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剛到武漢，仍偽裝革命的樣子。“四·一二”慘案發生後，汪也跟著別人拍桌子，大罵蔣介石，但是他骨子裏卻無時無刻不想反共。他住在譚延閬家裏。譚的家裏有一個四川名廚師，做得一手好菜。譚延閶家是個地主階級的大本營。、湖南許多地主遭到了當地農民的清算，都跑到譚延閭那裏去造謠誹謗。汪精衛不僅吃了許多四川菜，同時也喝了許多地主的迷魂湯，於是就顯出了他的反革命麵目。他一見我們，就叫喊說農民運動搞的太過火。陳獨秀也跟著幫腔。有一次，不知哪個地主造謠，說某某司令的母親因為是小腳就被農民解去腳布，用籮筐抬著遊街；又說某地農民協會扣留了政府的糧米，不讓運出去。汪精衛借題發揮，暴跳如雷地說：“這不是造反嗎？豈有此理！是政府管農會？還是農會管政府？”陳獨秀也在一邊應聲：“是誰在湖南搞的？簡直是亂搞！”
汪、陳到武漢之前，我們本來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黨所掌握的軍隊，因此決定把共產黨員連某所指揮的一個營擴充為一個師。人員、糧餉、軍械都已經籌劃好了。當時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在政府中占優勢，工農革命情緒又很高，所以幹起什麽事來都很順手。可是陳獨秀來了，附和譚延閶的意見，說什麽計劃中配備的槍槭比別的軍隊都好，怕引人妒忌；他又說自己建立軍隊，太惹人注目等等。就這樣前怕狼、後怕虎，這一師軍隊始終沒有建立起來。
1927年4月下旬，我黨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但這次大會實際上並未解決任何問題。陳獨秀隻是表麵上承認了一下錯誤，而大會竟仍然選他作黨的總書記，這樣就使他的機會主義路線得以繼續執行和發展。我雖是四川省的代表，但沒有出席這次大會，因為怕暴露了共產黨員的身份不好在國民黨內工作。可是大會開完後不久，陳獨秀卻故意地給我暴露了。他在《響導》上轉載了高一涵的一篇文章，說在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中隻有某某幾個人是共產黨員，決不可能操縱國民黨，想以此來表白對國民黨的忠心。這簡直等於告密，給我以後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增加了極大的困難。我見了這篇文章很生氣，立刻跑去質問他。但他卻厚顏無恥地說：“為了這件事，我一夜沒有睡，想來想去覺得還是把你們幾個人公開了好。”原來陳獨秀反複考慮的結果是不惜犧牲一切以討好國民黨，他的機會主義毛病實已深入膏肓，無可救藥了。
那時武漢政府派出繼續北伐的軍隊，在河南受阻。1927年4、5月間，戰事相持於遂平一帶。隨著戰爭的停滯，促使軍隊進一步分化。5月17日，駐在宜昌的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在蔣介石的挑唆下發動了叛變。我們正在開會，聽到夏鬥寅部已經到了武昌附近的紙坊，立即要進城。大家忙著找葉挺去抵抗。一時之間，又找不到。徐謙、顧孟餘這些投機政客一見大勢不好，都悄悄地溜走了。後來通過電話找到了葉挺，才知道夏軍已經被葉的部隊打垮了。當時葉挺領導著他的部隊和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生組成的隊伍把叛軍打得一敗塗地。如果葉軍一直把叛軍追到嶽州，完全可能把它一鼓殲滅。可是汪精衛主張調解，唐生智這時也說他可以招呼夏鬥寅。於是派了陳公博等進行調解。反革命打我們，沒有人出來調解；我們打反革命，“和事佬”就這樣多。武漢政府中的那些反動分子的反共意圖，已昭然若揭，可是陳獨秀還在那裏跟他們無原則地大講“團結”，對農民運動潑冷水，說農民運動搞得“過火”。
夏鬥寅叛變後，湖南的反革命勢力起而呼應。5月21日，第三十五軍許克祥團在長沙發動叛變，解除了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這就是血腥的“馬日事變”。當時長沙附近各縣的工人和農民義憤填膺，集合十數萬人準備於5月30日進攻長沙。長沙隻有許克樣一個團的兵力，隻要我們領導上堅決一點，消滅這支叛軍，可以說是甕中捉鱉。汪精衛聽到消息，大發脾氣，指責我們不該打許克祥。陳獨秀就趕快下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大多數部隊接到命令後停止了行動，隻有其中一支工農部隊沒有接到停止進攻的命令。5月30日，這支工農部隊單獨攻撲長沙，由於沒有其他方麵的配合，結果失敗了。這次失敗完全是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事後汪精衛還譏笑陳獨秀：“你們十萬大軍怎麽連許克祥的一個團也打不贏。”反動派就是這樣可惡，你越讓步，他就越囂張。象這種讓步完全是軟弱的表現，怎能達到團結的目的呢？
5月30日，武漢政府的北伐軍打下了鄭州，與馮玉祥在西北的國民軍取得了聯絡。這是一個喜訊，但喜訊中也包含著噩兆。因為在機會主義的領導下，黨在政治上不能振作起來，那末軍事上的每一步進展就隻能成為革命陣營內部進一步分化的契機。6月10日，汪精衛、唐生智、譚延閶、徐謙、鄧演達等與馮玉祥舉行鄭州會議。會議是秘密進行的，我身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和政治委員，對會議內容也一無所知，可見汪精衛是如何處心積慮地來對付我們。他們從鄭州回來後，我隻見鄧演達垂頭喪氣，情緒消沉。6月19日，蔣介石又和馮玉祥舉行徐州會議，決定分共與寧漢合作。馮玉祥給汪精衛打來一個電報，說已在徐州與蔣介石開會商談。那時我是國民黨中央常委兼秘書，一切重要文電都由我經管，我看到這個電報十分驚異，就問汪精衛：“馮玉祥為什麽跑到徐州去跟蔣介石開會？他們商談些什麽問題7”汪精衛含糊其辭，先說不知道，後來又說電報弄錯了。我把這種可疑的情形告訴了陳獨秀，但陳獨秀仍是若無其事，泰然置之。
形勢一天天地惡化。唐生智的軍隊從前線開回了武漢，名義上是拱衛政府，實際上是要控製局勢，以便先發製人。不久軍事委員會下令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支，陳獨秀竟同意了這項命令。於是我們手中僅存的一部分武裝也被解除了。事後軍事委員會開會時，武漢衛戍司令李品仙還說：“隻收到一千支壞槍。”意思是說還有更多的好槍藏起來了，還要逼我們交槍。其實我們手上已根本沒有什麽武裝了。
財政方麵的情況也很糟。蔣介石叛變後，身為財政部長的宋子文不辭而去，跑到上海去投靠蔣介石。他丟下了一筆糊塗賬，後來由湖北的兩個反動商人來接管財政。那時前線的開支很大，政府收入不多，再加上管財政的人貪汙中飽，弄的國庫空，空如也，十分困難。
針對這種非常危急的情況，共產國際在5月發出了緊急指示，內容是實行土地革命，發展工農運動；加強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的左派力量；動員黨員和工農群眾，編練五萬軍隊；組織革命軍事法庭，肅清反革命分子。這是當時挽救革命的唯一方法，陳獨秀卻扣留了這個指示，不讓全黨知道。直到6月23日，在黨中央的一次擴大會議上，任弼時同誌要求陳獨秀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在黨內公布出來，陳獨秀拒不接受，還大發脾氣。我問坐在旁邊的張太雷同誌是怎麽回事，張太雷同誌把指示內容告訴了我。我說：“這樣重要的指示，怎麽我一點也不知道。”張太雷同誌說.·“我也是剛剛知道的，許多人都不知道這回事。”在革命十分危急的關頭，陳獨秀仍然用家長作風來堅持他的機會主義路線，革命的失敗怎能避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