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我至今尚不明底細，我是怎麽邁進《文藝報》門檻的，一進來，就滯留了30多年。
1964年春天，我在北大研究生論文答辯和國家考試後，開始感覺到我未來命運的動靜了。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文學評論》雜誌副主編毛星是參加我論文答辯和國家考試的老師之一，緊張的場麵順利結束後，我拖著疲乏的身軀正要回宿舍大睡一場，在臨湖軒門口，毛星同誌走過來問我，畢業後想去哪裏工作，定了沒有。我摸摸頭，對這突如其來的關心，一時答不上來。我與他不熟，與《文學評論》隻有過一次交道。1962年底我投寄給他們一篇短文，經責編蔡葵手在1963年第1期刊登了。關於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我1955年進校時該所還在北大，是北大文學研究所，在哲學樓，所裏的一些專家，如鄭振鐸、俞平伯、錢鍾書、餘冠英等，隻在校園馬路上偶爾見到。不久，係主任、導師楊晦約我去他家裏。他告訴我，何其芳同誌向他談起，想要我去他們所的《文學評論》雜誌。其芳同誌當時是在社科院文學所主持工作的所長。他是北大哲學係畢業的，楊老師是比他早十幾年北大哲學係畢業的，按輩分是師生關係。楊老師見我沒有答複，說還是留校做教學研究吧！他還告訴我，北大正在醞釀成立美學研究所，也是個做學問的好地方。
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我未來的命運要與文學期刊結緣，是楊晦導師再一次約我去談話。我走進他的客廳，他劈頭就說：“看來留不住你了，《文藝報》決定要你去，他們已來人和我談了，並已看了你的檔案。”他看我依然沒反應，接著說，“《文藝報》是個鍛煉人的地方，同教學、研究不一樣，他們的工作與文藝運動、文藝創作聯係緊密，去吧！”聽他的口氣，我未來的工作就算是定了，等待的隻是正式的宣布。
20世紀60年代初，黃秋耘（左二）與《文藝報》理論組成員在北海。（楊誌一供圖）
當時我與《文藝報》談不上有聯係。《文藝報》是全國權威的文藝評論期刊，我常從期刊室借閱。我與《文藝報》發生過兩次幹係，都是在研究生期間。1962年，我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學即人學》的文章，不久，《文藝報》上發表了電影學院許之喬教授的反駁文章，與我的文章爭鳴，雖說是爭鳴，後來成了我尊敬、熟悉的許教授的這篇文章也夾帶了些火氣。還有，《文藝報》召開過一次關於柳青長篇小說《創業史》的討論，是師兄嚴家炎將我拉去參加了這個會。家炎是《文藝報》的特約評論員，座談的內容涉及他一篇談梁三老漢的文章觀點，他知道我在寫畢業論文時對《創業史》有些想法，就這樣我跟他頭一次去王府井64號《文藝報》編輯部。初生牛犢不怕虎，會議主持人安排我發言，我居然說了許多。我的發言中心意思是，《創業史》中作者著力塑造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梁生寶之所以性格不如梁三老漢豐滿，並不是作者藝術表現力不足，主要是梁生寶這個人物是在正興起的社會主義合作社運動中剛湧現的，現實生活本身尚未來得及給梁生寶這個人物形象提供更多豐滿鮮活的東西，所以作者在對新人梁生寶形象進行刻畫時不時采用理念的方式。會議小結時，主持人對我這個觀點作了肯定。當時主持《文藝報》日常工作的副主編侯金鏡在場。我想，也許這是《文藝報》要我的一個偶然因索。
1964年5月，我來《文藝報》之後，才慢慢知道，去北大了解我的情況並看過我檔案的，就是著名文藝理論家黃秋耘同誌。秋耘當時是《文藝報》編輯部副主任，分管文藝理論組這一攤。我一報到，就被安置在編輯部的理論組做編輯。
早我半年之前，剛從中國人民大學文藝理論研究班畢業的李基凱也被分到這個組。我來理論組時，副組長是黃沫、謝永旺。永旺1984至1990年出任《文藝報》主編，我成了他的助手之一。胡德培從幹校回來後去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曾任《當代》雜誌主編。蔣學會是20世紀60年代初從莫斯科大學新聞係畢業的，後來在中國影協工作，有名的俄語電影翻譯家。她在幹校時帶了一架蘇聯產的相機，我在幹校時稀有的留影，都是她拍攝的。
我初夏來《文藝報》，秋天，《文藝報》又陸續從全國各地大學調來了10來名本科畢業生。
1984年，著名作家嚴文井在談我的散文的一篇文章中說：“1964年，《文藝報》為了充實編輯部，物色接班人，從全國名牌大學裏，百裏挑一，甚或是千裏挑一地挑出十來個‘尖子’，泰昌就是其中的一個。”文井的這番話，至少對我，是過譽。他當時是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可見《文藝報》一次調來如此眾多的年輕人是中國作協黨組的一項決策，秋耘同誌受命負責完成這項物色任務。
秋耘同誌從全國各地去“挑人”的詳情我不清楚。至少他認真地有眼力地在“挑”，我有點了解。從北大物色楊匡滿時，他曾問過我。我在研究生學習期間，楊匡滿在本科學習。當時我在負責編北大校刊《紅湖》副刊，匡滿勤於寫詩，他有不少詩是在《紅湖》上發表的。所以我在校與他較熟。秋耘叫我挑選匡滿的詩給他看。有次中午在機關食堂吃飯時，秋耘叫我坐過去，他說楊匡滿這人條件不錯，已定了，身體弱一點，有點小病，沒有什麽關係。他對匡滿體弱都了解，我想他挑人時，絕不僅僅是看看檔案、看看作品，對人的整體了解也是非常細心的。
懷念秋耘時，想起了我如何走出校門邁入社會的一段經曆，沉澱下來的是秋耘同誌對事業、對年輕人那股認真負責的精神。我在《文藝報》工作漫長的一段，在風雨坎坷中成長，與秋耘這位領我入門的前輩的關心是分不開的。
我到《文藝報》後的住處一度離秋耘家很近，有時晚上或周日去他家坐坐，他的夫人蔡瑩，是某中學校長，他的女兒，我叫她小妹。交談中，他多次提醒我從事編輯工作知識要既專又博，閱讀要既精又雜，為文切忌四平八穩，要言之有物，有針對性，要鍛煉會寫短小文章。讀他署名“秋耘”或“昭彥”的許多文藝短論，感覺他的寫作就是有這種明確的追求，他的文藝短論、雜談形成了樸實凝練有棱角的風格，另外，他對遣詞用字也非常講究，他常說，要將文章寫得漂亮。1965年，秋耘回老家廣東，任《羊城晚報》編委。“文革”中他被揪回作協接受審查，我們去湖北幹校，他又回廣東了。
1973年，我從幹校去石家莊河北文藝雜誌社工作。他經曆了“文革”的磨難，又開始新的工作，任廣東省新聞出版局副局長。那時全國出版的文學期刊不多，我每期給他寄《河北文藝》，他看得仔細，時有信函往來。他聽說田間同誌複出，很興奮地囑我動員他多寫詩，多發作品。
秋耘同誌非常重感情，懷念惦念他心頭上牽掛的朋友。我們有機會見麵，或在北京，或在廣州，談話內容多與中國作協、《文藝報》分不開。他對《文藝報》副主編侯金鏡在幹校去世的情況問得特別仔細。1985年，《文藝報》承辦中國作協主辦的全國優秀中篇小說評獎，他是評委，來京後，他要我陪他去看了光年、馮牧等《文藝報》老友。他此次來京很愉快，回廣東後曾經給我寫信談了他此行的感觸。他也非常關心當年他受命物色來的《文藝報》那些年輕編輯的情況，他說：“你們畢竟還年輕，日子還長，命運會比我們好！”
新時期起始，秋耘寫作旺盛。他的散文給讀者的印象超過了他的文藝短論。他送了一本《往事並不如煙》給我，這本書在1989年中國作協主辦的新時期全國優秀散文集評獎中獲了獎。說來慚愧，我的散文集《藝文軼話》也獲了獎。他知道這個消息後，曾給我一封信，說我散文有進步，勸我要找準自己的路子，更放開些寫。
黃秋耘題贈吳泰昌《往事並不如煙》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多次去廣東，也數次去廣州梅花村看望他。我的感覺，他時時生活在對並不如煙的往事的回憶中。他平日話語不多，但偶有激動。我見他最後一麵，大約是1995年，他記憶力明顯衰退。他問我吳鬆亭現在《文藝報》幹什麽，我有點吃驚，鬆亭從幹校直接回老家江西了，時任江西文聯《星火》雜誌主編。鬆亭與他有聯係，每期還給他送刊物。他言談持重，有時幾分鍾我們默然相對，彼此情緒低落。他遲緩地送我到門口，說：“我不能再陪你看珠江夜景了！”我記得，他曾陪我夜遊珠江，在江岸喝茶，他難得的微笑我至今還清晰地記著。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