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彥周是我的道兄，也是鄉兄，是相識了三四十年的老友。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2005年。12月20日，我去安徽省立醫院看望他。他住了幾個月的院，但那天精神和情緒還好。他坐在病榻上，向我一一詢問京中幾位老友的近況。他忽然興奮地叫夫人張嘉取出一部人民文學出版社剛出版的他的長篇小說《梨花似雪》，說，真巧，書昨天剛運到。他在書的上卷扉頁上寫道：“送給泰昌老友，這是我送出的本書第一部，請閱正。魯彥周2005.12.20於合肥省立醫院。”我勸他以後別寫長篇了，他同意，打算寫些散文、回憶隨筆，他說想寫的東西還多。他約我明年一起到他的家鄉巢湖走走。
萬沒想到，一年後他就突然走了。我從北京趕來參加省裏為他舉辦的遺體告別儀式，望著他安詳的遺容，痛苦地感到：他走得有點早了。
我常常回想起與他交往留給我的難忘的記憶。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展開過一場對影片《天雲山傳奇》的公開討論，我知道一些情況，因為我在《文藝報》工作，而《文藝報》是這場討論的主要發動者。我也分享過小說《天雲山傳奇》獲全國大獎後魯彥周的喜悅，清晰地記得當時他說：“拿這個獎我感到很踏實。”
《天雲山傳奇》書影
一
中篇小說《天雲山傳奇》發表在1979年7月出版的安徽省文聯主辦的大型文學雜誌《清明》創刊號上。
魯彥周寫這部小說很順手，從醞釀、開筆到脫稿，大約用了半年時間。1978年冬到1979年春，他在北京，住在北京電影製片廠招待所，忙著改編自己的一部作品。我幾次去看他，他不時談起創作的衝動和打算。那是個激動人心的年代。“四人幫”剛粉碎，1978年5月起全國又展開了“真理標準”的討論。這一年的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批判了維護僵化教條的“兩個凡是”的規定，並撤銷了1976年製定的關於“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文件，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會議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社會主義新時期”到來的真正標誌。文藝界在這一思想解放潮流中，緊迫要做的就是被稱為“撥亂反正”的工作。所謂“亂”，是指“文革”製造的混亂;所謂“正”，是指適合文藝健康發展的黨的方針、路線。有感於“文革”的曆史教訓，開始逐步糾正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文藝領導工作上的一些錯誤。1977年，開始批判《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和《紀要》中提到的“文藝黑線專政”的論斷。1978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對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進行平反，其中有大批的文藝界人士，他們受到錯誤批判的作品也相繼被恢複了名譽。
經黨中央批準，停刊了12年的《文藝報》於1978年7月複刊。魯彥周很重視閱讀複刊後的《文藝報》。1978年11月出版的《文藝報》第5期頭版，以《堅持實踐第一，發揚藝術民主》為題，發表了文藝界領導和著名人士在《文藝報》召開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座談會上的發言。其中有茅盾的《作家如何理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巴金的《要有個藝術民主的局麵》、沙汀的《創作也要受實踐的檢驗》等。《文藝報》為發表這組文章寫的按語中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不僅在思想、哲學戰線，也在文藝戰線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持這個原則，正確地處理主觀和客觀、認識和實踐的關係，解決社會生活實踐中的各種問題，對於深入揭批‘四人幫’的偉大鬥爭，解放思想，加速四個現代化的步伐，實現黨中央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新時期的總任務，具有特別突出的現實意義和深遠意義。為此，本刊編輯部於10月上旬邀請了部分文藝工作者就這一重大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座談。在座談會上發言的有賀敬之、林默涵、張光年、沙汀、梁信、李春光、蘇叔陽、費振剛等同誌。大家認為，這是一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是現實的需要，曆史的要求，我們文藝戰線也要通過這場重大的討論，來個思想大解放。我們要從解放以來29年文藝工作的實際出發，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根據文藝工作的客觀規律，進一步加強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貫徹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服務的方向，更好地反映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社會生活實際;堅決執行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文藝領域裏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堅持藝術實踐與生活實踐相結合、文藝工作也要受實踐檢驗的原則，為真正貫徹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開拓廣闊的天地。”
1978年12月5日，《文藝報》和《文學評論》在京聯合召開座談會，提出“加快落實政策的步伐，徹底解放文藝的生產力”。會議請了魯彥周，他因為正在加緊改編《柳暗花明》放不下筆，寫了書麵發言，對文藝的今後發展充滿信心和期望。
1981年5月1日，魯彥周在《〈天雲山傳奇〉創作的前前後後》一文中談到最初創作小說《天雲山傳奇》的觸動：
1978年底至1979年初，我因電影劇本《柳暗花明》的最後定稿工作，住在北京，這時也正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三中全會公報發表以後，全國人民受到極大的鼓舞，我也感到無比激動，我知道這是中國曆史的偉大的轉折，作為一個作家，應當無條件地讚頌它，並在它的精神指導下，認真總結過去，展望未來。於是在我腦子裏開始產生了一個意念，能不能寫一部作品，歌頌三中全會精神，批判一些阻撓三中全會精神貫徹的人，同時寫一些人物的命運和遭遇，通過他們的生活、工作、道德和愛情，告訴人們，過去的某些錯誤再也不能讓它們發生了，三中全會所創造的新的曆史時代，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這隻是一個意念，而且是很概念很粗淺的意念，離進入創作構思還非常遙遠，奇怪的是，這個意念來到腦子以後，它就固執地不肯離去了，它強迫我進一步去思考。過去的歲月，黨的偉大曆程，人民的生活和工作上的挫折，未來的展望，現實的鬥爭，許許多多的人和事，都一一閃現在我的麵前。特別是我所熟悉的一些人物，仿佛一下子站到我的麵前，他們好像在說，拿起你的筆吧，寫我們的命運，寫我們的歡樂和悲苦，寫我們的道德和情操，寫我們的理想和信念，它對現實會有幫助，對人們，尤其是對青年人，是有教育意義的。
許多人物形象的出現和逐漸明確，使我擺脫了理性的束縛，擺脫了主題先行，擺脫了概念的框框，開始專心致誌地思考起幾個人物的命運。
魯彥周將小說《天雲山傳奇》改編成電影劇本也順手。他是國內較早溝通文學和電影的少數作家中積極而又卓有成果的一位。他對自己的不少小說進行改編，把它們搬上了銀幕。從小說《天雲山傳奇》發表，到魯彥周將其改編成電影文學劇本，用了約半年時間，這部有951個鏡頭的文學劇本，1980年1月2日在上海電影廠招待所定稿。導演謝晉的“分鏡頭劇本”也快速完成。攝製組爭分奪秒地趕拍。影片《天雲山傳奇》於1980年春末，就陸續在全國各地上映了。
影片《天雲山傳奇》開始上映時，雖有不同反映，但報刊上反映是好的。據《文藝報》調查，從了解的觀眾的反映看，能說明這一點。1981年3月出版的《文藝報》第6期發表了本刊記者寫的《電影觀眾談八○年電影——記北京市業餘影評員座談會》，報道中說：“同誌們首先談到對1980年電影總的估價。一種意見認為成績是主要的，因為影片的質量、數量都有所提高。出現了像《天雲山傳奇》《巴山夜雨》《法庭內外》這樣一些超過1979年水平的影片：電影題材豐富了;情節有戲了;反映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攝影的藝術技巧，都有了進步;特別可喜的是培養了不少新秀。有位同誌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1980年的電影就像《天雲山傳奇》中羅群趕馬車一樣，雖然遇到了坎坎坷坷，但畢竟是前進了。”“大家讚揚了1980年產生的一批受群眾歡迎的影片，認為《天雲山傳奇》是其中最好的一部。”“有的同誌說：這片子在我們廠裏轟動了。有的同誌說：馮晴嵐是一個有血有肉、情操高尚、令人難忘的人物。”
1981年是影片《天雲山傳奇》的獲獎年：獲文化部頒發的1980年優秀影片獎，獲中國電影家協會頒發的第一屆中國電影金雞獎和《大眾電影》頒發的第四屆電影百花獎。首屆電影金雞獎評選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夏衍牽頭的中國電影金雞獎第一屆評委會對獲最佳故事片獎的《天雲山傳奇》評語是：“《天雲山傳奇》比較深刻地反映了我國近20年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麵，充滿**地創造了動人的銀幕形象，發揮了電影作為綜合藝術的豐富表現力。”此外，在上海舉辦的第二屆文匯電影獎評選中，《天雲山傳奇》也獲最佳故事片獎，《天雲山傳奇》編劇魯彥周獲最佳編劇獎，《天雲山傳奇》導演謝晉獲最佳導演獎。
二
影片《天雲山傳奇》上映後，著名電影評論家鍾惦棐1981年2月4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預示著矯健的明天——〈天雲山傳奇〉隨筆》，這是在正麵評價影片的文章中有重要影響的一篇。鍾文說：“觀眾在影院中能夠融入影片中是有條件的，這就是足以引導人民認識其所處的時代的深刻思想內容，和與此相適應的在藝術上的卓越的創造。影片《天雲山傳奇》在同類題材的影片中顯得宏大而不矯飾，深沉而不哀傷。它不諱言作為曆史的失著，而又顯示出我們黨敢於麵對嚴酷的現實並還曆史以本來麵目的決心。在這個意義上，令人‘不愉快’的隻是曆史，隻是過去。而令人鼓舞，予人希望的則是清醒的今天和預示著矯健發展的明天。這沉思，也許具有更為複雜的內容，但不管怎樣，中國無產階級具有自己的曆史：失敗與成功，奔瀉與回流，從總體上構成一幅波瀾壯闊的圖畫，它將肯定地作用於中國和世界。”小說《天雲山傳奇》著重對三位女性命運的刻畫，小說改編成電影時，編導更有意突出了這一點。鍾文細致地剖析了影片中的幾個主要人物，認為：“影片《天雲山傳奇》是嚴肅的。它在從小說改編為電影時，突出了對三個女性的刻畫，而把支撐點放在了宋薇的往事回憶，也就是自我譴責上，從而謳歌馮晴嵐，烘托周瑜貞。”
1981年初，《文藝報》編輯部請中國電影家協會上海分會在滬召開了影片《天雲山傳奇》座談會。同年1月22日出版的《文藝報》第2期發表了座談會記錄：《談影片〈天雲山傳奇〉》。發言者從影片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等方麵對影片做了積極的肯定與評價。
白樺認為：“《天雲山傳奇》的成功，首先是由於恢複了現實主義傳統。……這樣一段曆史能夠放大在銀幕上，說明我們敢於正視生活了。影片中的許多場景之所以使人感動，是因為真實地再現了曆史，真實地描寫了形形色色的人在嚴峻生活中的表現。尤其是在沉重的社會精神壓力下，還有像馮晴嵐那樣高尚和優秀的人，在潮流麵前她仍然用自己的眼睛觀察著生活，用自己的腦子思考著問題，分辨著，抉擇著，堅定不移地背起沉重的十字架，拖起了躺著受難者羅群的板車，走上風雪彌漫的道路，生活由於有了這樣高貴的愛而變得美好起來。……謝晉同誌在今年影片生產的某些虛假風中拍攝了《天雲山傳奇》這部正視嚴酷生活的佳作，使我們又一次為他的才華和**讚歎不已！”
梅朵說：“為什麽大家看了這部影片都掉了眼淚，都很激動？因為它使我們從銀幕上聽到了人民的聲音，從羅群、馮晴嵐身上感到了振奮人心的力量。這部影片有力地否定了一種觀點：在銀幕上揭露了我們生活中的錯失，就會使人們對黨、對未來失掉信心。事實恰恰相反，藝術的強大的批判力量，會激起我們對黨、對未來的更大信心。影片在我們麵前展現了從未有過的光明和希望。羅群和馮晴嵐這兩個藝術形象具有很深刻的現實意義。我們的四化建設不會一帆風順，在我們的前進道路上還會遇到種種阻礙。我們就是應該像羅群和馮晴嵐一樣在困難和挫折麵前，以赤膽忠心對待黨的偉大事業。……吳遙這個人物，是迄今為止銀幕上出現的一個獨特的反麵形象。我們在銀幕上曾經揭露過‘四人幫’一小撮醜類。但是，像《天雲山傳奇》這樣，真實地、曆史地展現了憑借工作中的錯誤，以整人為手段而扶搖直上的官僚主義，還是第一個。影片深刻地剝開了他的空虛靈魂，它像一麵鏡子，照出了這種人的本來麵目。……影片正是以現實主義的力量，使我們與主人公同悲同哭。它使我們如投激流，**滌著自己的心靈，更加懂得應該怎樣對待生活。”
王元化說：“這兩年，我們的文學藝術已經從窄門衝了出來，開始向生活靠攏，出現了不少好作品。我覺得《天雲山傳奇》這部影片也應該列入這些好作品的行列中。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擴大化是我們社會中的一場悲劇。這場悲劇是怎樣發生的？今後如何避免？我們正在總結。我認為敢於實事求是糾正過去的缺點和錯誤，正是表明我們黨的偉大。一個永遠具有生命力不斷前進的黨是不怕這樣做的。我們都親身經曆了十年浩劫的大災難，也有不少人經曆過和影片中的羅群相類似的命運，在他們身邊同樣有著馮晴嵐式的女性：母親、妻子或姊妹。雖然遭遇不盡相同，但她們都和馮晴嵐一樣，甘願默默地做出自我犧牲，相信自己的親人是正直的、擁護黨的。……我希望我們的藝術家向生活靠得更攏一些，把人物發掘得更深一些。”
王煉說：“看了影片之後，確實感到很振奮。影片把人們想說的話說出來了，沒有回避，沒有粉飾，而是長長地觸動了人們的心弦。與近幾年拍攝的其他影片相比較，從題材、深度到手法，都有新的突破與新的成就。……我很同意王元化同誌剛才講的：‘向生活靠得更攏一些，把人物發掘得更深一些。’這部影片正是在向這個方向努力，因而它是近年來在現實主義道路上前進了一步的好影片。”
石方禹說：“據我所知，最激動作者的是生活中的馮晴嵐這樣的人物。……剛才很多同誌都談到：人們看《天雲山傳奇》後，盡管熱淚縱橫，卻不感到心情沮喪甚或對前途失去信心;相反地，人們受到了鼓舞，產生了為實現合理和民主的政治而鬥爭的強烈願望。我認為影片之所以取得這樣的積極的效果，是因為它在鞭笞錯誤思想的同時，還塑造了幾個心地光明善良、具有高尚情操的人物形象。這出悲劇中的主人公的不幸命運沒有把觀眾震懾或壓垮，其原因就在於悲劇人物沒有被自己的命運所震懾或壓垮。他們一如既往，懷著對人民革命事業的忠誠和赤子之心，始終孜孜不倦地工作，探求真理。雖然有的人動搖並且屈服過，但一經覺醒便義無反顧。很難想象如果影片在揭露吳遙的同時，忽略了對馮晴嵐、宋薇和羅群等人物的塑造，是否還會達到目前的成功。正是由於他們，觀眾才得以在黑暗中看到曙光，在悲戚中領略希望。觀眾可以相信醜惡終究是曆史熔爐裏的沉渣，而未來是屬於心靈善良美好的、被高爾基稱為大寫的‘人’的。……有同誌說文藝作品應該振奮中華民族的精神，說得很好。《天雲山傳奇》是有助於振奮民族精神的。文藝創作的道路應當寬廣多樣，也可以有不同的構思和方法，但《天雲山傳奇》探索的路子及其創作的經驗，是可以借鑒的。”
嚴勵說：“《天雲山傳奇》鏡頭的運用，緊緊把握動的藝術形象這一電影所特有的表現手段，豐富了全片的節奏感。如在組織部會議室的一場戲，靜中寓動。在整個會議的進程中，幾乎沒有一個靜止的鏡頭，采用了一係列推、拉、遙、近景、中景、特寫、變焦距等生動的鏡頭調度。導演盡力在動的合理性、動的內在聯係上下功夫，恰如其分地渲染了這場表麵平靜而雙方內心激烈衝突的起伏過程，把宋薇委屈、痛苦的複雜心情揭示得淋漓盡致，把吳遙道貌岸然的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如果把整場戲比作為一個句子的話，那麽它連逗號、驚歎號、句號都點得清清楚楚，恰到好處。”
在《文藝報》評介影片《天雲山傳奇》期間，李一氓同誌要我代找發表小說《天雲山傳奇》的那本《清明》雜誌，說：“電影看了，想看看小說。”一氓老當時是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後為常委）、中央聯絡部常務副部長，曾任新四軍秘書長、蘇皖邊區政府主席，是在中央工作的一位資深的老同誌，他亦是書法名家。1982年，魯彥周曾托我向他討要一幀墨寶。我向一氓老轉告彥周的這個請求，他痛快地答應了。他用何紹基體書寫了自己剛寫的一首短詩《題〈天雲山傳奇〉贈魯彥周》：“情深未必苦纏綿，頗耐風塵又幾年。紅葉繽紛靈幸鑒，何人長憶天雲山。”魯彥周收到我轉寄給他的這張條幅，很高興，感激一氓老對《天雲山傳奇》的理解和肯定，對他創作的支持和鼓勵。李一氓同誌的這首詩當時沒有發表，但在一定範圍內流傳過，我曾抄錄給《文藝報》的幾位領導看過。該詩經修訂後現已收入199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李一氓詩詞集《擊楫集》。條幅至今仍由魯彥周夫人張嘉珍藏著。
三
影片《天雲山傳奇》一上映就有不同的反映，不久也開始見諸各地報端。《西藏日報》於1981年3月12日、4月2日和16日連續發表了6篇討論文章，主要有三種意見：肯定或基本上肯定的;否定或基本上否定的;藝術上肯定，政治上否定的。為了使文藝界有關領導和專業人士及時了解這些信息，《文藝報》編輯部編印的內刊《文藝情況》在1981年5月25日出刊的第九期上發表了《〈西藏日報〉對影片〈天雲山傳奇〉展開爭鳴的報道》。
趙樂斌對影片作了充分的肯定，認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傑作”，是“我國文藝寶庫中的一件珍品”。他認為影片有三個藝術特點：一是“格高”。能夠“高屋建瓴”，“透過現象努力探索曆史的深痛教訓”，“從黨性的、道德的和倫理的高度，尖銳地揭示出我國政治生活中長期存在的某些弊病和不正常現象，歌頌了真善美，鞭笞了假醜惡”，因而“起到了積極的宣傳教育作用”。盡管影片沉重痛楚地揭示了時代悲劇留在人們心靈上的傷疤，但是“鬱而不悶，哀而不怨”，基調是“昂揚向上的”。二是“境大”。影片通過幾位同時代而命運各異的知識分子及幹部形象，通過他們的經曆、遭遇和彼此之間的地位變化，引起人們“對曆史、對人生的深沉思考”，啟發觀眾“撫今追昔，溫故知新”。三是“細膩”。“創作者用靈巧的藝術解剖刀，細致入微地發掘人的靈魂，揭示人的內心世界”。這種心靈美的魅力，使影片具有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對於振奮民族精神，培養千百萬人的高尚道德情操，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
黃鐵男則對影片提出了十分嚴厲的批評、指責，認為這“是一部傾向上存在嚴重問題的影片”，“是借用三中全會決定的為右派摘帽和改正錯劃右派的政策，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來醜化黨的形象，美化乃至歌頌右派”。文章主要從兩個方麵否定這部影片：一是認為影片“不顧曆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他認為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主要表現在“對於思想上和黨有距離、或者說了一些錯話的人同組織反黨小集團‘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的人沒有嚴格區別開來”。而影片中羅群為什麽被打成右派，則“幾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勉強上綱的依據”。他認為影片偏偏將“不存在的生活和不存在的人物”，“這麽一個不是右派的人硬要作為右派來寫”，而且寫成“一個高大全的英雄，成了比共產黨好十倍的‘共產黨’，豈不是開了寫傷痕可以瞞騙的先河？！”文章強調：“即使生活中有這樣的人和事，那也是極個別的，偶然的現象，而現象並不代表本質。”“影片用現象取代本質，實際上是‘一種純粹低賤的自作聰明，並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學的一個本質標記’。”二是認為劇作者“站在批判現實主義的立場上”，“專門描寫生活中的壞現象”。影片“塑造一個不是右派而被打成右派的羅群和嘔心瀝血的馮晴嵐”，無非是讓人聯想到“共產黨草菅人命，共產黨幹部以搞運動起家、通過整人平步青雲”。影片細致刻畫的“那個靈魂醜惡、隱匿不露的吳遙”，“無非是告訴人們，你看，共產黨的幹部是這樣道貌岸然而實際上頑固僵化、靈魂肮髒”，以達到“醜化共產黨的形象”的效果。
邱燁在文章中認為黃鐵男文章“不顧影片精神實質，把主觀獨斷當作鐵證，從而義行於色地進行無的放矢的指責”。文章分析說，黃文“對影片主人公羅群為什麽會被打成右派，感到不可思議”，“其實一言以蔽之，鐵男同誌要找的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右派，而魯彥周、謝晉卻刻畫了一個不是右派的‘右派’。”影片雖以三中全會後糾正冤、假、錯案為背景，“但主要寫了生活中美好的情操、人情、人性，寫了羅群被錯劃為右派後對黨、對人民的信念;寫了馮晴嵐崇高的愛情，寫了宋薇痛苦的靈魂，也揭露了吳遙僵化、醜惡的麵目。這有什麽值得責難的呢？”“從哪裏可以看出編導的批判矛頭是針對現存的社會主義製度，醜化黨的形象？”並說：“否定了這類作品的藝術真實性，近幾年的現實主義文學運動中的作品還剩下多少？否定了戰鬥過來的道路，今後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立足點又在哪裏呢？”
楊兆振的文章認為黃文盡管“過分自信，甚至有點武斷的語氣”，“論證也並不是沒有脆弱的部分”，但他“欣賞鐵男同誌敢於力排眾議提出不同見解的勇氣;更重要的是，他的確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很值得‘人類靈魂工程師’——作家們注意的問題。那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文藝創作怎樣維護四項基本原則，特別是其核心——黨的領導的問題”。他認為“《天雲山傳奇》的確不利於維護黨的領導，不利於鼓舞人們更有信心地跟著黨向著‘四化’的偉大目標前進”。他感到不安的是：“在眾多以反右鬥爭擴大化為題材的作品中，幾乎有一種通病，也可以說是新的公式吧。它們都不適當地過分美化了‘右派’，而貶低醜化了這場運動中的黨的領導和積極分子。”“這些作品的總體給人們的印象就是，反右鬥爭是一場整好人的運動，它徹頭徹尾、徹裏徹外、完完全全地錯了。這顯然不符合曆史的真實。”他認為在文藝界的一些同誌中“出現了一種危險的削弱乃至企圖擺脫黨的領導的傾向”，“對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變得相當淡漠，對於世界觀改造更是深惡痛絕”。
馬鳳翔的文章既不同意趙樂斌“作的過高評價”，也不同意黃鐵男“對影片作的武斷否定”。他認為：“《天雲山傳奇》基本上屬於一部好的影片。”
蔡賢盛認為：“對《天雲山傳奇》這部影片的爭論，是圍繞著羅群和吳遙這兩個人物的塑造上展開的。”他在文章中主要探討了這兩個人物的塑造。關於羅群，他基本上同意黃鐵男的分析，認為把羅群定為右派“是不符合曆史真實的”。他認為如果憑羅群說的那幾句話就定為右派，“那麽，反右鬥爭就是一場兒戲了”。因而，他認為，影片中羅群的塑造是違背“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革命現實主義原則的。對於吳遙這一人物，他則不同意黃鐵男的看法，他認為不能“把吳遙作為共產黨幹部的化身來看待”，“吳遙的塑造，有典型性，是符合曆史真實的”，因而“在塑造吳遙這個人物的問題上，作者比較好地運用了革命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四
《文藝報》曾公開表明了對影片《天雲山傳奇》的肯定態度。既然觀眾有不同意見，《文藝報》決定就影片《天雲山傳奇》開展集中討論，各抒己見，弄清是非。《文藝報》從1982年4月7日出版的第四期開設《討論會》專欄，至1982年8月2日出版第八期，共發表了7篇討論文章：袁康、曉文的《一部違反真實的影片——評〈天雲山傳奇〉》，童慶炳的《評袁康、曉文的〈一部違反真實的影片〉》，孫冶方的《也評〈天雲山傳奇〉》，蒲曉的《對影片〈天雲山傳奇〉的一點異議》，文菲的《一種違反文藝常識的批評——評袁康、曉文的〈一部違反真實的影片〉》，陳學昭來信摘錄、加瑾整理的《關於影片〈天雲山傳奇〉的討論來稿綜述》。
第四期“討論會”首發了袁康、曉文的《一部違反真實的影片——評〈天雲山傳奇〉》。這篇文章在否定影片《天雲山傳奇》文章中是有代表性的。編者在這篇文章的前麵寫了一段話：影片《天雲山傳奇》曾獲文化部1980年優秀影片獎、第一屆金雞獎、第四屆百花獎等。但放映以來，觀眾中有兩種不同反映。最近我們收到袁康、曉文同誌來稿，對《天雲山傳奇》提出了批評。我們認為，對於一部文藝作品、即使是一部獲獎的作品有不同意見也是正常的現象，應該按照黨的“雙百”方針，通過自由的討論，弄清是非，共同總結文藝創作中的經驗，以利於提高我們的文藝創作、文藝欣賞和文藝批評的水平。現將袁康、曉文的文章發表於後，歡迎文藝界同誌和廣大讀者參加討論。
袁文的標題已表明了對影片《天雲山傳奇》持全盤否定態度。《文藝報》的編者的話則說明“討論”是按照黨的“雙百”方針進行的。
魯彥周創作小說《天雲山傳奇》是充滿自信的，因為“小說是歌頌三中全會精神的”，但潛在的“擔心”還是有的，怕觸及“反右”如此敏感尖銳的問題，怕萬一分寸把握不準。他的這種擔心向我流露過，也向在安徽的個別文藝界老友流露過。電影《天雲山傳奇》上映後，在一個短時間裏，北京、上海報刊發表肯定的評論文章多，增添了他的這份自信。但隨著觀眾對影片不同意見的蔓延，社會上甚至流傳出某位“重要人物”對影片發表了批評意見，魯彥周突然感受到了某種壓力，心情不安起來。從他1981年1月12日在合肥寫給我的一封信中，多少可窺見他當時對影片《天雲山傳奇》命運焦急關切的心境。
泰昌同誌：
新年好！
去年在京，因為疏懶成性，沒有到你府上去，也沒有尋機會和你談談心，頗為遺憾。最近，從北京傳來小道消息，說是某重要人物對電影《天雲山傳奇》發表講話了，說這部影片把右派寫成英雄，把幹部寫成壞人，並下令禁演了。這個消息確否得不到證實，但已經在我省造成了混亂，因為這部影片剛剛在合肥放過，幹部、工人、學生反映都是非常好的，省委宣傳部也開了座談會，我省第一書記張勁夫同誌在北京也在中南海看過這部影片，他也認為不錯。怎麽忽然之間，就出現了這樣大的轉折，我並聽說《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都把準備發表的評論文章撤了，這使我聯想到《文藝報》1月號是不是也把文章撤了，所以沒有隻字提到《天雲山傳奇》。
這些事假若是真實的，這未免使人太想不通了。《天雲山傳奇》是在三中全會精神指導下創作的，我認為它是符合三中全會精神的，是歌頌三中全會的，影片的基調是積極的，從放映的效果看也是好的。有的青年看了，說是我本來沒有信念，看了這部電影我認識到那是不對的。有的人並真誠表示要學習馮晴嵐的道德情操。對這樣的影片，居然要禁止，那還有什麽是非標準了？這對我個人倒沒有什麽，可對黨的文藝事業發展是極為不利的，從政治上說，放映它評論它，隻有助於對青年教育和安定團結，若禁止，隻會增加思想混亂。我因為不明情況，也不知是否有重要人物講過什麽，更不知是哪位領導人，心情很不安，望接信後抽空給我一信，並望將我的心情代向馮牧、羅蓀同誌匯報一下。謝謝！匆此，敬禮！
魯彥周（1981年）1月12日
20世紀80年代，魯彥周進行文學創作
我收到魯彥周的信後，照他的意思，將信的內容向《文藝報》主編馮牧、羅蓀匯報了，也向副主編唐因、唐達成匯報過。馮牧並沒有告訴我魯信中所指的“重要人物”是誰，“重要人物”對影片說了什麽話，隻叫我轉告魯彥周，對一部有廣泛社會影響的作品，上上下下有些不同看法是正常的，要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不要怕爭論和批評，要相信大多數人會有自己的看法和公正的評判。馮牧特別叮囑我告訴魯彥周不要聽信“小道消息”，上海電影界座談影片《天雲山傳奇》的記錄，原計劃就是安排在1月22日出版的第二期《文藝報》上發表，沒有改變。
袁康、曉文《一部違反真實的影片——評〈天雲山傳奇〉》從根本上否定了影片《天雲山傳奇》，認為影片“歪曲了反右派鬥爭的真相，醜化了黨的領導，在青年中引起了思想混亂，是一部思想傾向和社會效果都不好的作品”。
袁文認為：“影片完全歪曲了反右派鬥爭的曆史真相。”“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圍繞著要不要共產黨領導、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兩個根本問題所展開的一場階級搏鬥。這場鬥爭是國際國內階級鬥爭發展的結果。……盡管這場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後果，但是絕不能因此就全盤否定反右派鬥爭的正確性和必要性。……而《天雲山傳奇》卻隻是通過主人公羅群的不幸遭遇著意渲染了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一麵，根本不去反映‘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一麵，因而在不了解這段曆史的青年觀眾中造成了反右派鬥爭完全搞錯了的印象。”
袁文接著說：“《天雲山傳奇》通過一係列畫麵所告訴我們的，卻正是這樣‘一個簡單的政治概念’：反右派鬥爭是‘百分之百’的錯誤。”
袁文對影片寫的主要反麵人物吳遙也是否定的，“是損害黨的形象”，甚至說，“就從著重反映反右派鬥爭擴大化錯誤這一側麵來說，影片也是違反真實的”。至於影片主要塑造的正麵人物羅群，袁文認為也是“不真實”的。文章分析宋薇時說：“宋薇為羅群落實政策並不是出自她對黨的政策的正確認識，出自她作為組織部副部長的職責，而是出於個人的感情;她的‘覺醒’也不是由於黨的教育，而是由於所謂‘人間的不平’和對昔日情人羅群的向往。影片通過宋薇這個形象告訴觀眾的是這樣一個印象：宋薇之所以‘永遠失去了’愛情而淪為‘上流交際工具的可悲處境’，完全是由於聽從黨組織的意見。這難道不是‘毀壞’黨的形象嗎？”
袁文承認：“《天雲山傳奇》的某些表現手法確實取得了成功的藝術效果。它對吳遙、宋薇、馮晴嵐等人物的刻畫是比較細膩的，避免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它在吳遙、宋薇與羅群、馮晴嵐之間所做的強烈對比，確能調動一些年輕人的感情。”但“由於創作思想不健康，成功的藝術手法就更加深了不良的社會效果”。
袁文指出影片《天雲山傳奇》所存在的諸多問題，“並不是孤立的”，“它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思潮在文藝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