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很多，不是時下習慣泛稱的老師。我當學生的年頭之長應該說在我同齡人中是稀有的。如果從童年在抗戰江西兒童保育院算起，有二十八九個春秋了。雖然我的記性還好，畢竟不同時段使我受過益的老師屈指難數，不可能每個都留存下清晰的記憶。今年（2000）3月的最後一天，北大中文係慶祝建係90周年，我回到母校參加慶祝活動，見到了一批40多年前的同窗，雖然同在京城，多半是數年不見，在這個場合相聚，感觸叢生。燕園風光依舊，當年給我們上課的老師，大多先後辭世，連健在的林庚教授也因病未能親臨。歲月無情！我想起了這句話。
在北大中文係學習、生活了近9年，楊晦教授是我跟隨學習時間最長的老師。1955年我進校時，他是係主任兼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我聽過他的課。1958年“大煉鋼鐵”時，我和幾位同學去燕東園他的寓所幫他拆毀壁爐取鋼條。1960年我本科畢業後做他的研究生，他的輔導都在家裏，有時在客廳，有時在書房，接觸漸漸多了。特別是他輔導我寫研究生畢業論文那半年，我往往是不預約就貿然而去。多次是他一邊用餐一邊同我談。楊老師吃飯簡單，一小碗紅燒肉，一碗素菜湯。他留我在他家吃過幾次，每次同他一樣，一小碗紅燒肉，一碗素菜湯。進校時，他給新生做報告，記得最清楚的是，他激動地說：“中文係不是培養作家的，想當作家，別到這裏來。”也就是那次講完話散場後，他在一群人中見到了我這個瘦弱的新生，他問我從哪裏考來的，在哪個專業。我原是報考中文係新聞專業的，楊老師說：“你年紀小，可以重新考慮改學語言文學專業。”當時語言文學專業學製在全國率先改為五年製，新聞專業四年製。又聽說語言文學方麵名教授多，後來的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當時是北大文學研究所，名人也多。經他提醒，不久我就申請改學語言文學專業了。1964年我研究生畢業時，他因病休養，由遊國恩教授代係主任。我到《文藝報》工作前，遊老師約我去他家談話，叮囑我出去要好好工作，國家培養一個人才不容易。遊老師是位親切又嚴肅的人，他在送別我時，竟提醒我要去的單位比學校複雜，一切要小心從事。我對他的提醒還不大理解。我來到《文藝報》上班，主編張光年見我時就說：這是個光榮而危險的崗位。這才使我回想起了遊老師的這番用心。離開學校的頭天下午，我去看望了楊晦老師，他正靠在二樓書房的沙發上閉目養神，書桌上攤滿了書，其中一本厚厚的英文大辭典打開地躺在那裏。那天他精神不好，勸我去了以後多看多聽少寫。
1958年，係裏同學集體編寫中國文學史。我被分在近代文學組。楊晦老師親自寫信給阿英先生，請他給予我們這些年輕學生幫助。這封信難得地還存在：“阿英同誌：聽說你身體不好，在養病。療養的效果好嗎？北大中文係三年級同學，想在最近期間，編寫一部中國文學史。鴉片戰爭到五四這一段，想請你幫助，指導進行。我想，你一定很願意，或者說，一定不會謝絕的吧！並祝健康！弟楊晦，8月4日。”阿英先生時在香山養病，他不僅同我們談了許久，還送了我們他自己編著的有關近代文學的書籍，還借給我們難覓的有關圖書資料。
楊晦老師不願談起自己。我是從一位北大老校工哪裏知道他是“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的勇士之一。也是後來陸陸續續聽說，他是學哲學的，1917年北大哲學係畢業，與朱自清同班。楊老師去世後，我偶然與朱光潛老師閑談時得知朱自清對楊晦為人為文的稱讚。1948年，上海文藝界為楊晦慶賀五十壽辰。遠在北平的朱自清給楊晦寫來了賀信：“慧修學兄大鑒：這是您的一個同班老同學在給您寫信，慶祝您的五十壽辰，慶祝您的創作和批評的成績，慶祝您的進步！我知道‘楊晦’就是我的同班同學您，遠在您成名之後，大概是抗戰前的三四年罷，記不清是誰和我說的了。那時我很高興，高興的是同班裏有了您，您這位同道人！可惜的是自從畢業就沒有見過麵，也沒有通過信，就是在我的大發現，發現您是我的同班，或我是您的同班之後！但是我直到現在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您的臉，您的小坎肩兒，和您的沉默！我喜歡您的創作，恬靜而深刻，喜歡您的批評，明確而精細，早就想向您表示我的欣慰和敬佩，又可惜沒有找到一個適宜的機會動筆。今天廣田兄告訴我，說是您的五十壽辰，我真高興，我能趕上給您寫這封祝壽的信！敬祝長壽多福！弟朱自清，三七年（民國三十七年，1948）三月十九日北平清華園。”這封信也是朱光潛老師提供給我看的，其時我正在為朱老師編選他的《藝文雜談》一書。這封信曾發表在他主編的《文學雜誌》紀念朱自清先生的特輯中。事後我曾告訴同是作家、學者的楊老師的兒子，他也不知此事，可見楊晦老師日常中的“沉默”。
晚年的楊晦（楊鋤供圖）
我常常想念楊老師，特別是他1983年辭世之後。作為一名學生，一直想為他做點什麽。上海文藝出版社約請我編《楊晦選集》，我欣然同意了。事後知道，此書的出版得到胡喬木同誌的關心。楊老師的老友馮至、臧克家為書寫了序文。在楊老師的子女和出版社的支持下，我花了幾個月的業餘時間終於編就，順利出版了。出版社給喬木同誌送了書。過了不久，喬木同誌身邊的工作人員來找我，說喬木同誌希望我送他一本拙集《藝文軼話》。《藝文軼話》是我1979～1980年間為上海《解放日報》開的一個專欄的結集。題名是葉聖陶先生寫的，每周一篇。1979年全國第四次文代會期間，《解放日報》儲大泓、吳芝麟來會上采訪組稿，是他們約我，催我，逼我寫出來的。1981年結集成書出版，受到一些前輩的鼓勵，後來又忝列中國作協舉辦的1976～1988年全國優秀散文集獲獎篇目。我自己長期從事文學期刊編輯工作，嚐盡了編輯的甘苦，我在感謝諸多報刊對我的關心、支持時，《解放日報》的這份情誼時刻難忘。
1982年，楊晦（前）最後一次與家人合影（楊鐮供圖）
我非常懷念大學那段生活，慶幸自己有機會能受到那麽多受學術界尊重的名教授的教誨。大約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個中秋節，我正出差在上海，一位複旦大學中文係的教授陪我去江灣複旦大學看望蔣孔陽教授，下午，正好蔣先生和夫人濮之珍在。蔣先生見到我很意外也很高興，進門時我叫蔣老師，他連忙擺手。坐定後，他才慢慢地對我說，陪同我來的是他的學生，雖然已是教授了，叫他老師可以，我不能叫。他說：“我1956年去北大進修文藝理論，聽蘇聯專家畢達柯夫的課，楊晦也是我的老師。你是楊晦老師的研究生。雖然我比你歲數大得多，我的學生中也有比你大的，但我們還是師兄弟，這個輩分不能亂。”蔣先生為人謙和，他夫人又是我們安徽老鄉，他倆堅持一定留我在他家過中秋。蔣先生很敬重楊晦老師。他說看了《楊晦選集》，很為楊晦老師新中國成立後寫得少惋惜。幹了十四年係主任，政治運動不斷，哪裏有什麽時間寫文章？我和蔣先生有同感。每當思念起楊晦老師時我就會想起蔣先生說的這個遺憾。
吳泰昌（後排右一）與楊晦老師（坐）及同學合影
2000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