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葉聖陶一生，結交眾多，但摯友卻也是可數的。古人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葉老說，最後有幾個也就很難得了。我和葉老接觸期間，也就是他晚年時期，已八九十歲了，他的好友也多相繼過世，甚至更早，如朱自清1948年就走了。
在我的印象中，俞平伯（1900～1990）是葉老最後一位重要的摯友。他們之間走動之勤、交談之多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葉老與俞平伯長期有通信的習慣，在葉老八九十歲期間，他們通信更頻繁，葉老說猶如“乒乓之情”，你來我往。葉老平日很少保存來信，看了，複了，信也就不留了。唯獨對俞平伯的信函保存完整。用大畫報紙將這些信及信封貼好或夾好，至善給我看過一本。葉老有次說，俞先生有學問，我愛寫信向他討教；另外俞先生的字寫得好，這是我喜愛保存他的來信的另一個原因。
吳泰昌在俞平伯（左）三裏河家中
葉至善2001年在《葉聖陶集》第10卷卷首一張圖片下說明：
朱自清逝世已逾二十五年，因俞平伯信上一句話，作者“頓然念之不可遏，必欲托之於辭以誌永懷”。自知思之損眠，而又排之不去，如此者七日，方得此闋《蘭陵王》之初稿；即封寄俞平伯，懇請推敲改易，是為一月三日。不意越四晝夜，即得俞複函，已於原稿上圈圈點點，一似嚴師所批之課卷。如首句“猛悲切”加密點，批曰“筆真情，驀然而起”。又如“明燈座，杯勸互殷，君輒沉沉醉凝睫”句加密圈，批曰“可謂神似，昏燈殘酒，如見其人，然其人已千古矣，讀竟泫然”。擬改詞名則另列一表，供作者酌取。如是書信來往一月有餘，細微處一個字也不放過。如“擊槳”之改定，俞信中去：“‘撥’，弱；‘打’，顯得粗些；當是‘擊’。‘擊槳’或‘擊棹’均可，‘擊槳’與周詞‘拂水’正同。”“周詞”指周美成之《蘭陵王·柳》，“拂水”取之於“拂水飄綿送行色”句。作者填此闋所用四聲，固以周律為準則也。二月二日，兩位老人家又相約詳談一次，最後又改動數字方算定稿。共謂“傷逝之同悲，論文之深誼，於此交錯，良可記也”。
葉聖陶（左）與俞平伯
葉老於1988年除夕上午病逝。晚飯時，至善叫我在他家和他、至誠等家人商量葉老後事。至善叫我先別告訴俞先生，讓他自然知悉，另《文藝報》絕不要去請他撰文。至善說，俞先生也在病中，經受不起這種刺激，他們之間有65年友情了。
二
1986年1月20日，俞平伯所在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紀念他從事學術活動65年，召開了慶祝活動。地點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禮堂，中國美術館南對過。出席慶祝會的有俞先生的同事、朋友、學生等方麵人士共兩百餘人。我有幸被邀請參加了。葉老身體不適，沒有出席。至善叫我會後有空來家裏，談談會議的情況。我到會場，在休息室首先見到了王力、吳組緗、王瑤幾位北大教授。北大的來人是乘同一部車來的，吳組緗說，今天的會重要，肯定要對平伯老師1954年《紅樓夢》研究觀點遭受的非學術討論方式的圍攻和政治批判進行否定，不僅對他個人，對今後學術界如何真正貫徹“雙百”方針都很重要。王瑤會後快上車時對我說，今天院裏的講話中，對俞平伯在現代學術上的貢獻評價不足，應該是做出了重要的多方麵的貢獻。會議開始，俞平伯坐主席台中間，右側坐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左側坐的是副院長錢鍾書。俞平伯為出席這次會，發言不發言，要發言如何發，談些什麽，等等，可真有點犯難。最後決定把《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書》，加上一篇舊作《評〈好了歌〉》一起整理出來，冠以總題，叫作《舊時月色》，作為他的發言。他自己講了三言兩語，至為簡單，也都還是寫在了紙上在會上逐字宣講的。《舊時月色》則由外孫韋柰代為宣讀。
胡繩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身份，出席這次慶祝大會並講話。胡繩話雖簡，卻頗有分量，也確實道出了正義的心聲，故全文錄下，供讀者閱之：
我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祝賀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65周年。
俞平伯先生是一位有學術貢獻的愛國者。他早年積極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白話新體詩最早的作者之一，也是有獨特風格的散文家。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包括對小說、戲曲、詩詞的研究，都有許多有價值的、為學術界重視的成果。
俞平伯先生在全國解放前夕，積極參加進步的民主運動，從此，對黨是一貫親近和擁護的。他在全國解放前的二十八年和新中國成立那一年起的三十七年中，在任何環境裏都孜孜不倦地從事對人民有益的學術活動和文藝活動，這種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早在20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開始對《紅樓夢》進行研究，他在這個領域裏的研究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對於他研究的方法和觀點，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本來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政治性的圍攻，是不正確的。這種做法不符合黨對學術藝術所應采取的“雙百”方針。《紅樓夢》有多大程度的傳記性的成分，怎樣估價高鶚續寫的後四十回，怎樣對《紅樓夢》作藝術評價，這些都是學術領域內的問題。這類問題隻能由學術界自由討論。我國憲法對這種自由是嚴格保護的。我們黨堅持四項原則。按照四項原則中的人民民主專政原則，黨對這類屬於人民民主範圍內的學術問題不需要，也不應該做出任何“裁決”。1954年的那種做法既在精神上傷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於學術和藝術的發展。接受這一類曆史教訓，我們要在學術界認真實行“雙百”方針，提倡在正常的氣氛下進行各種學術問題的自由討論和辯論，團結一切愛國的、努力從事有益於人民的創造性工作的學術工作者，共同前進，共同追求真理。在紀念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65周年的時候，我想，說一下這個問題是必要的。
俞平伯（右）與葉聖陶在葉老家中關切交談
俞平伯先生從1953年起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也就是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他是我們全院同誌所尊重的一位老學者。我相信我院和我國的文學研究工作者都會很好地吸收、利用和發展俞平伯先生的一切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敬祝俞平伯先生健康長壽，並且在學術研究上做出更多的貢獻。
葉老知道了這次會議的大致情況，也知道了胡繩宣讀的講話內容，他沒多說什麽，隻說：會開得是好的，對平伯學術上的評價高低意義不大，俞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大的，曆史會做出正確的評價。對他的長期的不公正，今天正式為他平反固然好，但可以更早些，這樣做不僅對他個人，而且對整個學術界效果都會更好。這個曆史教訓不該再發生，相信不會再發生了。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