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結東後，許多同誌要我留在廣州工作。但是我覺得四川的國民黨組織建立不久，急需繼續鞏固；而且四川省又是吳佩孚巢穴——湖北——的一個側翼，假使把四川的革命工作搞好，對於行將到來的北伐，一定會起良好的作用。基於這些原因，大會剛剛結束，我就匆匆地離開廣州，回四川去了。

—路上為了宣傳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的精神，耽誤了一些時間。在上海、南京做了許多次講演。由於長期緊張工作，感到身體有些支持不了。到達宜昌，需要換船，我一上岸在人力車上就暈過去了。同行的熊曉岩先生把我扶到一個教堂的牆下，給我吃了一杯藥酒才蘇醒過來。剛到重慶，又暈厥了一次。大家把我送進醫院療養，我心裏總是放不下四川黨部的工作。可是醫院規矩很嚴，不準我走動，不準我會客。同誌們也怕影響我的健康，許多事情都不告訴我，因此我住在醫院裏什麽事情也不知道。

那時，國民黨右派更加猖獗起來了。蔣介石開始暴露出反動麵目，製造了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誣蔑中山艦艦長李之龍不服調遣，擅入黃埔，陰謀暴動。逮捕了李之龍和軍隊中的許多共產黨員。這是國民黨右派對我們發動進攻的一個信號。當時毛澤東等同誌主張給右派以堅決的回擊，可惜這個主張沒有被采納。同時，西山會議派也在上海召開了偽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企圖和廣州的二次代表大會對抗。到5月15日，蔣介石得寸進尺，又召集了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什麽“黨務整理案”，自己又當起了黨的主席、中央組織部長和軍人部長，把黨權、軍權統統抓到自己手裏。各地的國民黨基層組織裏也刮起了一陣反共的逆風。四川就有西山會議派的頭子石青陽，在重慶另立一個省黨部，天天找我們蓮花池黨部的人打架。我住在醫院裏就看見許多被打傷的人，包著頭，紮著繃帶，不過我當時還不知道是怎麽回事。經再三追問，同誌們才把實情告訴我。

我出院以後，決心組織力量，對右派進行反擊。我和楊闇公同誌分工，他負責發展共產黨的組織，發展工農運動；我負責整頓國民黨的組織，並在中上層和軍隊中進行活動。當時劉伯承同誌也在一起工作，我出醫院後大部分時間就住在重慶浮圖關劉伯承同誌的家裏。我們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準備在1926年8月召開一次四川省國民黨代表大會，以反擊右派的進攻。後來會議也如期舉行了。不過，那時我已於7月底出川，因為革命軍已經開始北伐，廣州方麵急電召我到廣州去，因此我沒有來得及參加那次大會。

在四川的幾個月，我又在軍隊中進行了一些活動。四川由於軍閥連年混戰，兵員之眾，番號之雜，甲於全國。其中較大的軍閥有楊森、劉湘、劉成勒、賴心輝、田頌堯以及從貴州來的袁祖銘等。這些軍閥各據一方，互不相下，今天甲軍與乙軍聯合攻打丙軍，明天甲軍又和丙軍聯合攻打乙軍，弄得烽火連年，哀鴻遍地。而且這些軍隊大部分在名義上都已歸附了吳佩孚，他們戰鬥力雖差，但假使和吳佩孚聯合起來，也未始不是北伐軍的一個大患。好在這批軍隊內部矛盾很多，某些軍隊又跟我有些曆史關係，所以我就著手從中分化他們，希望爭取一部分軍隊反正，以減少北伐的阻力。我最先選擇駐在南充的川軍第五師師長何光烈作為爭取的對象。何本是熊克武的部下，與我相識，他自稱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起先以為這個人比那些腐朽的軍閥總會開通一點，哪裏知道他的頭腦也象花岡岩石一樣的頑固不化。我勸他歸順廣州革命政府，曉之以理，喻之以勢，反複譬說，仍然是一竅不通。原來他以老婆的名義在一個織綢工廠加入了股份，他已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軍閥和資本家“一身而三任焉”的人物。當時織綢廠裏有我黨的組織，工人時常罷工。他為此對於共產黨和工人運動痛恨入骨，所以革命的道理一句也聽不入耳。象何光烈這種人對於無政府主義正是一個絕大的諷刺。不過我這次去南充也沒有白跑，我利用舊的關係，天天到士兵中去演講，宣傳革命的道理。何光烈部下有兩個旅長倒比他們的“無政府主義”上司好的多，這兩個旅長同情革命，終於被我爭取過來了。後來這兩旅隊伍參加了劉伯承同誌領導的順（慶）、瀘（州）起義。

我還在重慶袁袓銘的黔軍裏進行活動，並且跟袁祖銘親自談了一次。當時袁祖銘受到楊森、劉湘的圍攻，正在走投無路。

其部下師長王天培、楊其昌頗有歸附廣州國民政府的傾向。我跟王天培談了幾次，講了許多革命道理，他頗為悅服，表示願意加入廣州革命隊伍。我曾據此報告國民政府。不久，黔軍被迫退出四川，王天培和楊其昌就投降了北伐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第九軍和第十軍。不過這兩支軍隊由於沒有得到改造，雖然他們在常德同賀龍同誌的軍隊一起，消滅了袁祖銘，又攻下了宜昌，但是後來仍被蔣介石拉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