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亡法國，接觸社會主義思潮
從1911年辛亥革命起，到1919年五四運動止，這是一段艱難困苦的鬥爭歲月。當時，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所篡奪，革命黨的組織陷於土崩瓦解，中國天空上滿布著黑暗的陰雲。在辛亥革命以前，我們曾經抱著一個美麗的幻想，以為革命後的中國一定是一個民主、獨立、統一、富強的國家。但是現實嘲弄了我們，中國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凱的專製獨裁；不是獨立，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淩、蠶食和鯨吞；不是統一、富強，而是軍閥們的爭權奪利、魚肉人民。
1913年7月，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南京、上海、江西、安徽、廣東、四川等地的國民黨軍隊發動了反袁起義。但這次起義（所謂二次革命），在袁世凱的強大軍事壓力下，好象縣花一現就失敗了。國民黨僅存在南方幾省內的一點革命軍事力量也被摧折殆盡。
起義失敗後，我還留在上海。我並不認為革命從此就完了，我相信袁世凱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所以想隱蔽在上海，繼續為革命做一點工作。但是袁世凱並沒有放過我，指名說我是四川重慶熊克武反袁起義的策動人，對我下了通緝令。我在上海站不住腳。於1913年11月亡命法國。
我在法國巴黎居住了兩年多，思想上非常苦悶。“中華民國”成立了隻有一年多，中國的政治局麵就弄得那樣糟糕，革命愛國之士或死或逃，我也被軍閥攆到了外國，革命失敗得真是再慘痛不過了。我時時刻刻惦念著中國的情形，希望革命火焰會再一次迅速地燃燒起來，把醜惡的軍閥統治燒個幹幹淨淨。19U年春季我沒有入學，癡心指望著很快地能再有一個回國參加鬥爭的時機。但是過了半年，國內沒有一點革命發動的跡象，而且袁世凱還修改了民元約法，解散了國民黨以及國會，擔任了終身大總統，許多北洋派爪牙也紛紛爬上了各省都督的位置，看起來袁世凱氣焰囂張，不可一世，我的歸國希望暫時也不能實現，於是決心先埋頭讀書。辛亥革命以前，1903年我初到日本時，決心要學一門科學，選的是電氣工程。1911年我棄學回國參加辛亥革命。我原來學的是工程技術，但由於國事日非，隻得經常從事革命活動，深深感到“所學非所用”，於是這次進了巴黎法科大學，改學政治經濟學。
亡命巴黎的兩年多，看士了不少事情，接觸了不少人物，長了不少見識。這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交戰的兩個帝國主義集團，彼此瘋狂地屠殺，整個歐洲沉浸在血泊中，好象一個大屠宰場。世界資本主義製度的危機，已暴露無遺。同時，社會主義思潮風起雲湧，各色各樣的社會主義思想流派，盛行一時。1903年我在日本東京曾經讀過幸德秋水的《土會主義神髓》，感到這種學說很新鮮，不過那時候一麵在學校緊張地學習，一麵著重從事革命的實際活動，對這種學說也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就放過去了。這時，又重新看到這種學說，感到格外親切。社會主義書籍中所描繪的人人平等、消滅貧富的遠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聯想起孫中山先生倡導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古代世界大同的學說。所有這些東西，在我腦子裏交織成一幅未來社會的美麗遠景。這個遠景雖然是美麗的，但是如何能夠實現它？我們當前應該做些什麽？我仍舊是茫然的。我曾經和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談起這些問題，李石曾認為：“我們隻要搞教育，宣傳互助、合作，傳播這種美麗的理想，努力去感化別人就好了。至於總統、皇帝及其他官職和議員，讓人家去當沒有關係。”我不同意他的意見，我說：“教育、宣傳工作固然要做，但是組織工作也要做，沒有強有力的組織，團結和培養人才，是幹不了革命的，你不去侵犯皇帝、總統，人家就要侵犯你。”李石曾的思想是典型的克魯巴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主張，我從以往的革命實踐中感到這種不要組織革命團體的主張根本是行不通的。僅僅有一個美麗的理想，而沒有一套實現理想的革命綱領和革命策略，那又有什麽用呢？因此，我在法國雖然接觸了一些社會主義的流派，但是它們並沒有給我指明一條拯救中國的光明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