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事文藝報刊編輯工作的年頭不短，先後在《文藝報》《人民文學》就職，而這兩家新中國曆史最悠久的文藝期刊的主編正是張光年同誌。從1964年起，我與光年同誌開始接觸，可以說，在對我工作等多方麵有過幫助和影響的領導和前輩中，光年同誌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1971年，在幹校收工後，吳泰昌（右）與張光年（中）、吳鬆亭（左）在池塘邊散步
我到《文藝報》上班沒有立刻投入編輯工作，副主編侯金鏡同誌安排我的第一課，是用一周時間去看《文藝報》1961年3月號發表的由光年同誌執筆寫的《題材問題》專論的修改樣，厚厚的一遝，有執筆者的多次改樣，有中國作協黨組負責人、中宣部、黨中央有關同誌的改樣。事後才知道，這是光年同誌有意安排的，本意是讓我從反複修改的文字中加深認識報刊工作的嚴肅性和重要性。我邊看邊做筆記，留心一些重要提法是如何被修改得更準確更貼切的。我特別注意文章中形容詞的用法，我看到文章的作者和修改者在用詞上很講究分寸。我寫文章不大愛用無邊的形容詞，與工作伊始上的這堂課頗有關係。
我分在理論組，但我上班不久，編輯部就派我去山西、廣東出差，又派我采訪山西話劇院《劉胡蘭》劇組，從北京到天津。又派我去采訪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自編自演的《礦山兄弟》劇組，從北京到山西，整整一個月。當我回來匯報這兩出戲的演出幾乎場場爆滿的情況時，光年同誌說，你在大學裏學習、研究文藝理論多年，對理論的深切鮮活的理解就是要與藝術實踐相結合。檢驗文藝的社會作用，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看讀者、觀眾的直接反應。我們推薦作品，心中就要有這個數。
光年同誌平時不大來編輯部，但刊物每期在王府井人民日報印刷廠付印的晚上他一般都去。我們這些新來的年輕人被有意識地安排去現場習戰，校對、複查引文，防備臨時換稿。光年桌子上一杯茶，一盒煙，仔細地閱看本期大樣。他不時地提醒我們編輯工作中該注意的問題。有次他在看袁鷹題為《遙望金甌》的大樣時問我，這篇文章怎麽到手這麽快？他說組稿物色好人選很重要。不同內容不同時間要求的文章要請不同的作者，有些作者能寫不能趕，有些作者能寫又能趕。編輯是與作者打交道的，平日就要與作者交朋友，了解他們的特點，需要約稿時就自如了。
吳泰昌（右）與張光年合影
“文革”初期，中國作協所屬的《文藝報》《人民文學》《詩刊》被迫停刊。1976年，《人民文學》《詩刊》率先複刊。當時中國作協尚未恢複工作，這兩份刊物隸屬國家出版局。光年同誌從湖北幹校回京後，出任出版局顧問，1977年“四人幫”粉碎後，又兼任《人民文學》主編。我在1978年6月調回《文藝報》籌備複刊前，在《人民文學》工作。光年同誌為落實黨的文藝政策，為文藝界老同誌盡早恢複名譽，重返文壇耗盡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人民文學》連續召開了數次座談會，給我印象深的，是光年同誌為促使老舍盡早恢複名譽所做的運籌和決策。1977年9月，有天上午他突然叫我去他家，布置我馬上去老舍家，請老舍夫人胡絜青提供一篇老舍生前未發表的短文，體裁不限，散文、隨筆、詩歌、快板都可以。下午我去東城豐富胡同老舍家，胡絜青和老舍長女舒濟在四處攤滿的被抄家退回的書稿中存找，第二天才找出老舍1965年寫的兩首短詩的手稿，一首題為《昔年》，一首題為《今日》，光年同誌決定以題《詩二首——老舍遺作》在第10期發表，並決定用手跡刊出。在刊物付印時，光年同誌親自看了編輯部加的說明，在老舍名字後麵加了“同誌”兩字。他說，老舍本來就是同誌，好同誌，好同誌被弄成不是同誌，蒙冤而死，是一大悲劇！所以現在必須鄭重標明“老舍同誌”。光年同誌又決定《人民文學》1978年第3、4、5三期連續發表老舍生前未竟稿9萬字小說《正紅旗下》。光年同誌的這些動作，為1978年6月老舍恢複名譽做了輿論鋪墊。
1983年5月7日，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專程飛抵上海，授予巴金法蘭西共和國榮譽軍團勳章。6日，中國作協黨組書記、中國作協副主席張光年代表中國作協去上海祝賀。《文藝報》主編馮牧派我跟隨光年同誌去，為報紙寫專題報道。行前，他交代：“這不單是巴老的殊榮，也是中國文壇一大喜事。巴老是我們的主席，《文藝報》又是機關報，報道一定要比其他報紙寫得詳細、充實。當時寫，寫好請光年同誌審定。”當我將《巴金獲法國榮譽勳章記》原稿送光年同誌時，他說：“詳細是做到了，詳細別的報紙也能做到，要增添點獨家的東西，我們有條件做到。”第二天，我又去醫院看望巴老，他興奮地說：“我們國家有許多作家、作者值得向國外介紹，要讓別人盡可能了解我們。過去我們這方麵注意不夠。現代文學館開放後，可以接待世界各國的作家。法國朋友們一定是很感興趣的。”我將巴老這幾句話加在文末，光年同誌微笑著說：“這篇報道看來是有點獨家的東西了。”他強調說，記者就要敏銳地善於捕捉別人捕捉不到或難以捕捉的東西。
光年同誌主編刊物，隻是他半個多世紀為社會主義祖國文藝事業所做的諸多工作、諸多貢獻中的冰山一角，而我跟他學做編輯的點滴，也隻是他給我人生有形無形教益的一個方麵。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