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北京，高溫持續多日，11日天空罩上了一層迷蒙的雨霧，給難熬中的人們帶來了一絲清涼。7時半左右，突然接到友人電話，告任繼愈先生淩晨4時30分走了，心頭猛然一震。我急忙與幾位平素與任先生有交往的朋友聯係，約定下午分頭去三裏河南沙溝任先生家。不料，11時許又得悉季羨林先生上午9時也走了。一日之內，我國學術界痛失了兩位泰鬥級的人物，我在沉重的悲痛中，竟埋怨起老天爺不該如此無情。我和任繼愈先生認識較早，接觸也多一些，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有不曾間斷的聯係。我1955年冬認識任先生，是因他的愛人、中文係馮鍾芸老師的引薦。馮老師對我和同學殷晉培熱情關心，休息天不時請我倆去中關園她家裏玩。我們閑談時，任先生都在書房伏案工作，常常是他出來招呼一下又回書房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任先生曾被派往東歐一個國家大學講學。馮老師假期時去探望過。有次馮老師剛從外回來，約我們去她家度周末，請我們吃帶回來的巧克力，她說任先生在那裏很好，也記著我們，希望我們多跑圖書館，說北大圖書館的藏書豐富眾多，要靜下心來，勤看，勤記。由於這是我平生頭一次吃巧克力，記憶新鮮深刻。我本科學習期間，聽過季羨林先生講授東方文學的課，聽任繼愈先生的課則稍晚。1960年本科畢業後，我留校做文藝理論研究生，導師中文係主任楊晦教授要我們在學習《文心雕龍》時，增加些有關佛學方麵的知識，我去選聽了任先生在哲學係開設的這方麵內容的課，我還當麵向他討教過。任先生說，《文心雕龍》中的用語涉及佛教界的許多術語，首先要弄懂原詞原義，不要用現代人的理解去望文生義，並建議我去看範文瀾先生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心雕龍注》，他說範注在校勘、征引、釋義等方麵多有建樹。此書現在市麵上難找，但北大圖書館一定有。
任先生在學術上的造詣，受到學者、專家的普遍尊重。20世紀80年代曾任國務院古籍規劃整理領導小組組長的李一氓同誌經常谘詢的極少幾位學者中就有任先生。著名文藝理論家張光年用了40年的工夫，於2000年完成了《駢體語譯〈文心雕龍〉》一書，光年同誌遇到一些佛學方麵的疑難問題時，討教過少數專家，如在上海的著名文藝理論家王元化同誌，在京的趙樸初先生、任繼愈先生。任先生曾給我一封信，要我速電告光年同誌家的地址，我在回複他的電話時，他補充說：光年同誌提的有些問題，電話、寫信難講清楚，準備去看他，當麵交換一下意見。
吳泰昌（右）與任繼愈老師合影
1987年，任先生從中國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長調任北京圖書館館長（現國家圖書館），館址也遷至西郊白石橋一帶。1988年7月12日，北京圖書館和中國現代文學館聯合主辦的“冰心文學創作生涯七十年展覽”在北圖新館大廳隆重開幕。88歲高齡的冰心坐著輪椅來了，數百位老中青作家和讀者，有被邀請的，有聞訊趕來的，蜂擁而至，川流不息……任館長站在大廳入口處，忙迎接招呼，他一見我，就興奮地說：“這是北圖新館開放以來最熱鬧的一次展覽活動，圖書館要為社會、讀者做好服務，文學界和社會、讀者有著廣泛密切的聯係。”
任先生的愛人馮鍾芸教授早走了幾年。我在八寶山參加她的遺體告別儀式時，任先生叫我過兩天到家裏去一下。他告訴我馮老師走得很突然，很安靜，但沒有什麽痛苦，他悲痛地說她這些年為審定全國中小學語文教材太累了。他說，人上了年紀，特別要注意身體，身體健康，精神健康，才能多做點於國家於人民有益的事。當時我正在將一批自己的藏書捐給家鄉安徽馬鞍山市圖書館，他支持我這個做法，他說：書是讓人閱讀的，有用，不是埋藏在圖書館和個人書房裏，閱讀的人多了，圖書的實際作用就發揮越大。2005年8月，馬鞍山市圖書館決定設立吳泰昌捐書閣。我請任老題寫了“吳泰昌捐書閣”閣名。他在交給我原件時對我說：“給貴家鄉留個紀念，也給你留個紀念吧。”他叮囑我，若要介紹他的身份時，注意別弄錯了，他現在已不是國家圖書館館長，是榮譽館長，已有新的館長接班，年輕的一代比我們會幹得好，他開玩笑地說：“我都不感覺自己太老，正在做和計劃做的事怕做不完，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優勢，多做點事，為年輕人多提供點方便。”他還記得他過80歲生日時我送給他的一尊生肖木雕，他微笑著說：“我90歲、100歲生日時還想見到你！”
新世紀以來，任老的身體不如以前，但他的心依然牽掛著古籍整理工作，每天還是早上四五點鍾起來工作，把大部分時間都撲在《中華大典》和《中華大藏經》的繼編大型出版工程上。
任繼愈先生走了，我牢記最後一次見他時他說的話：覺著自己的精力還能做點事就想多做點，這樣的生命才充實，才有價值。
2009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