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以後，中國的政局發生了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趁著歐洲大戰的機會出兵山東，並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件。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對他稱帝的支持而接受了這些條件，秘密地簽了字。1915年底袁世凱玩弄公民投票，強奸民意，公然稱帝，結果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在他逐步地往上爬的時候，反對他的各種社會力量也在逐步地集合起來。1915年12月25日雲南護國軍首先起義，各地紛紛響應，袁世凱的皇冠不久就滾落在塵埃裏。1916年6月6日，這個竊國大盜在全國人民的反對聲中活活地氣死了。
袁世凱統治垮台，對我的通緝令自然失效。隨後，南北和議達成，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我就和蔡元培一起從法國回國，1917年2月我到達北京。我到北京有一個任務，因為歐洲大戰開始以後，法國人力不足，需要大招華工，袁世凱政府和法國訂立了一個關於招募華工的條約，內容對中國工人非常不利，經手人梁士詒從中撈了很多錢，根本不顧工人的利益。這時候我們已在法國組織了華法教育會，主持人有蔡元培和我，目的是要在法國的大批華工中進行教育，並希望國內貧苦學生能出來留學，還組織了勤工儉學會。由於袁世凱政府與法國所訂的條約對工人很不利，我們出來力爭，費了很大周折，與法國改訂條約。規定中國工人和法國工人同工同酬，總算為工人們爭回了一些權利。我就攜帶這個條約草案回國，要求北京政府批準。
回到北京一看，中國的政治贈勢還象從前一樣。袁世凱雖然死了，但是北洋軍閥繼承了袁氏的衣缽，並分化成大大小小的派係，展開了爭權奪利的鬥爭。政府中貪汙腐敗風氣，依然如故。華工新約送到外交部，足足等了四個月還沒有批準的信息。
有一天，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來訪問我，他問我：“聽說你帶回一個招募華工赴法的條約，批準了沒有？”我說：“還沒有批準。”接著我詳細地給他解釋了這個條約比前一個條約要好的多。他說：“你沒有在北京住過嗎？你是學生嗎？真是迂夫子！這裏的事，非錢不行。如果有錢，再壞的條約也能批準。如果沒有錢，再好的條約也批不準。你這種事至少可以賺幾百萬，你就是拿—二百萬出來也不算什麽？”我說：“我們就是為了反對賺工人的血汗錢，才辛辛苦苦爭回了一些權利。我們沒有錢，不但不願拿錢去運動，就是人家拿錢來運動我也不行！”說著說著兩個人就大吵起來。他臨走時說：“你執拗得很，讓你看看吧！”事後才知道，這個人就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一位科長派來的。在軍閥官僚統治下，什麽好事也辦不成，不鏟除軍閥統治和官僚製度，中國決無得救的希望，這是對我的一次嚴重教訓，我立誌要和惡勢力鬥一鬥。當時我沒有任何其他辦法，還幻想通過個人關係去說服外交部長伍廷芳。我想：伍廷芳是一個同盟會員，總不會和貪汙官僚一樣。他身為外交部長，是會有批準條約的權力的。哪裏知道：官僚機構，重重疊疊，相互牽製，伍廷芳雖然答應批準條約，可是外交部內上上下下的官僚們都想撈一點油水，仍舊拖延不動，事情就這樣拖下去，沒有得到結果。
我這時一麵在交涉條約的事情，一麵又進行第二個任務，就是辦留法勤工儉學，設立了一個留法預備學校，同時又給四川同事去信請他們成立留法勤工儉學分會。1918年留法勤工儉學的消息傳到了湖南。於是四川、湖南等地掀起了留法勤工儉學的**。我們希望在這個動亂的環境中能夠培養出一些人才。但是目睹國內的混亂和腐敗，眼前一片黑暗，仍不知出路何在？
不久又證明，在軍閥統治下，連教育工作也不會讓你安定地做下去。這時北洋軍閥正在進行爭權奪利的鬥爭，總統黎元洪和國會議員站在一邊，背後有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國務總理段祺瑞和大多數省份的督軍站在另一邊，背後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之間圍繞著對德宣戰問題，勾心鬥角。段祺瑞嗾使督軍團包圍國會，脅迫黎元洪一定要通過對德參戰案，以便借此機會，大借外債，擴充實力；黎元洪為了對抗段祺瑞，勾引頑固派張勳進京。其實張勳和段祺瑞暗中也有勾搭。1917年6月張勳進了北京，演了一出“宣統複辟”的醜劇。當時，北京城內，兵荒馬亂，到處搶掠捉人，凡是與辛亥革命準有點關係的人都紛紛避難出京，我也隻得暫時放下教育工作，避往天津。隨後段祺瑞又玩弄手段，以“恢複共和”為名，趕走張勳，獨攬政權。辛亥革命所遺留下來的“民元約法”被軍閥完全撕毀了。南方為了“護法”，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成立了軍政府，於是出現了南北兩個政府對立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