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在長江下遊，左派和右派的鬥爭達到**。當時，上海在工人糾察隊的控製之下，南京在六軍和二軍的控製之下。（這兩個軍中有不少共產黨員，並由著名的共產黨員林伯渠和李富春同誌擔任政治部主任。）蔣介石為了勾結帝國主義進行反革命的叛變，就傾注全力來奪取這兩個最大的都市。他把自己的嫡係部隊都擺在京滬線上，盤馬彎弓，躍躍欲試。情形已經很明顯，京滬線上的這場鬥爭，將是革命成敗的一個關鍵。有人主張把剛從鄭州前線回來的第四軍（是北伐的主力，號稱“鐵軍”，軍中有許多共產黨員）調到南京去加強南京的防禦，呼應上海的革命勢力，並監視蔣介石的活動。這個主張得到武漢行營主任鄧演達的支持。4月3日，第四軍開往南京的準備工作都作好了，軍隊中已作過動員，運輸的船隻和糧秣槍彈都已準備就緒，並已決定4月4日出發。就在出發前夕大家在一起開會時，忽然有人提出，不應該把“鐵軍”調到南京去。理由有兩個：第一是怕在長江下遊和帝國主義太靠近，會引起衝突和幹涉；第二是當時汪精衛已從國外回到上海，將要來武漢，假使我們和蔣介石完全鬧翻，蔣一定要扣留汪，不讓他來武漢。這兩個理由，我們今天來看是何等荒謬，但當時卻有不少的人說得振振有詞，甚至部分共產黨員也支持這種主張。為什麽許多人思想這樣混亂呢？主要是由於武漢政府的階級構成複雜，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還占很大的勢力，許多國民黨員以至共產黨員，政治思想水平也都不高。當時我黨還處在幼年階段，雖然在群眾中很有威信，但思想上卻不夠堅強。大家對於帝國主義的武裝千涉沒有從本質上加以分析，以為躲遠一點就可以避免幹涉。由於缺乏應付幹涉的經驗，對帝國主義幹涉的後果也作了過高的估計。至於對汪精衛抱有幻想的人就更多，大家隻看見汪在曆史上的光明麵，隻看到他某些偽裝的革命詞句，隻看到汪蔣之間存在的矛盾，而沒有進一步從階級本質上去分析汪蔣之間的一致性。
反對“鐵軍”開往南京的意見提出來，引起了會上一場激烈的爭辯。參加會議的共有十個人，隻有瞿秋白、鄧演達和我三個人堅持原議。我努力想從軍事方麵說服別人，特地征詢軍事顧問加倫將軍的意見。加倫將軍說：“從北伐的軍事觀點來看，加強南京方麵的兵力是合理的，這樣我們一方麵可以從武漢沿京漢路北上，一方麵可以從南京沿津浦路北上。”於是，我把加倫將軍的這個意見，作為調動第四軍去南京的理由來力爭。但是會上大多數人都不同意，因此調第四軍去南京的計劃被擱置了下來。這是革命方麵的一大失著，假使第四軍按照原定計劃調去南京，長江下遊左右派力量的對比便會發生重大的變化，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也就不會那樣順利。可惜革命方麵在這樣關鍵性的問題上又走錯了一著棋。
以後形勢急轉直下。偽裝進步的汪精衛從國外到了上海，和蔣介石等秘密談判，決定分裂武漢政府。4月5日，汪精衛、陳獨秀在上海共同發表了所謂汪陳聯合宣言，極力為蔣介石辯護。這時，身為共產黨總書記的陳獨秀完全被反革命牽著鼻子走了。4月9日，汪陳一起來到了武漢。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慘絕人寰的反革命大屠殺，成千的共產黨員和工人群眾在新軍閥的屠刀下犧牲了。15日，廣州方麵也發動了屠殺。18日，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府，和武漢革命政府公開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