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我又到了廣州。這時，北伐戰爭已經開始，葉挺同誌領導的獨立團擔當先鋒，已於6月初進入湖南。由於過去幾年裏毛澤東同誌在湖南作了許多工作，我黨在這裏的組織極為堅強，工農運動也最為發展。在我黨的領導和工農群眾的支持下，英勇善戰的獨立團所向無敵。7月間，北伐大軍在廣州誓師，陸續進入湖南。一場偉大的革命戰爭展開了。
但統一戰線內部的關係急需調整。自從3月中山艦事件和5月黨務整理案發生以後，蔣介石包攬了軍權、政權和黨權，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北伐軍出發的前夕，蔣介石又擔任了總司令，把北伐軍的各軍以及政治部、參謀部、軍需部、海軍局、航空局、兵工廠等機構統歸總司令部管轄。蔣介石上升到一個獨裁者的地位，許多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遭受j排斥。我一到廣州，何香凝看見我就哭了起來。她說：“現在是跟北洋軍閥決戰的最後關頭了，可是國民黨內部情形這樣糟，怎麽辦？一個人專橫跋扈，鬧得大家三心二意，這次戰爭怎麽打下去？國民黨怎能不垮台？”當時我們就商量對策。9月到10月，我們在廣州召開了一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以及各省區特別市及海外代表的聯席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一些重要的決議案，如提高黨內民主、反對個人獨裁、發展工農運動、實行二五減租等。唯有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由於右派分子張靜江等的堅決反對，未提付表決。通過的這些決議案主要是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和右派的猖狂進攻的。北伐戰爭進行得十分順利，北伐軍連續攻克了長沙、嶽州。
8月底，以獨立團為主力的北伐軍在汀泗橋、賀勝撟打敗了吳佩孚的精銳部隊，北伐軍長驅北上，攻克漢口、漢陽。10月10日，打下武昌。吳佩孚率領他的殘兵敗將退入了河南。同時北伐軍在江西和福建方麵，也開始發動進攻。盤踞東南的大軍閥孫傳芳由於遭到失敗，內部發生分化。11月北伐軍攻占南昌，12月占領福建。不到半年的時間，曾經稱霸中原、不可一世的吳佩孚和割據長江下遊富庶區域的孫傳芳，其反動軍隊都迅速地土崩瓦解了。隻有奉係軍閥張作霖還負隅北方，妄圖頑抗。北伐戰爭發展得這樣迅速，真是出乎人們的意料。北伐軍所到之處，工農群眾熱烈支援，人民簞食壺漿，迎接大軍。人民群眾的擁護，正是北伐戰爭獲得迅速勝利的根本原因。
但是北洋軍閥的垮台和北伐軍事的勝利，並不表明革命從此就可以毫無阻礙、一帆風順的發展。因為站在北洋軍閥後麵的還有更加凶惡的強大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不會就此甘休的，它們總要千方百計地來挽救自己的失敗。近代的中國曆史證明，每一次革命運動發展到**，帝國主義決不會坐視，它或者發動公開的幹涉，或者進行內部的破壞。而北伐戰爭時期革命內部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我黨領導上的機會主義錯誤，更給帝國主義造成了從內部破壞革命的空隙。可以看到：從1926年年底開始，北伐的軍事方麵逐漸被推到一個次要的位置，而內部的政治鬥爭卻被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這正是帝國主義勾結國民黨內的右派，企圖破壞革命運動的反映。1927年上半年，共產黨員和一部分國民黨左派人士都投入了反擊右派、挽救革命運動的鬥爭中。這場鬥爭實質上是階級鬥爭在革命內部的反映，是北伐戰爭在政治上的繼續。
1926年底和1927年初，國民黨內左右派的衝突在遷都問題上又爆發出來。當時蔣介石在南昌搞了一個右派中心，和帝國主義眉來眼去；許多政客、買辦，如黃郛、虞洽卿輩出入蔣介石的幕府；帝國主義、江浙財閥和蔣介石在一起策劃一個新的陰謀。蔣介石背棄自己的原議，反對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把國民政府遷往武漢的決定，要把政府遷到南昌。當初，蔣介石因害怕廣州的工農革命力量，曾提議把政府遷往武漢，遭到了我們大家的反對；等到武漢工人運動和兩湖農民運動起來了，我們大家都主張把政府遷往武漢，並根據大多數人的意見作出了正式決定的時候，他忽然又提出異議，不肯服從。蔣的出爾反爾，暴露了他的個人野心，引起了大家的憤慨。當時江西地區處在蔣介石嫡係軍隊的控製之下，南昌已成為右派的巢穴。很顯然，蔣介石是要把革命政府置於自己的掌握之中，以便任意擺布、為所欲為地進行反革命活動。蔣的企圖正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又被我們拒絕。
1926年12月，廣州政府遷移，黨政負責人分路去武漢。有的走水路經過上海從長江上溯；有的走陸路，取道湖南；也有的取道江西。我走的是水路，到達武漢最早。12月10日大部分負責人都趕到了。當時有許多問題都亟待解決，因此決定成立一黨政聯席會議，以應付臨時的一切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