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文井給我的諸多信函中，有一封是獨特的，他轉給我一封著名評論家秦兆陽同誌給他的信，並說：“閱後留在你那兒就行了。”
兆陽同誌給他的信中所述的內容，與我有關係。我在《文藝報》工作時，兆陽同誌已離開了，但他和張光年、康濯、侯金鏡一起負責過《文藝報》工作的事我是知道的，雖然我從未與他在單位見麵，記憶中他曾是我的領導這件事卻是難忘卻的。
1975年，為了解決我與愛人兩地分居問題，河北省負責《河北文藝》工作的田間同誌，將我從湖北五七幹校借調到石家莊工作，我愛人不久也調來。
文井同誌“文革”前曾擔任過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他還擔任過作家出版社社長，而當年的作家出版社是掛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另一張牌子上。從幹校回京後，文井就直接去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社長了。
1983年，吳泰昌（左）前往嚴文井家邀請他出席《文藝報》召開的散文創作座談會
兆陽同誌1957年之後，去了廣西工作，他想回北京或北京附近等地工作，托文井。文井將此事轉給了我，讓我在河北幫他聯係一下。河北雖然不是北京，但比起廣西離北京近得多了。當年人才、知識是不值錢的，我好不容易聯係到邢台地委一好心的領導，他同意將兆陽同誌安排到地區文化局創作室。我高興地將這個消息告訴文井，可很久，文井未回複，兆陽同誌那邊也無動靜。兩年以後，兆陽同誌回到北京，不久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大型刊物《當代》。我也回到了《文藝報》。在許多公共場合見過他，也去過他的寓所看望他，但均未提起過這件往事。1977年6月，我突然收到文井轉來的兆陽同誌的信，兆陽同誌在信中說：“那年我為什麽要請你幫助調動工作呢？有生活上和工作上兩個方麵的原因。生活上的原因是：當時張克因身體很不好，經組織上批準退休，回北京家中養病。但身邊隻有一個女兒，早出晚歸，對她不能照顧，困難很大。而我也是一個人在南寧，身邊沒有兒女，也年老無人照管。工作上的原因是：廣西組織上要我參加一個三結合小組寫一個反映農業學大寨的長篇小說，因受‘四人幫’文藝思想的幹擾，加上我對當地語言不熟，故對是否能完成任務很無信心，心想，既然要搞寫作，不如回北方較有把握幹出點事情來。因此我當時希望，我能調回北京或到石家莊、天津等地。”
不久前，見到兆陽同誌的親屬，他們似乎並不太清楚其父曾有過這些考慮。鑒於兆陽、文井前輩已先後故去，記下這點小事，也好留下老一輩作家風雨人生中的真實片刻。
2005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