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張光年二三事
這幾年，我陸續寫了一些有關作家印象的文字，都是些老作家，令我尊敬惦念的老作家，作品和為人都使我感到親切的老作家;有健在的，有辭世了的。也許是我笨拙的筆底包藏了某些真誠質樸的東西，文章發表後受到了一些鼓勵。報刊勸我多寫，我也有這個願望。活躍在我記憶裏值得抒寫的作家太多了，有高齡的長者，有新熟識的中青年作家。但是，寫這類文章，也有點顧慮。過從甚密者總覺得寫起來不怎麽方便。特別是在同一個單位的領導更想回避。比如說，不下三家刊物曾約我寫張光年同誌，我都尋找些借口婉謝了。
這回可躲不下了。《文匯月刊》3月號封麵刊登了光年同誌的近照。去年該刊就想此舉，由於光年執意不肯，才拖了下來。按照這家刊物的“家規”，必須同期配搭作者的文章或別人介紹作家的文章。結果任務落到我頭上。他們蠻有理由地說：光年同誌已從作協主要領導崗位退居二線了，你完全可以把他當作老詩人、理論批評家來寫嘛！
這倒使我緊張的心情有點鬆弛。我答應試試。光年同誌知道後，勸阻我說：“沒有什麽值得寫的。”
我覺得自己有不少真切的感受可寫。我不想寫著名詩人光未然，寫著名理論批評家張光年、華夫，那是文學史家的事。推開領導身份之外，他留在我心目中的是一位性格開朗、思路清晰、見解深邃，帶有濃厚詩人氣質，實際上容易親近的文壇長輩。
他給我的最初印象猶如閃光燈一樣明亮強烈。在見到他之前的多少年，在我六七歲的時候，在大後方的輾轉流徙的生活中，我就被《黃河大合唱》和《五月的鮮花》動人的旋律撩撥過幼小的心靈。新中國成立後，我上了中學，才知道歌詞的作者是光未然。再之後，上了大學，學的是文學，才知道光未然就是鼎鼎大名的批評家張光年。而1964年春天，我來《文藝報》工作，才實實在在地知道張光年是我們刊物的主編。我想象《文藝報》的主編一定是位嚴肅寡言、處事謹慎的人。在沒見他之前，當時《文藝報》的副主編侯金鏡同誌向我作了“介紹”，剛加深了我這種印象。我上班的頭一周，金鏡同誌讓我去看《文藝報》發表的由光年同誌執筆寫的《題材問題》專論的幾次修改樣，本意是讓我從反複修改的文字中認識評論工作的嚴肅性和重要性。我邊看邊做筆記，注意一些重要提法是如何改得更準確更貼切的。我留心文章中形容詞的用法，我看到文章的作者在用詞上很講究分寸。從這種分寸裏我揣度出文章的作者辦事那副認真縝密勁。我寫文章不大愛用無邊的形容詞，與工作之始上的這堂課頗有關係。又過了幾天，是個下午，我正在辦公室裏伏案工作，突然一個人帶著爽朗的聲音走進來了，直到我的桌子前。“歡迎你，我們的新兵，《文藝報》是個光榮而危險的崗位。”他開玩笑地說，“幾屆主編都是沒有好下場的。”兩年後，作為“反黨文藝黑線”喉舌《文藝報》的主編，光年同誌被“揪”出。見他在批鬥會上的形狀，我在心裏暗暗地重複著他對我說過的這句話：“光榮而危險……”1978年《文藝報》複刊，組織上將我從《人民文學》編輯部調回。光年找我談話，還沒等他開口，我就開玩笑地重複了他十幾年前說過的這句話。他連忙笑著說：“現在情況不同了，不過，這還是個更容易經受鍛煉的地方。”他又忙著補充說：“這個年代，誰都在經受曆史的嚴峻考驗。”我懂得他強調的這句話的含義。就光年同誌本人而言，他這幾年主持中國作協工作，豈不是同樣或者說更經受著風風雨雨的考驗。光年同誌作為文藝界的領導之一，作為詩人、理論家，他的人品文品，正是在這時代的風雨中被廣大文藝界加深了認識，增添了敬重。
他不擔任《文藝報》主編後，又兼了幾年《人民文學》雜誌主編，直至去年王蒙同誌接替了他。他工作一直忙，又重病動過兩次手術，但他抓緊時間閱讀作品，了解新時期文學的發展趨向，因而常常能從實際出發，提出一些創作上大家關心的問題，力求說得有理有據。這主要反映在他親自寫的會議報告或發言中，同時，也反映在他寫的數量不算多的評論和序文中。
1986年，吳泰昌（右）與張光年
新時期文學浪潮中有多少理論問題需要探討，讀者很想聽到像光年同誌這樣有成就有威望的評論家的意見。可惜，這方麵光年同誌說得寫得太少了。這與他長期染恙和工作繁忙有關，與他看作品、寫評論認真更有關。
光年同誌不同意我寫平日對他的一些印象，但他直言不諱地說，他寫評論文章，哪怕是千字序文，也是認真閱讀作品，有感而發的。他這種治學嚴謹的態度是一貫的。隻要讀了他二十年來為幾位作家寫的序文，就會有這種感覺。
知名的老作家重要的文債之一就是寫序。約請光年同誌寫序的人不少。但他不輕易答應。他說答應了，就得看許多作品，不看作品他是寫不出序的。序文本來有多種寫法，或就事論事，或借題發揮，或著眼某點……不管如何變換多樣，為序者要了解作者、熟悉作品，是起碼的要求。現在寫序風行，有些人就不大看作品或不認真看作品。這樣的發揮起來，與心中有數不同。文章的分量和針對性就各異其趣。張潔的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1981年在《十月》雜誌發表時，光年同誌在病中看了，在刊物上寫了幾十處，有稱讚的話，有批評的話，他還與作者麵談過，建議她用心修改得更好。198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要出版小說修改本時，作者希望光年同誌寫個序，光年同誌當時身體很不好，他考慮良久，出於對社會主義文學的責任感，還是答應了。他在病**看了修改稿的稿樣，又參看了有關這部小說的評論文章，在住院複查身體期間，帶病艱難地寫出了《沉重的翅膀》（修改本）序言。這部小說的成就，當時就評價不夠，現在作者聽取各方麵的意見，做了認真的修改，應該更積極地支持它。光年同誌仔細地對照分析了小說修改後藝術上有哪些提高，但他在序文中著重說的，則是這部小說的思想傾向及其在文學如何反映“四化”建設偉大時代方麵的貢獻。
吳泰昌（右）與張光年合影
光年為藏族詩人饒階巴喿詩選《愛的花瓣》也作了序。雖然他不認識饒階巴喿，當這位藏族詩人向他提出寫序的請求時，他考慮到這會對促進少數民族文學發展有益，毫不猶豫地在旅途中應諾了。光年同誌看了他的三本詩集，文章交《文藝報》發表時，為了弄準作者生平中的一個年月，從外地寫信來，囑我代寫信向作者核實。
1963年部隊青年詩人李瑛請他為自己的詩選《紅柳集》寫序，他一口氣看了十本詩集，幫作者挑選了一部分，個別篇章還作了刪節，使作者至今感動不已。
光年同誌寫序，不僅認真看作品，而且認真思考，尋找好的角度。他寫序都抓準一個立意。
光年同誌寫序，還盡力將序文寫好，寫成有思想有文采的漂亮評論文字。他過去寫了眾多的戲劇評論、文學評論文章和理論文章乃至雜感，都講究文辭的洗練，準確，生動活潑，帶有感情色彩。平日他注重中國古典文論的研究學習，對《文心雕龍》有更深的體味，20世紀60年代他曾將《文心雕龍》的某些篇章譯成白話文在《文藝報》上發表。這種基本功的訓練，使他的評論文章有突出的風格。光年同誌的序文既明白又講究，既有對作品的冷靜的剖析（包括對缺點的明確指出），又傾注了老作家對後進愛護的一片心意。光年同誌主張評論文章的文體要解放，寫法要多樣。在“文革”前十七年評論文章的文風和寫法普遍缺少個性的情況下，光年同誌的文章雖然在文藝思想上難以全然擺脫當時流行的某些“左”的觀點，但他能在文體和寫法上做多方麵努力，也是不容易的。例如，收在他的《風雨文談》（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出版）中《〈膽劍篇〉枝談》一文（寫於1961年），就是輕鬆風趣、很有見地的劇評，可以當成一篇好散文來讀。光年同誌平常在工作中，常提醒我們要把評論文章寫得有思想有文采，讓人愛讀。他說，評論文章與文學作品一樣，要有鮮明的個性。我平日也不時寫些評論文章，因為寫不出什麽好的評論文章，所以時常想起光年同誌的關於寫評論文章的這番話。
這幾年，光年同誌常從所讀的原稿、期刊中發現人才，發現好作品。他約過好些位作家到他家裏交換意見，留在評論、序文中的是極少的。許多作家從他那係統的或零星的言談中獲得的絕不是幾篇序文或評論文章所能概括的東西。
聽說，光年同誌將會有比以前多的時間來閱讀作品，寫文章，這是他過了70歲大關後難得爭取到的一份樂趣。這是多麽令人高興的消息，人民盼望他繼續唱出人民的心聲，譜寫時代的歌曲，更希望他寫出總結社會主義文學規律的高水平、高質量的評論文章，但一想到他戴著眼鏡，麵容倦怠地閱讀作品，認真做筆記的神情，我就覺得他太辛勞了。我們雖然希望讀到他更多的作品，聽到他更多的精辟見解，受到他更入微的關懷，但首先希望他健康，在歡度新春佳節的時刻，願他珍攝、保重，春天不妨先到外地轉轉，休整一下再說。
198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