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4年我被分配到《文藝報》工作，一直工作至1975年，這期間中國作協機關先後安排我在北京四處居住。雖然條件難說好，但都與一些名作家在一處。對學文學的青年人來講，平日隻能從作品中了解作者，一下變成有機會在日常生活中接觸他們，也夠幸運。最初我住在貢院西街1號，一棟小洋房，20世紀50年代初丁玲主編《文藝報》時的社址。一樓是詩人阮章競，二樓是翻譯家陳冰夷。冰夷一家人待人隨和，有時叫我去坐坐。他很愛喝酒，我在三層閣樓裏，沒處燒開水，冰夷嶽母叫我把竹殼暖瓶放在她家門口，晚上回來給我裝滿。第二次搬到大佛寺13號一座大四合院，當年沒有考證，準是一位王爺或富商的舊宅。北屋一排主人是趙樹理，我住在一間緊靠廁所的廂房裏。趙樹理當時因小說《賣煙葉》正在被批判中，他很少談話，晚飯後愛在庭院裏獨自散步，不斷吸煙。1964年底他回山西去了，他的住處主人後來換成張天翼。第三次住處有所改善，在和平裏一棟新樓，有廚房、廁所。就我所住的那棟樓裏，就有詩人李季、散文家丁寧，還有一位頗帶神秘色彩的老人，20世紀30年代著名女作家白薇，她與世隔絕，足不出戶，我隻見過她一次，那是機關要我帶包郵件給她，敲了半天門，她才開，好奇地注視著我，問明白了來意之後，才請我進去。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臥室裏擺放了一棵常青樹，相信不是假的，是有生命的樹。
我第四次搬到北京東城區頂銀胡同15號，是一座小四合院。說小是相比而言，北屋一排也還闊氣。我住在南房一間小屋。那是1973年，我從湖北鹹寧文化部五七幹校被借調到河北省一家雜誌社工作。北屋的主人長期是老劇作家陳白塵，南屋主人長期是文學組織工作者張僖，不過我搬進去時，白塵早已不是這座四合院的主人了。他新中國成立初期從上海來北京，陸續擔任中國作協秘書長、《人民文學》雜誌副主編，十幾年間，都住在這裏，講起在北京的白塵就會想到頂銀胡同15號。與這所院子一牆之隔的就是東總布胡同46號那座深邃的大宅。前進小院是嚴文井住，中進是劉白羽，後進是張光年。光年當年是《文藝報》主編，有時我去他那裏，光年告訴我，牆那邊住的是白塵，並說白塵夫人金玲會做一手地道的淮揚菜。那個年頭不興開後門，如果開個小門，光年與白塵家相距就幾步之遙了。
我到《文藝報》之後，很少見到白塵。“**”前夕，文藝界緊張的空氣，別說老作家、老領導了，就連我們這些從學校初來的也感到有點壓抑。我接觸白塵兩次都是偶然的。第一次是在作協黨組召開的一次批判“寫中間人物論”會上，雖然主要是幫助趙樹理，與白塵關係不大，但他靠邊坐著，毫無喜劇大家那副悠然的神情，煙一根接一根地抽。散會下樓梯時，我去攙扶了他，他問我從哪裏來的，在哪個刊物工作，哪裏人。他知道後，說我的老師吳組緗是他的老朋友。第二次見到他，是在邵荃麟家裏。荃麟當時是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因“大連會議”處境很不妙。我去他家，是《文藝報》副主編侯金鏡叫我取回一篇關於美學論爭的送審稿子。荃麟和夫人——劇作家葛琴，是江蘇宜興一帶人，說話有濃重的鄉音。荃麟的女兒邵濟安是我北大不同係的同學，因同在學生會工作比較熟，就在我得知自己研究生畢業後被分到《文藝報》的消息後，有次在一個舞會上，她告訴我她要去《文藝報》。我並不知道她爸爸就是我將要去的單位的頭頭。葛琴待人很熱情，我還未坐定，就給我倒了一杯茶，是綠茶。荃麟煙癮和白塵一樣，一根接一根，不同的是白塵是抽煙，荃麟是燒煙，他習慣地點上一根，說話時煙放在煙缸上，燒到半支就用手掐滅，再燒一支。白塵抽什麽牌子的煙我沒注意，他是從口袋裏摸一根抽一根，荃麟抽的是大中華，滿裝的、空盒的散放在茶幾上。在幹校與白塵閑聊時，他頗有感慨地說：“文藝界朋友之間的人情，變動無常，足夠寫一部多幕鬧劇。”他說荃麟一天抽好幾包好煙，三年困難時期煙從哪裏來？除了每月特供的兩條外，其餘都是老朋友將自己的特供煙讓給他了。後來這些人批判他時，用詞下語之凶狠，使人難以想象他們之間曾有過的友情。荃麟正同我談文章修改意見時，白塵來了，叼著一支煙，估計他是常客。我猜領導之間可能有話談，便自覺地匆忙告辭。我隻聽荃麟說：“我幫你考慮了，還是回老家江蘇好。”白塵1964年秋去山東曲阜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春節前，他就離京回寧了。
1949年7月，白塵從上海來北平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他是南方代表第二團第一副團長，團長是馮雪峰，另一位副團長是孔羅蓀，團員中有巴金、吳組緗、陳望道、靳以等。他們抵達北平火車站時受到的歡迎之熱烈有文記載。可1965年他離京，是帶著鬱悶的心境。他全家不可能坐飛機，火車又不像現在K65次那般舒適、快速，我很難想象他這一天一夜的旅途生活是怎麽熬過來的，我想他會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凝視窗外遠近的村落。我甚至暗地為他高興，葉落歸根，漂泊了幾十年，風風雨雨，能夠回老家安居寫作，飽享鄉情，真正吃上可口的淮揚菜了，吃上家鄉淮陰的土菜了。
二
萬沒料到，十年之後，再次見到白塵，是在湖北幹校。我倆在一個連隊。他被從江蘇省文聯揪回審查。
應該說，軍宣隊對他似乎不太了解，安排他去放鴨子，看管明顯不嚴。白塵是寫戲的高手，他不斷變換場景，鴨群放在這裏又趕到那裏，他喜歡離群獨處。我因在夥房做挑夫，送水送飯，知道他的行蹤。他還是那般凶地抽煙，也喝點酒，也吃點零食，托我進縣城購買。有次他幽默地說：“我真感謝把我揪回，否則在江蘇文藝界，我要成為頭號靶子。在這裏同類太多，目標不大，落得個清靜。”
好景不長。這位年過花甲的老人並未被人真的淡忘。軍宣隊雖然對他不甚了解，但連排級幹部中，不少人熟知他。有天白塵突然成為連裏的頭號靶子、大紅人。起因是金玲給他寄來一包揚州醬菜，白塵又好客，不時分送給一些人。連裏抓住了這個階級鬥爭的動向，先點名，又展覽。多年後從深知內情的人口中得悉。白塵因與攻擊林彪的侯金鏡交往過密，而金鏡是被盯得最嚴的。我為金鏡采購，給他時也是偷偷的。金鏡1954年來《文藝報》，他與白塵本是兩個路子匯進當代文壇的。白塵從國統區來，金鏡從華北解放區來，而且長期在部隊從事文藝領導工作。有一個命運他們相同。“文革”前夕，在白塵調回江蘇的同時，也已安排了金鏡全家調往廣東省作協。白塵有次說，如果金鏡那時走了，也不至於有後來的厄運。他說金鏡這個人根子好，政治上過於自信，沒有經曆那麽多的滄桑。白塵對金鏡的懷念是十分誠摯的。1978年《文藝報》複刊後，他多次提醒《文藝報》要發表紀念金鏡的文章。1978年12月27日他在給我的信中說：“光年兄等為金鏡同誌寫悼念文章，這才像話！隻登那麽一首詩，我是很生氣的，都已自己準備動手寫了。如此，我也心安了！我也可以放下筆。”1981年，他在青島休息時，寫了紀念金鏡的文章。他在8月20日給我的信中說：“我對金鏡同誌負疚至深，寫了篇文章紀念他逝世十周年。他不是大人物，怕別處不肯要”，“《文藝報》如不用，也請你替我隨便塞給什麽報刊，或者退還給我”。白塵是實在人，說金鏡同誌不是“大人物”是真話，按資曆影響講，金鏡是白塵這些知名老作家的晚輩，但白塵對金鏡的為人正直，敢於發表自己見解，熱情扶植年輕作家特別讚賞。他說過，茹誌鵑小說有爭議時，金鏡有膽識有力量地支持了她。我知道他指的是金鏡1961年3月在《文藝報》發表的《創作個性和藝術特色——讀茹誌鵑小說有感》一文。金鏡從不同意“題材決定論”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茹誌鵑小說的價值。其實，金鏡與茹誌鵑並不熟悉。1977年人民文學雜誌社召開全國短篇小說座談會，這是沉寂了多年的文學界的首次聚會。茅盾親自參加。我去火車站接茹誌鵑，她一到住處就詳細問我金鏡同誌去世的經過，一再談金鏡同誌當年對她的支持一直使她不忘。後來我將茹誌鵑對金鏡的懷念之情告訴白塵，白塵說：人就應該這樣。
1971年“9·13”事件後，幹校連隊的緊張空氣突然鬆弛下來。軍宣隊撤走，連裏的幹部也先行一步紛紛回北京等地。新上任的連指導員竟然是一直被審查的嚴文井。白塵要回江蘇了，我也為照顧愛人而被借調河北。在與白塵分手時，白塵風趣地說：“我這個老‘反革命’自由了，你這個小‘反革命’也自由了，有機會去南京，你還沒嚐過金玲的手藝呢。”
三
白塵晚年，就其創作而言，話劇《大風歌》和長篇回憶錄《雲夢斷憶》是其最重要的收獲了，而這兩部大著的問世，多少與我都有點幹係。
1979年，陳白塵題贈吳泰昌七幕曆史劇《大風歌》初版本
1977年酷暑，白塵完成了曆史劇《大風歌》。那時我在複刊不久的人民文學雜誌社工作。他簽名送了我一本打印稿。我看後很興奮，極力向編輯部推薦。結果卻使我失望，遲遲不見答複。有次我去找一位副主編，也是白塵的老友，他沉吟了半天，對我說篇幅太長了！《人民文學》編輯人員多數以上是白塵20世紀60年代任副主編時的人馬。他隻給我寄了一本，我頗納悶。不少他當年的部下對這個本子的態度更使我納悶。我不便向白塵說明內情，他也再沒過問。1979年這個本子榮獲新中國成立三十周年獻禮劇目一等獎，他來北京，我向他表示了這個歉意。他說：“這怎麽能怪你？你當年隻是個普通編輯，我這個文藝‘黑線’上的人物在文藝‘黑線’尚未得到徹底清算時，我的作品在《人民文學》上發表別說你定不了，就連我的老友你的領導也不願去冒這個風險。”他又說：“其實，當時《人民文學》許多是我的熟人，之所以寄給你，投石問路而已。”
20世紀80年代中期，白塵致力完成了反映幹校的長篇散文《雲夢斷憶》，其中部分篇章在刊物上率先披露，影響矚目，也帶來了些爭議。我看了尤為親切、興奮。他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寫了篇幹校的《斷憶》（《收獲》第三期），頗引起波瀾，甚至懷疑我罵他，冤哉！不知你讀過沒有？它可能毀譽交加，不知《文藝報》有無反應！”《文藝報》有肯定的積極反應。我後來在一次座談會上發表意見，認為反映“**”中知識分子命運的兩部散文最為珍貴，一是白塵的《雲夢斷憶》，一是楊絳的《幹校六記》。1989年中國作家協會舉辦1976～1988年全國優秀散文集評獎，這兩部作品都名列前茅。白塵在電話中感謝我對這部作品的看重與關照。我向他說明這次評獎與我毫無關係。因為我也有《藝文軼話》參評並也獲此項殊榮，為回避，我沒有參加評委。白塵說：“看來，人們對真實的東西還是感興趣的。”
四
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至80年代中期，白塵居住在南京大慶路高雲嶺。我每次去南京，都去看他。
1978年他受聘為南京大學教授兼中文係主任，似乎也不太忙，每次他知道我來，都盡快約我去家裏玩。
1981年，陳白塵在吳泰昌（左）北京寓所談話劇《大風歌》
我在他家裏吃過多頓飯。有一次簡直是奇宴。我從上海到南京，看望了正在病中的老母，行裝簡單，中午下了火車就直奔白塵家。他問我上海之行收獲如何，我說隻看了老母，安排了一下。這突然的襲擊使金玲措手不及。白塵說泰昌不是外人，弄點新鮮的菜蔬，吃個便飯吧！金玲忙著去他們的小菜園摘茄子、絲瓜、青菜、辣椒……我們在喝啤酒，一道道素菜上來，極為新鮮可口。白塵說：“今天請你吃素，也許你以後再也吃不到這樣的素餐。”我回北京後，多次向我上小學的兒子說起在南京吃的這頓素食。前些年，他去南京，在吃足鹽水鴨、沙河魚頭之餘，居然來電話問我，那年我吃的素餐飯館在哪裏，弄得我開懷大笑，我說是在白塵爺爺家吃的。他記性好，記住了有年白塵曾來我家吃火腿燉老母雞，他說，爺爺並不吃素，葷菜吃得並不少。其時，白塵剛過世一年。我想起他說的“以後再也吃不到這樣的素餐”。人世就是這樣無情嚴酷，逝去了的就逝去了，能留在人們記憶中的片刻隻是悠悠歲月浪擊衝刷的斑痕。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