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口租界收回以後，帝國主義對蔣介石的**日益加緊了。1927年1月9日，蔣介石從南昌到武漢，他這次武漢之行的目的仍然是想把國民政府遷到南昌去。那時武漢的群眾運動，非常高漲，工會、農會、學生會、童子團、商會等組織都已建立。國民政府召開了一次有三十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歡迎他，會上蔣介石竟恬不知恥地醜表功，說自己如何如何的用兵如神，勞苦功高。群眾當場起來質問他：為什麽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為什麽無理扣留國民黨中央委員？蔣介石被問得張口結舌，麵紅耳赤。接著蘇聯顧問鮑羅廷講話，大意是說要依靠人民群眾，反對個人獨裁，提高黨權，發楊民主。蔣介石受了群眾正義的質訊，惱羞成怒，卻把怨毒之氣全都轉移到鮑羅廷身上。他回到南昌以後，立即給徐謙（黨政聯席會議主席）打來一個電報，硬說鮑羅廷當眾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鮑羅廷的顧問職務。徐謙接到這個電報，嚇的不得了，打電報到宜昌，要我快回去商量。這樣我就星夜從宜昌趕回了武漢。
我回到武漢，開了一次會。會議上多數人反對撤換鮑羅廷，隻有徐謙主張順從蔣介石的要求，說：“照顧蔣介石的麵子，把鮑羅廷換一換罷。”我說：“這不是麵子問題，鮑羅廷是否要換，應由大多數中央委員來決定，蔣介石一句話怎能算數！究竟是蔣介石服從中央呢，還是中央服從蔣介石？再說鮑羅廷的話根本沒有錯誤，憑什麽理由要撤換他？這不是鮑羅廷個人的去留問題，這是蔣介石對中央、對政府的蔑視。我們一定不能讓步！”後來會議決定不理蔣介石的這一無理要求。
蔣介石的專製獨裁行為，引起了武漢方麵極大的憤慨。我們決心要跟他鬥一鬥。為此，特成立了一個由徐謙、鄧演達、孫科、顧孟餘和我共五人組成的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機關，發表了宣言和宣傳要點（內容主要是實行民主、反對獨裁、提高黨權、扶助工農運動以及所謂“迎汪複職”等。）接著我們又準備在3月7日召開國民黨第三次中央全會。各地中央委員陸續到了武漢，足了法定人數；隻有蔣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委遲遲不來。到了臨開會的日子，譚延閶、陳公博等從南昌來了，帶來了蔣介石的口信，說要把會期移在3月12日他才能來開會。我反對會議延期，我說：“開會日期早就通知了，為什麽他不來？現在法定人數已足，為什麽要讓大家等他一個人？”結果會議還是如期在7日開始。不過由於不少人有顧慮，所以把7日的會議算作預備會，10日才開正式會議。假使蔣介石真想在12日來開會，也可以趕得上。大概是因為我們沒有聽從他的意旨，所以他很生氣，始終沒有到會。
三中全會上，左派力量占壓倒優勢，會議開得很好。會議上通過了統一黨的領導機關的決議案，統一革命勢力的決議案，製定了“修正政治委員會及分會組織條例”、“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以及其它一係列的決議和宣言。確立了中央常務委員會、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集體領導製度。選出中央常務委員九人，有汪精衛、譚延閶、蔣介石、孫科、顧孟餘、譚平山、陳公博、徐謙和我，除這九人兼任政治委員並推三人兼任秘書外，又選出宋子文、宋慶齡、陳友仁、鄧演達、王法勤、林祖涵（林伯渠）六人為政治委員。這些人共同組成一個領導機構。這樣就實際上剝奪了蔣介石所竊踞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會議一直開到3月20日才結束。
那時，長江下遊的形勢又起了變化。3月21日，上海工人階級舉行第三次起義，八十萬工人和裝備精良的直魯聯軍展開了肉搏，經過一天一夜的血戰，終於解放了上海。3月24日，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和第二軍也攻克了南京，孫傳芳和張宗昌的殘餘部隊狼狽逃竄蘇北，從此長江以南的全部地區為國民革命軍所控製。
革命勢力日益推進，革命內部的分化也日益劇烈《當3月7日三中全會開會的前一天，蔣介石就在南昌槍殺了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讚賢同誌。隨後又指使青紅幫匪徒搗毀了南昌市黨部和總工會。3月23日，蔣介石又跑到安慶行凶，指使他手下的暴徒，搗毀了安徽省黨部和總工會。3月24日，即革命軍解放南京的那一天，英美等帝國主義公然出動軍艦，炮轟南京的革命軍隊及和平居民，死傷達二千人。就是這樣，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同時舉起了屠刀，裏應外合地對革命展開了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