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在周揚同誌逝世8年之後，王蒙、袁鷹主編出版了《憶周揚》一書。編者分別送了我一本。我斷斷續續讀完了五六十篇關於周揚這位黨的思想文化領域的領導人、傑出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諸多方麵的回憶，增加了我對周揚的敬重與了解，同時，也引起了我與周揚有限接觸中的一些回憶。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末周揚著手修訂1944年選編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直至1984年才得以出版一事，至今不曾被人憶起，有關他的著作年譜中也不曾提及，作為參與此事全過程者之一，幾位朋友勸我應該記下這段史實。
1959年，北大中文係55級同學集體編著《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說史稿》等書將完成時，係主任楊晦教授有一天突然布置給陳素琰和我、賴林嵩等同學一項任務，協助周揚修訂1944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周揚當時是中宣部主管文化的副部長，離我們很遠，至少我沒有和他有過單獨的接觸，隻在1958年他來北大作《建立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批評》報告時目睹過他的風采。那天他從上午一直講到下午，中午飯我們都沒吃，所以印象極深。《馬克思主義與文藝》是一部較早係統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基本觀點的選本，對我國開展普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學習、研究，有開創意義，是我們“文藝概論”課程開列的主要參考書之一，我讀過，反複讀過。楊晦老師交代，這項任務要認真完成，抓緊安排，有事與周揚的秘書譚小邢直接聯係。
不久，周揚在沙灘中宣部他的辦公室約見了我們。他詳細談了修訂此書的設想。據回憶，有幾點是很明確的：一、全書五輯，即意識形態的文藝;文藝的特質;文藝與階級;無產階級文藝;作家、批評家。在選輯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高爾基、魯迅、毛澤東有關論述之前，每一輯寫個千把字的提要。他當時舉例談了提要如何寫。二、譯文和原文從中共中央編譯局、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新版本中選取。三、譯文方麵有問題，可找中共中央編譯局薑椿芳，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所陳冰夷、葉水夫。
回來後，由陳素琰負責，我們分工寫提要，查找替換新版譯文和新版文字。到1960年春天，我們即將畢業分配前夕，大體弄好，將稿子送交給周揚的秘書。畢業分配後，原先參與此事的幾位，除陳素琰和我留校，其餘的都離開學校了。陳素琰從王瑤教授做現代文學史研究生，我從楊晦教授做文藝理論研究生，這樣有關這本書稿的事被指定由我來承擔了。記得譚小邢在1960年冬天曾約我去，叫我們把提要再斟酌修改，譯文再補充些最新出版的，何時送來等通知。中文係辦公室突然通知我，下午3時將書稿送到中宣部周揚處。書稿送出後，我們原以為經周揚看後，很快會出書。豈知，從此沒有下文，至今我尚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再見到周揚是在1977年12月25日。《人民文學》雜誌社決定28日召開“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主旨是向“文藝黑線專政論”開火。編輯部派我去向周揚匯報此次座談會的籌備情況，並請他出席講話。我去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他的住處看望他。他顯然有些衰老，談吐持重，不像1958年初次見到他時那般神采奕奕，口若懸河。他逐一問了請了哪些人出席，當得知有100多位，他笑著說，哪是個座談會，是個大會。聽說會議要開幾天，他表示開幕式他不出席，中間安排個時間去，講不講再定。30日上午，會議進行第三天，周揚來了，並做了長篇發言。這是周揚1975年恢複自由後第一次在文藝界公開露麵，很為社會和文藝界關注。他一開始就說今天能參加這個座談會，見到這麽多老同誌老朋友，覺得很幸福，感慨萬端。他係統地講了三個問題：一、怎樣評價30年代文藝;二、怎樣正確評價“17年的文藝”;三、要文化革命，還是要毀滅文化。會後我們加班加點將他的發言記錄整理並打印出來，請他改定盡快在刊物上發表。為此我又去了他家。他見著厚厚的一遝打印稿，翻了一下，說：“我那天講了這麽多？”他說是否馬上發表，待看了後再說。那天他同我閑談中，提起《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修訂稿事，他還關切地詢問起當年參與此事的幾位同學的現況，他說：這本書總會有機會出版的。他的這篇發言稿雖經編輯部多次催促，最終周揚決定不發表，他請秘書寫信給我，當即我向刊物領導做了匯報。
1978年，中國作家協會恢複工作後，作家出版社的恢複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中國作協秘書長張禧兼任社長，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江曉天兼任總編輯，組織上曾一度想將我從《文藝報》社調去任副總編輯，所以我偶有機會參與他們商議近期出書的選題，有次我向江曉天談起周揚的這本《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修訂本，並告他當年就是作家出版社準備出版的，並指定了責編袁榴莊，請他以出版社的名義正式征詢周揚的意見。不久江曉天告我周揚同意了，叫我負責此事並直接找他麵談。這樣，我又去周揚後來居住的西城一座四合院。
那天周揚情緒很好，他說，他查了，“原來你們整理的書稿‘文革’中已損失，這次隻好麻煩你重起爐灶。”關於書的修訂，他講了幾點：一、每輯的提要不寫了;二、譯文要用權威出版社的，《毛澤東選集》《魯迅全集》要用最近出版的;三、封麵可以重新設計；四、修訂本他不準備重寫序言，用原來的，文字他再看一下，內容不動。他強調說，這本書是根據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編纂的，毛主席看後肯定過。事隔幾年，我才得知毛主席在看了這篇序言後給周揚的信中所說：“你把文藝理論上幾個主要問題作了一個簡明的曆史敘述，借以證明我們今天的文藝方針是正確的，這點很有益處。”[1]至於序言中提到的人，他說有的後來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變化，也不動了，那是曆史，曆史是不能任意改動的。
1983年秋冬，因《文藝報》不放我去作家出版社，我隻能在本單位工作之餘來完成這本書的修訂工作。1984年春節過後，我將代出版社擬的出版說明並書的封麵送給周揚審定。他當場看了出版說明，改動了個別字句，封麵他認可了，並將1944年初版書上的序言作了個別詞語改動的一份複印稿給我。他叮囑我校對一定要仔細，並告我他很快要去廣東參觀訪問。
《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初版本
1984年10月，樣書出來了，第一次印了12000冊。我將樣書送給正在北京醫院住院的周揚，他匆匆翻到了書的版權頁，頗有感觸地說：“這個修訂本磨難多年，終於出來了，印數還不少，謝謝你們。”
我最後去醫院看望周揚是1985年3月。巴金來京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會議期間的一個上午，巴金去北京醫院看望周揚和葉聖陶老人。周揚仰躺在病**，言語吃力，巴老向他問好，他倆緊緊握著手，我替他倆還有李小林拍了一張照片，巴老告辭前，我走近周揚身邊，祝他安康，他抓住我的手，輕聲囁嚅地說：“謝謝你。”
1989年7月31日，周揚離我們而去。次日上午我去他家，為《文藝報》采寫新聞，當周揚的女兒周蜜領我走進周揚的書房，我看到在書櫥中陳列的一排《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多種版本的圖書中，最後一本就是作家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修訂本。人去書在，感慨油生。
2000年
[1]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