義的無上尊嚴，它不容許對於封建主義的任何觸犯，早已成為社會進步的嚴重障礙。因此這個障礙的破除，就使民主主義成為不可抗拒的潮流。從前皇帝自稱為天子，如果有人說皇帝是強盜，可以打倒，別人一定把他看做瘋子。孫中山先生就曾經是一個被人家看做瘋子的人。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後，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擁護別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做瘋子。袁世凱是在辛亥革命以後想做皇帝的人，張勳是在辛亥革命以後想擁護別人做皇帝的人，他們都有武力做後盾，當初何嚐不自認為有把握？可是一到要成大事的時候，馬上就發現原來擁護他們的人隻有身邊的幾個奴仆，或者某些同他們一樣可笑的夢遊人，所以推翻君主專製製度是辛亥革命的一個偉大的勝利。當時人們眼看著這個製度崩潰下去，其興奮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當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可以說都認為革命的勝利就是新生活的開始。試看武昌起義以後立即出現許多黨派，爭取參加政府，它們的活動在現在看來固然有許多是很幼稚的，但是不容否認，這是民主精神高漲的反映。特別是廣大人民都歡欣鼓舞地迎接這個勝利，更是一種新氣象。列寧在肖時很稱讚這種新氣象，他在一九一三年《亞洲的覺醒》一文中說：“中國不是早就被稱為長期完全停滯的國家的典型嗎？但是現在中國的政治生活沸騰起來了，社會運動和民主主義**正在洶湧澎湃地發展。”如果不是革命打倒了君主專製製度，這種新氣象的出現是不可能的。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君主專製製度，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由於中國資產階級木身的軟弱，並沒有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沒有消滅封建主義的根基，更沒有擔當起反對帝國主義的重仟。辛亥革命的失敗，使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成為不可避免。人們在經曆了這次失敗而有了覺悟以後，就要求補課，認為隻有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打倒，中國才有出路。但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必須尋求新的革命理論和新的革命途徑。當時中國資本主義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無產階級已經逐漸成長和壯大起來，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中國的先進分子，看到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開始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五四運動準備了條件。辛亥革命的勝利，也使五四運動成為不可避免。因為人民在經過了這樣一次天翻地複的變化以後，精神上和思想上獲得了相當大的解放，敢於提出辛亥革命以前不敢提出的問題，並且比較容易地接受新的革命理諗。所以我們說，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它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開辟了前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