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柯靈，晚年寫作的最龐大計劃就是準備創作一部反映上海百年變化的長篇小說，零碎時間多花在為友人寫序和寫些回憶性的散文上。但《錢鍾書創作淺嚐》卻是他用心寫的一篇文學評論。他曾告訴我，為寫這篇文章，他用了兩三個月時間。
《讀書》雜誌1983年1月號刊登了這篇長文。文章的副題是“讀《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他是就錢鍾書這三部作品進行研究探討的。柯靈看重這篇文章，在《讀書》雜誌刊登的同時，又在1983年1月12日香港《星島日報》加以刊載。
作者對這三部作品作了綜合性的評價，他說：
《寫在人生邊上》是散文集，篇幅不多，而方寸之間別有洞天，言人所未言，見人所未見。《人·獸·鬼》是短篇小說集，收《上帝的夢》《貓》《靈感》《紀念》四篇。如集名所提示，這裏寫了人，寫了獸，寫了鬼，還寫了上帝，但“目送歸鴻，手揮五弦”，歸根到底是寫人。《圍城》卻是人物輻輳、場景開闊、布局繁複的巨幅寫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某一時代某一社會的橫斷麵和縱剖麵。
散文也罷，小說也罷，共同的特點是玉想瓊思，宏觀博識，妙喻珠聯，警句泉湧，諧謔天生，涉筆成趣。這是一棵人生道旁曆盡春秋、枝繁葉茂的智慧樹，鍾靈毓秀，滿樹的玄想之花，心靈之果，任人隨喜觀賞，止息乘蔭。隻要你不是閉目塞聽，深閉固拒，總會欣然有得——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
柯靈認為錢鍾書創作的基調是諷刺。他說：社會、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態，都逃不出他敏銳的觀察力。他那支魔杖般的筆，又犀利，又機智，又俏皮，汩汩地流瀉出無窮無盡的笑料和幽默，皮裏陽秋，包藏著可悲可恨可鄙的內核，冷中有熱，熱中有冷，喜劇性和悲劇性難分難解，嬉笑怒罵，“道是無情卻有情”。
柯靈寫作這篇文章的想法，他曾在一封給我的信中有所透露。1983年1月，也就是刊登柯靈散文的《讀書》雜誌剛出版時，他在10日從上海寫給我的信中說：“《讀書》1月號刊拙作談錢鍾書一文，盼抽暇一讀，告以尊見。如聽到什麽反映，也煩見告。現代文學史視錢氏作品如無物，現在也談得少，隻承認《圍城》藝術成就，而以‘政治性’為由排斥之。我想發點不同的聲音，不知有同感否？”
吳泰昌（左）與柯靈夫婦留影
收到柯靈這封信時，這期《讀書》剛剛到手。柯靈老的文章我愛讀，又是如此認真地談錢老的創作，更促使我盡快地拜讀。其時報刊上評錢鍾書的文章正逐漸多起來，我很想聽聽柯靈老發的“不同聲音”。
柯靈致吳泰昌信
文章第四節有段文字特別吸引我，作者是有感而發的。一位正直的作家在為一位同樣正直的作家的優秀作品長期被忽視、受到不公平對待，說些真話。他說：
《圍城》問世以來，有種種不同的評論。因為《圍城》不是“一覽而見的大字幼稚園讀本”，輕鬆中有凝重，精巧中有厚實，笑謔中有雋永，粼粼的微波下潛伏著洶湧的暗浪。成酸異味，不同的食性，可以有不同的品評。但是從來華麗的褒義詞無助於作品的壽命，苛刻的貶義詞和輕佻的限製詞也無損於作品的價值，《圍城》在長期棄置和眾說紛紜中，無可置疑地驗證了自己強韌的拉力和抵抗力。
錢鍾書的散文和小說創作，特別是《圍城》，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應占有什麽地位，可以有種種不同的看法，但是誰也無法改變它們在讀者心裏的分量。對鍾書創作的存在假裝沒有看見是不難的，我們迄今為止的現代文學史已經毫不費力地做到了這一點。但抹殺客觀事實，最後必將受事實的調侃。有一種意見，以為海外評論家盛讚《圍城》，乃是有意和國內評論鬧別扭，這種說法當然有很巧妙的戰略意義。有些海外評論家有政治偏見是無可否認的，但以偏見對偏見，卻正好證明，在這一點上倒是“五百年前共一家”。麻煩的是海內外的廣大讀者，特別是外國讀者，對藝術雖可以有偏嗜，卻不會有偏見。評論家自以為掌握著裁判員的哨子，擁有優勢地位，但是和作品角力的結果，反而使自己處於下風，是常有的事。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吹毛求疵，絲毫無損於莎氏。如果說這也無損於托翁，那因為他畢竟是托爾斯泰的緣故。而且托爾斯泰並不自居於評論家，除了發表自己的見解外，也毫不夾著任何外加的因素。
在文學創作中，比喻手法的運用自如，是天才的鮮明標誌。因為文學的工具隻是文字符號，以形象化手段而論，這正是文學區別於其他藝術而獨有的秘密武器。錢鍾書作品中萬花筒一般閃爍變化、無窮無盡、富有魅力的比喻，我們在新文學作品中還很少看到。而這種能力並不是從天而降的。其深厚的基礎是對人情世態、人物心理的熟知深察，知識、藝術涵養的充裕儲備，加上豐富的想象力，思想和哲理的閃光。
阿班納史（J.W.Abenenthy）在《美國文學》中說，沒有一個人讀華盛頓·歐文的書而不感到歡樂的。鍾書的作品，至少同樣地使人歡樂——當然不僅僅是歡樂。
我正想給柯靈老寫信，告訴他我讀了這篇文章後的真實感受，也準備告訴他我聽到的一些反映時，收到了他的來信，說即將來京出席民進中央的一個會議，他希望會議期間找個機會麵談。
柯靈與錢鍾書、楊絳夫婦20世紀40年代在上海交往甚密。《圍城》在《文藝複興》連載時，每期去錢家取稿的員工是柯靈的親戚，《文藝複興》與柯靈主編的《周報》又在同一處出版，故柯靈在《圍城》連載發表前，常常能提前讀到。他曾神秘地對我說：健吾以為他是第一個讀者，其實我常有機會比他先讀到《圍城》的原稿。1991年，柯靈老在上海寓所對我講，他以“向勤”的化名在1946年12月8日《文匯報·浮世繪》副刊上發表了《錢鍾書與楊絳》一文，文中談到《圍城》連載時，“風魔了讀者，尤其是在學校裏”，《圍城》“其趣味之濃鬱，描寫之生動，與其寫作技巧上的成就之高，在國產新小說中顯然就是一個異數”。錢鍾書在《談藝錄》《圍城》初版序文中，都曾對柯靈關心、幫助這兩部書的出版表示過感謝。
我閱讀有限，就我所知，在《錢鍾書創作淺嚐》之後，柯靈還寫過幾篇有關錢鍾書的文章，如1987年《談〈談藝錄〉》，1989年的《促膝閑話鍾書君》，1990年的《淺論錢鍾書》《從小說到電視劇——柯靈談〈圍城〉》。
錢先生和楊先生十分惦念柯靈。我每次從上海回來，他們總關切地問起柯靈的近況，特別關心他準備多年的長篇小說的進展情況。在錢先生和柯靈先後辭世後，有次楊先生較多地談到她對柯靈這位老友的印象。
2001年，浙江紹興縣電視台為了紀念家鄉出來的柯靈這位大名人，拍攝了一部《插入夢鄉》的專題片。
兩位年輕編輯來到北京，他們采訪了我後，懇切地希望能拜望楊絳先生。楊先生和錢先生一樣，從不願接受媒體采訪，經我向楊先生再三說明，她這才終於同意了。據采訪者後來告訴我，楊先生對他們很熱情，對采訪很支持。下麵引用的是據錄音整理出來的談話。
記者：您對柯靈先生印象比較深的有哪些？
楊絳：他是自學成才的，他很用功，他是一個勤奮好學的人，他不太喜歡出頭露麵的，雖然他做的許多事情是出頭露麵的，但是，他是一個很謙虛的人，有時候受到委屈就委屈了，胸懷比較寬的。
記者：您能談一下柯靈先生的文風嗎？
楊絳：我給他寫過一篇序文，他曾經叫我寫他散文的一篇序，那序文裏就說到他的文風了。他反映事情，文筆清楚，就是像自己說的那樣。他不但創作，他還是編輯，他是能鼓勵人，能提拔人的。而且他不是一個關著門寫作的人，他創作電影、搞報業、編雜誌等等，我弄不清楚他是什麽“官”，反正做很多很多事情，鍾書知道得清楚。
記者：錢先生生前和柯靈先生交往特別多嗎？
楊絳：也不是特別多，因為錢先生和我都是躲在家裏的人，不太出來，除非去上班。錢先生和柯靈說話說得上，大家談得來。我們到了北京以後，見麵和聊天的時候就不多了。不過他總是每年當作一件事情，他一定來北京看我們一次。另外，他倆也通通信。
我送柯靈老去過錢家一次。1983年，就是柯靈老約我麵談《錢鍾書創作淺嚐》那次，柯靈在京開會的住處離錢先生家很近，是個下午，我將他送到錢家樓下，他上樓後我才離開，我們約好晚上我從北大回來時再去他住處。那天柯靈與錢鍾書、楊絳促膝暢談的內容我不清楚。晚上我去看柯老時，他不無感慨地對我說，他之所以寫了這篇關於錢鍾書文學創作的文章，直率地發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並不是全然出於同作者的友誼，他認為《圍城》是五四以來長篇小說名著之一，他寫作此文的目的是想對現代文學史家們提出一個建議，要客觀地對在社會上有過影響的作家、作品，加以公平的研究、給予公正的評價。他說，為何《圍城》重印後，引起海內外的《圍城》熱，雖然錢鍾書自己對這部小說並不很滿意，也不希望有這個“熱”，但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熱鬧的反響，這就需要仔細研究。
1991年，我去上海，有次和柯靈老談到林默涵同誌最近在《人民日報》《文藝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談到對小說《圍城》的評價，林說他很早就看過這部小說，認為《圍城》是一部“很好的作品”，一部“批判現實主義的傑作”。柯靈說，1948年香港發表了幾篇批判《圍城》的文章，默涵同誌時在香港，雖然事隔近半個世紀，今天他對小說《圍城》能有這樣的評價，恰恰說明了好的文學作品是禁得起曆史風雨檢驗的。
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