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變以後，我對於“新學”的興趣不僅毫未降低，反而更為濃厚了。除繼續閱讀新的報刊外，並開始讀《天演論》之類的著作。《天演論》所宣揚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等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們當時不少的知識分子，它好似替我們敲起了警鍾，使我們驚怵於亡國的危險，不得不奮起圖存。當然，《天演論》用生物界的進化原理來解釋社會現象，是完全錯誤的，所以它的這種思想後來被帝國主義利用和發展，作為侵略弱小民族的理論根據。可是，在二十世紀初年的中國，《天演論》的思想，的確曾起過一時的積極作用。某一種思想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會發生不同的作用，對於這一點，研究曆史的人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1900年和1901年，我在本縣縣城的一家大地主家裏教書。1902年，我又到威遠繼續求學。這時，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都已出版，我非常愛讀它們。在當時，讀書人總是要參加科舉考試的。我雖然對科舉考試已經沒有什麽興趣，也不得不去參加。不過這時的考試辦法已經有些改變。從1901年起，開始廢除八股，改考策論。於是，我便把學到的“新學”，盡量地塞進考試的文章中。那時要考取一個秀才，必須經過縣考、府考和院考。縣府兩考每次考五場，差不多要半個月的時間。這對童生們說來，簡直是一場災難性的折磨。1902年，我去參加考試，縣考和府考的成績都很好。有一場府考還得了第一，閱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後麵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最後兩句是“此古之賈長沙，今之赫胥黎也”。過院考的時候，因為我是府考最後一場的第二名，被列為“堂號”（前十名稱堂號，是學政必看的卷子），但我的文章寫得太長，到交卷的時候還沒有寫完，因此便落第了。我的親戚朋友都為我歎息不止，而我自己卻並不感到多麽難受。現在看來，這恰是一件好事，它促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有一個好朋友，名叫周先登（克群），他本來對“新學”也很熱心，在當時也是先進人物，就是因為他原是一個秀才，第二年（癸卯）又考中了舉人，隨後還到開封去參加了中國最後的一次會試（這次他雖沒有考上，但以後也同那些舉人、進士一樣被送往日本留學），從此，他的思想就漸漸地走向反動（由於一昧崇拜康梁的改良主義而反對革命）了。
考試不中，我求新知識的心愈切。這年的12月，我便到瀘州去考經緯學堂（後改為川南師範學校）。這個學堂是由周孝懷（善培）創辦的。周是一個極善於投機取巧的官僚政客，他由清朝政府派到日本去學警察，回國以後，便替清朝政府在四川大辦其所謂“新政”。這些“新政”，並不是興利除弊，而是興害作弊；四川人用“娼、場、廠、唱、察”（娼是“官娼”，場是“勸業場”，廠是“製革廠”，唱是“戲園”，察是“警察”）五個字就給他概括了。當時經緯學堂的校長是周的老師、我們榮縣的一個翰林趙熙，趙雖負有詩名，但思想卻非常頑固。在周善培的影響和趙熙的主持下，經緯學堂極其腐敗，掛的是“新學”的羊頭，賣的是“舊學”的狗肉。它竟把《儀禮》（西階上，阼階下等等）當作一門課程來教學，不借繁瑣地大講其封建的禮教，真是無聊之至。為了裝點門麵，也教點英文，但一個星期才教六個字母，簡直把人氣壞了。看到這種情景，我隻住了十多天便憤而棄學回家，從此再也不想在四川上什麽“新式學堂”了。
正當我在家裏感到前途渺茫的時候，1902年底，我二哥從成都回來了。這時他已與黃芝等人辦好了自費到日本留學的手續。聽到可以自費留學，我興奮極了，也想限著他們去。這時我剛結婚六年多，已有一個不到五歲的女兒和一個不到三歲的兒子，妻賢子幼，實在不忍分離。但是，為了挽救祖國的危亡，為了爭取自己的前途，我沒有因兒女私情動搖上進的決心。我大哥替我們籌措留學經費，費盡了心血。他為此不惜變賣田產，也隻湊到銀子二百餘兩。但是，錢少也擋不住我們遠行。我們於是這樣計劃：我第一步先隨他們到上海，第二步再設法去日本。
1903年2月9日（夏曆正月十二），那時還是元宵期內，到處鑼鼓喧天，當人們正在興高采烈、歡度春節的時候，我們一行九人，好象唐僧取經一樣，懷著聖潔而嚴肅的心情，靜悄悄地離開故鄉，掛帆而去。這時，重慶以下的興隆灘，剛剛塌崖不久，川江航行還很危險，但我們卻毫不在意。我們當時正是滿懷壯誌，一片雄心，不怕任何危險。結果一帆東去，首先順利地到達了宜昌。當船過三峽的時候，看著祖國無限神奇美妙的江山，同舟的人都大發詩興。於是便以“東遊述誌”為題，寫詩以抒懷抱。記得我寫的詩中有這麽兩句，“莫謂東方皆落後，亞洲崛起有黃人”。我當時的思想，不僅沒有階級分析的觀點，而且在康梁的影響下，總覺得中國應該學習日本，走明治維新那樣的道路。不過，我對西方帝國主義卻並不那麽崇拜，而對中國的前途則充滿了信心。到宜昌以後，我們改乘輪船。在輪船上我們結交了一位“同路人”——後來四川著名的立憲黨人之一的鄧孝可。鄧本是重慶一家火柴公司的老板，這次是到日本去買機器的。既然“同舟共濟”，彼此便慢慢地攀談起來。由於思想上有許多相同之點，我們一路上倒也談得頗為投契。他約我到日本以後，一定和他一起去橫濱拜望梁啟超，我也就答應了。但是，我們自從在上海分手之後，他一直沿著改良主義的道路走下去，後來一到日本就拜在梁啟超的門下，終於成了反對革命的立憲黨人；而我卻與他分道揚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從此便結東了我們那段共同的路程。
我一到上海，便打聽到留學日本，花費並不很多，因此改變了了原來的計劃，決定同我二哥他們一直錢去日本。這樣，我們在上海沒有停留多久，就換輪東渡。但是，就在這短短的十數天內，我卻有很大的收獲。在此以前，我還隻知道康有為、梁啟超他們那一套改良主義的思想；到上海以後，我即開始接觸到孫中山、章太炎他們關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宣傳；雖然知而不詳，但稍一比較，就覺得革命的道理更為充分。於是，我對康梁的信仰便一落千丈。
在從上海到日本的航程中，我又認識了一位福建的林宗素（女）。我們剛從閉塞的四川出來，看到女子出洋留學，本來就已覺得新奇，而她那滔滔不絕的言詞，說的又全是些革命的道理，更使我感到佩服。這樣，我無形中感受到了時代的脈搏，革命的思潮便把我頭腦中原來那些改良主義的思想衝淡了。
1903年3月，我們到了日本。路過橫濱時，看梁啟超的念頭早已沒有了，我們一直到了東京。這時，中國革命的潮流又開始上漲，留日學生和全國人民一道，正在為反對沙俄帝國主義強占我國東北的領土主權而鬥爭，這就是著名的拒俄運動。我到東京後，立刻參加了這個鬥爭。從此，開始了我生活史中新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