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讀閻綱發表在《文藝報》上的一篇標題醒目的文章：《光年同誌》，很撥動我的記憶。光年同誌是我踏上工作崗位的直接領導、《文藝報》主編，閻綱則是我共事多年的兄長，稱謂張光年同誌為“光年同誌”，最早也是經他提示的。
我在北大學習時，對人的稱呼簡單，同學直呼其名，老師就叫老師。被我稱作老師的並非全然是年長的教授，與我幾乎同齡的隻要輔導過我的，也都以老師相稱。如袁行霈教授，我1955年入學時，他剛留校做助教，跟林庚教授輔導過我們隋唐文學史，我就叫他袁老師。這種稱呼，有時也帶來尷尬。按班級分，嚴家炎本是與我同出自楊晦教授門下的研究生，我叫他師兄，但他1958年轉行現代文學教研室任教，輔導過我，我即改口叫他嚴老師，弄得他不好意思，直擺手，說：“還是叫我家炎吧！”
1964年5月，我被分配到《文藝報》工作，報到後，回學校清理行裝，在海澱鎮巧遇《文藝報》的閻綱。《文藝報》有個專寫文學評論的閻綱，我知道他，他也知道將要與我共事。他拉我在一家專售羊雜碎的回民小館共餐。當他向我介紹《文藝報》領導時，我留意他的稱呼，張光年他稱“光年同誌”，侯金鏡他稱“金鏡同誌”，馮牧他稱“馮牧同誌”。“同誌”，我記住了，我要在多年習慣地稱謂“老師”的同時，養成叫“同誌”的習慣。我上班沒幾天，一個上午，我所在理論組副組長謝永旺突然告我，光年同誌來看你了，沒等我從座椅上站起，光年同誌就推門直入，他大步衝我走來，我還沒來得及叫他“光年同誌”，他就大聲豪爽地說：“歡迎你，泰昌同誌！”從此我見單位的人或外出約稿，“同誌”不離口。有一次，使我突然醒悟到，“同誌”也不是隨意可叫的。我工作後，編輯部不斷分派我寫作任務，我寫作上有個算不上好也說不上不好的習慣，稿子寫成後，總想請人先看一遍，再交出。我的辦公室隔壁，是中國作協研究室，所謂“室”，平日隻有唐達成一人在，我常去他那裏串門，他總在翻閱文學新著和期刊。他是《文藝報》的老人，寫作編輯經驗豐富，我不時將原稿請他過目，起先他客氣不願提意見，慢慢就比較率直了。他建議我評論文章一定要注意用語的分寸感，幾次修改意見都提得很中肯。有天中午，我正要下樓去食堂吃飯，在過道裏我叫他：“達成同誌一起走。”不巧，正好碰上一位好心的管幹部的同誌。事後他悄悄地提醒我，唐達成是摘帽右派，公開場合稱呼要注意。我明白他的意思。從此我將“達成同誌”改成“達成”，他聽了並不介意，反倒高興，20世紀80年代他先後任《文藝報》副總編、中國作協黨組書記，我對他的稱呼始終是“達成”。
真正感到稱呼上的為難是在浩劫的十年。1969年秋天下湖北幹校後，與那些尚在接受審查的領導、名作家同在一個連隊，同住、同吃、同勞動，朝夕相處，時時相遇。有時在公開場合，有時在單獨場合。好在當時我做采購員、夥房挑夫，單獨與人接觸的機會較多。叫聲“同誌”，“同誌”的聲音消失在山村曠野，隻有他或她能聽到。侯金鏡當時是“現行反革命”，他常托我替他買香煙點心，我悄悄遞給他，叫他“金鏡同誌”，他告誡我，有人時千萬別這樣叫，就叫我侯金鏡。我平生隻叫過冰心老人一次“同誌”，她在看菜地，我每天要給她送一次開水，我叫她“冰心同誌”，她驚奇地睜大眼睛看著我。事隔多年後，她還記著這事，有一次她幽默地對我說，現在你怎麽不叫我“冰心同誌”了？一次連裏召開批判大會，一位與被批判的對象私交甚篤的人，被指定出來揭發批判，他在一篇寫成文字的發言稿中虛張聲勢不著邊際地大批一通，最後正告這位名詩人必須徹底交代罪行，才有出路時，居然冒出了一句“××同誌”，弄得全場愕然。好在主持會議的連領導頗富階級鬥爭經驗，在小結會議時撂下一句：“看來我們這場鬥爭相當複雜艱巨，有的人本來就同走資派是一丘之貉！”嚇得這位“批判者”魂不附體。會後他在昏暗中對我說“稿子上明明寫的是×××，怎麽發言時變成了‘××同誌’”。我小聲對他說：“你忘了，昨天晚上，我們三人同上廁所時，我倆不都是叫他‘××同誌’嗎？”他忙解釋說，那是私下。
我逐漸加深了對“同誌”這個稱呼內涵與使用的理解與重視。馮牧同誌在接受審查前，送過我兩張他在昆明軍區身著軍裝的照片，什麽字也沒寫，1972年他結束審查後回到北京又送了我一張近照，背麵寫著“泰昌同誌，存念”。我和老詩人臧克家在幹校有過合影，平時我就叫他克家。1972年9月，他結束審查回京，簽名送我一張與夫人鄭曼在寓所庭院的合影，背麵也寫了“泰昌同誌”，可見，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巧妙地運用“同誌”這個詞對誰都要費一番心思的。
《光年同誌》一文勾起了我那麽多關於“同誌”的記憶。上麵提到這些“同誌”都是我工作部門的領導和前輩。由此聯想到的她，是位令人尊敬的文學前輩，自我1979年初次見到她此後十餘年，或當麵，或書信，她都叫我“同誌”，我也稱她“同誌”。1980年她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泰昌同誌：您已收到我的信了嗎？沒有您的消息，也沒有小林同誌的消息，我想您和她都是忙人！”稱呼我這個初識的文學後輩為“同誌”屬正常，稱她的老友巴金的女兒李小林為“同誌”，並非正常，可見她對“同誌”稱謂有特殊感情與在意。
二
陳學昭，是五四新文學時期湧現的女作家群星中的一個亮點。她比冰心、陳衡哲、淩叔華等年歲略小，在文壇出名也稍後，自她早期出版的小說集《南風的夢》和散文集《倦旅》之後，就奠定了在新文學史上的地位，她的作品當時頗受文壇注視，大多以自身體驗和見聞實感為主，文章細膩委婉，讓人讀來感到親切自然。自傳體長篇小說《工作著是美麗的》影響一時，使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更顯著。
學昭同誌本來就是“同誌”“老同誌”。她長期追求革命，親自領受過魯迅、瞿秋白、茅盾等作家的教誨與鼓勵。1938年到延安，在一片“同誌”聲中，她滿懷熱情投入延安新天地的大量采訪工作，如實地采寫了一批關於毛澤東、朱德等黨的一批領導同誌的文章，1945年她成為黨內一位優秀的作家。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她回到家鄉浙江工作。她是浙江省文聯主席。我見到過一張照片，1951年，丁玲同誌陪蘇聯作家愛倫堡到杭州，陳學昭以主人的身份陪同遊覽西湖。
1983年，吳泰昌（左）在杭州看望陳學昭
習慣了在“同誌”聲中工作、生活、寫作的學昭同誌，突然在1957年失去了給予和承受“同誌”的信任、溫暖的權利。雖然1962年她已摘除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80年見她時組織上已對她做出了改正右派的決定，但長期被社會另眼相視，對這位個性倔強的老人，精神上留下的創痕一時難以抹去。她在1980年11月給我的信中談起：“人們（有的）還在悄悄議論‘改正右派’這個名字，去年在杭州曾行過。”正是在這種壓抑的痛楚中，她既希望人們對她這位“同誌”有如實的了解，又不情願讓人們對她這位“同誌”有更多的了解，她常常處於這種矛盾心態之中。1979年《文藝報》複刊後，曾開辟《我怎樣走上文學之路》專欄，約請了一批知名作家撰寫，學昭同誌原是同意寫的，後來她又失約，她在一封給我的信中說：“如果寫這些，好像有點發牢騷，又好像有點自吹自擂，影響不好，煩你幫助我向《文藝報》編輯部同誌說一聲，請求他們寬恕我！”
學昭同誌晚年疾病纏身，除老病冠心病，又增添了糖尿病和腰脊全部增生，她每天隻能坐兩小時，在長年與多種病魔的搏鬥中，完成小說《春茶》《工作著是美麗的》的續寫和回憶性散文《天涯歸客》的寫作。
三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去過杭州不下10次。幾乎每次都要去看望她。她的住宿條件得到改善，從最初的杭州大學河東一宿舍201一間小室搬到龍遊路四號一座舊式小樓上。她談起自己的創作，最動情的就是長篇小說《工作著是美麗的》。
我很早就讀過她的這部小說，我很喜歡小說的名字。工作著是美麗的，即使我在工作中碰到自己並非感到美麗的事時，我也願將它想象成美麗的。這種感覺，猶如寒冬，北京戶外的樹葉全已凋零，但我總以為那一株株光禿的樹木上麵還飄動著片片西山的紅葉。
學昭同誌同我多次談起寫作《工作著是美麗的》的構想。她在1981年給我的信中說：“我寫的不是烈士，不是英雄，而是在我們這個國家不受重視的‘臭知識分子’怎樣走上革命道路，在思想改造和求得進步中，受到了些什麽困難。”
這部小說1946年開始創作，1949年3月由大連新華書店出版。在當時文藝界片麵強調寫“工農兵”的氛圍裏，學昭同誌能以“知識分子”為主角，應該說是有相當的膽識。小說出版後，在讀者中影響不小，但在評介上不夠被重視或受到某種冷落，這一情形不難想象。我讀過不少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就有這種印象。這種不太公正的印象至今我還留有。作者本人也感到這種不公正，偶爾也流露些許憤憤不平。她在1981年說過：“報紙上曾介紹、評論這本書那本書，但沒有提到過我這本東西。”我曾勸她要相信曆史的公正。她說，她的一生就是堅信曆史最終會如實。1979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將她晚年續寫的這部小說第二集與早先出版的合在一起出版，其反響之大給她帶來喜悅。她在信中對我說：“《工作著是美麗的》出版後，銷路是很廣，上海《收獲》和上海《青年報》都曾要我寫過一點東西，已發表過，我收到很多讀者來信。”關於這部小說，她說，第二集“寫得簡略些”。1980年她正在續寫小說的第三集，並準備1981年小說再版時放進去，不知她的這個設想後來是否如願？
四
晚年的學昭同誌麵對人生的堅強給我留下的印象尤深。她對友人，無論年長年幼、官職大小、成就高低，均誠摯悉心以待，令人感動。
她居然對我的一些作品也過目、關注，並一再長輩般地加以鼓勵。1981年，我將拙集《藝文軼話》奉寄給她求教，很快收到她的信：“謝謝您贈我《藝文軼話》，當即翻閱，讀了《阿英的最後十年》和《寸心耿耿紅如丹》，我心情非常激動、難過，很久不能平靜！十年浩劫，這樣慘痛的曆史，不能，永遠不能也不該重演了！您寫的是真實的事跡，特別感動人！”後來她又在來信中說：“讀到您很多文章——有發表在香港《新晚報》上的……您寫的文章有感情、思想、內容，文字也好！”我在給她的一封信中說，我很愛讀她的作品，尤其是《天涯歸客》，真實、質樸、生活化的潔淨，是我想學而難以學到的。
1990年秋天去杭州，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她忍受坐骨神經痛的陣陣發作，仍在不停地寫回憶錄，她說，往事如煙，趁自己的記憶還好趕快寫出來，她鄭重地對我說：“泰昌同誌，以前我是為活，為生存而寫，現在我是為寫，為責任而寫。”我告別她走到樓下，她叫女兒亞男又將我叫回，說已準備好了送我一盒青春寶，叮囑我千萬注意身體！她還托我送一盒給於若木同誌。營養學專家於若木同誌是陳雲同誌的夫人。她叫我按她寫的北京信箱地址先去封信。回京後，我給於若木同誌去了信，說待她回音，我送去。有一天下班回家，孩子說下午一位奶奶來家裏將東西取走了。晚上我電話告學昭同誌，她在電話中急促地說：“我正要告你，才發現送你和若木同誌的兩盒青春寶拿錯了，是過期的，你別吃，明天一定要去信給若木同誌說明，拜托！拜托！”
1991年10月8日我從北京直飛寧波，參加一個會議。行前已聽說學昭同誌9月20日突然病倒住院，計劃會議結束後去杭州看望她。10日下午會議進行中間，會議主持人遞給我一張字條：學昭同誌不幸今日淩晨辭世！會議12日結束，下午匆匆趕到杭州，才知道她的遺體當天已火化。亞男告我，媽媽生前遺囑，生後不開追悼會，不舉行告別儀式。我來到學昭同誌書房裏，向她的遺像深深鞠躬，回想起她坎坷的一生，心裏不禁默叫起“學昭同誌”。當晚給《文藝報》值班同誌電話，請他們編發這則消息時，務必注意這位五四新文學時期成長起來的著名女作家陳學昭後麵勿漏“同誌”兩字。
200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