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我被西南軍閥排擠，退出軍政府，10月底回到四川。就在這一年，我讀到了一本日文叫《過激派》（日本對布爾什維克的惡意的稱呼）的書。
一個人讀一本新書，通常總是根據自己過去的思想認識和生活經驗來吸收新書中的內容，作出判斷和選擇。所以同樣一本書對於不同環境中不同的個人，往往會發生不同的影響。當時中國革命已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革命實踐的發展使我日益明確地感覺到舊民主主義道路走不通。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發生給我啟示了一個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徑。我渴望了解蘇俄革命的經驗，《過激派》這本書，恰恰滿足了我的需要。我反複地閱讀它，結爸著自己過去的經曆，認真地思索，把以往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作了一次詳細的批判和總結。我體會最深刻的有以下四點：
第一、工人和農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他們用辛勤的勞動哺育了整個社會。但是他們自己卻“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世世代代過著貧困的生活。而地主、資本家，遊手好閑，不事勞動，卻過著奢侈的生活。如何能使這些人絕跡？布爾什維克主張“不做工，不得食”。我非常擁護這個主張。的確，對於這些社會上的寄生蟲，一定要強迫他們去勞動，讓他們“自食其力”，社會才能夠安定和繁榮。
第二、布爾什維克認為：工人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工人階級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夠得到解放。這個道理在從前我是不可能理解得深刻的。從前雖然對下層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極大的同情，搞革命就是為了要解救民眾的苦難，但是總以為革命隻能依靠少數知識分子職業革命家，沒有看到廣大人民中所藴藏的偉大革命潛力。經過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工人階級的政權，經過五四運動，中國工人階級發揮了衝擊舊製度的偉大力量。在國際和國內的新形勢下，讀了這本書，深深感到工人階級力量的偉大。辛亥革命隻在知識分子和軍人中進行·活動，恰恰是沒有把下層民眾動員、組織起來。所以革命顯得軟弱無力，反動派一旦反攻，就陷於土崩瓦解。今後一定要改變辦法，革命新辦法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依靠工人階級，依靠下層民眾。
第三、我從前讀無政府主義的著作，覺得他們不要組織的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1915年聽到孫中山先生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黨員要有絕對服從的義務，不能自由行動，組織手續很嚴格，入黨時還要按手指印。我覺得他的辦法比無政府主義強的多，但是黨員入黨時要打手指印的做法又太落後，有點舊式會黨的氣味。究竟怎樣才好呢？我始終抱著疑問。布爾什維克主張由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組成一個堅強的、有紀律的、有戰鬥力的共產黨，作為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核心力量。這個主張使我多年以來所未能解決的疑團，渙然冰釋。
第四、辛亥革命時，我對掌握政權和改造國家機器太不注意了，當時為了遷就袁世凱而讓出了政權。有些人（如宋教仁）還幻想用議會鬥爭的方式來控製住舊的國家機器，結果反動派就能夠利用現成的政權和舊國家機器向我們進攻。布爾什維克認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工人階級在革命中必須粉碎舊的國家機器，代之以新的國家機器，才能夠鞏固革命的勝利。這正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象中國這樣一個幾千年相傳下來的以官僚製度為核心的舊國家機器，是許多罪惡的根源，其勢力根深蒂固，即使經曆許多次的革命風暴，但在官僚國家的蔭庇下，萬惡的舊勢力仍會死灰複燃。以往我也常想這個問題，模模糊糊地想不出一個道理。布爾什維克關於政權和國家的理論，解決了我的問題。
我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主要就是在這些問題上有了一點新的體會。這些體會當然是很籠統膚淺的，但卻形成了我的新道路的起腳點。說起來真是可憐，我那時渴望能夠看到一本馬克思或者列寧的著作，但是我東奔西跑，忙於應付事變，完整的馬列主義的書又不易得到。所以隻好從一些報刊雜誌上零星地看一點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介紹。那時候，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還是不多的，階級觀點也不明確，還不能用科學的方法來分析社會各階級。我當時隻是認為：重要的是要把這些知識貫徹到行動中去，身體力行，為革命做一點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