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南方各省鍁起的“自治運動”的潮流，給我提供了扨步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機會。“自治運動”是怎麽回事呢？原來當時的政治局勢是十分混亂的，在全國範圍內，是北洋政府和廣州政府南北對峙的局麵，在北洋政府內部有皖係、直係、奉係的對立；在廣州政府內部有革命派和滇係、桂係軍閥的對立；甚至一省之內也有許多小軍閥割據稱雄。當時北洋派大軍閥以“武力統一”為名，攻打南方各省，發生連年混戰的局麵，社會秩序十分混亂，人民生活極為痛苦，特別是湖南省受戰禍最慘。段祺瑞的爪牙張敬堯作了督軍，橫行霸道，連小學都封了。因此，湖南群眾起來組織了驅張運動，趕走了這個蟊賊，出現了要求“自治”的潮流。所謂“自治”，就是由本省人製定省憲，選舉省長，管理本省事務。這種主張當然不是挽救中國危亡的根本辦法，因為當時人民群眾沒有發動起來，本省人治理本省，其結果仍不外是本省的上層分子壓迫本省的下層人民，但在北洋軍閥“武力統一”的叫囂聲中，它卻不失為是抵製北洋軍閥的一個有效武器。由於當時人民群眾對北洋軍閥最為痛恨，因此這個反對北洋大軍閥的“自治”口號，受到人民群眾一定程度的支持。當時各省參加運動的人很複雜，有馬克思主義者，有急進的民主主義者，有資產階級，但也有為保全並擴充自己地盤的地方軍閥和政客。

我回到四川以後不久，“自治”潮流就卷進了四川。當時四川情形也十分混亂，1920年2月，屬於國民黨的四川省長楊庶堪及謝持等為了爭奪權力，聯合了滇軍、黔軍，攻打同屬於國民黨的督軍熊克武，熊敗退至保寧。下半年熊克武又聯合舊川軍劉湘、楊森等部進行反攻，驅逐楊庶堪等。勝利後熊發表了解除四川督軍職務的通電，經協商後分為三軍，以但懋辛、劉湘、劉成勳為一、二、三軍軍長，協同維持川局，使局麵暫時安定下來。但劉湘及其所屬的楊森又各抱野心，隨時企圖奪得全省政權，結果弄得四川全省四分五裂，動**不安。北洋軍閥的軍隊這時駐紮在陝南、鄂西，注視著四川的形勢，隨時準備大舉入川。在這種具體形勢下，“自治”就變成了人民要求自己作主來統一全省以反對北軍入川的政治運動。

我對於四川“自治”的態度是：不同意把“自治”當作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但是在當時具體形勢下，應該抱讚助態度，並積極參加這個運動。因為：

第一，“自治”可以抵製北洋軍閥，也有利於製止本省的混戰，創造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第二、“自治運動”提供了向人民進行宣傳教育的機會，不應該櫃絕這個機會，應該利用它把群眾的覺悟引向更高的水平。第三、假使革命派不參加這個運動，那末，地方軍閥就會去控製這個運動，使運動成為他們達到私利的工具。因此在運動中對於地方軍閥一定要進行揭露和鬥爭。

1920年底，我們開始了組織活動，1921年4月1日成立了“全川自治聯合會”，一百多個縣每縣都有一、二個代表來參加，我們通過這個組織係統，了解了四川各縣的許多情況。我也借著這樣一個公開的講台，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經常寫文章，做講演。“全川自治聯合會”的宣言和十二條綱領就是由我起草的。

其中以“建設平民政治、改造社會經濟”為總目標，強調民主政治以反對軍閥專製；提出“不作工、不得食”以反對社會寄生蟲；提出“民眾武裝”以反對軍閥武裝；提出“合作互助”以改善工農生活。十二條綱領是：“全民政治”、“男女平權”、“編練民軍”、“保障人權”、“普及教育”、“公平負擔”、“發展實業”、“組織協社（即合作社）”、“強迫勞動”、“製定保工法律”、“設立勞動機關”、“組織職業團體”等，每一條綱領都詳加解釋，許多觀點開始擺脫了舊的束縛，初步反映了馬克思、列寧的一些主張。這個宣言和綱領曾經登載在當時創刊的“新蜀報”上，各縣進步青年看了，十分歡迎。我從前許多老朋友看了，也感到我的見解變得更新奇了。

我通過這個自治機構，初步傳播了一些進步思想。大會開幕時，全省人心振奮，可容千餘人的重慶商會大禮堂，座無虛席，門窗外還有許多人佇立而聽，許多人都說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盛會。可是開會不過十多天，劉湘、森就企圖收買自治聯合會，以作為他們的禦用民意機關，自治聯合會中的成員本來就很複雜，有些卑鄙的人已經被他們收買。我覺察到這種情況後，就把大家發言擁護自治、起草省憲的意見作成決議通過，並宣布“我們聯合會的宗旨是促成省憲，不能代替民選的省議會，我們大家已決議實行自治，起草省憲，任務已經完成，至於起草省憲的權力應該交給省議會”。這個意見得到多數人的讚同，於是就把起草省憲之權移交給省議會，而把自治聯合會解散了。我當時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省議會還在國民黨多數的控製下，還不至被反動軍閥隨意操縱。軍閥劉湘、楊森費了很多心機，用了許多錢收買代表，結果是人財兩空。他們因此恨我入骨，下令通緝我。

四川“自治運動”本身，並無成效可言，但這個運動卻使我有了一個麵對廣大人民講話的機會，使我把新近體會到的一些想法得以傾吐於廣大人民之前，而且得到了熱烈的反響，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收獲。而且通過“自治”的失敗，使我又有了兩個教別：第一是進一步體會到在軍閥統治下毫無民主可言，要拯救中國，必須首先用武裝的革命來推翻尉建軍閥統治。第二是自治聯食會那種地域性的臨時的組織極容易為敵人破壞，必須要有一個堅強的革命的戰鬥的組織來領導革命。這時候我心裏非常強烈地要求組織象布爾什維克那樣的政黨。其實恰恰在這個時候，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正在上海秘密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不過我遠在被封鎖的四川，並不知道。

全川自治聯合會解散後，我就到成都把製訂省憲的任務交給省議會，然後到南充、綏定等地講演，1922年初我又到了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