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金初出茅廬，踏入文壇之時，還是一位不曾引人注目的青年。文學期刊的編輯適時地向他伸出了熱情之手，使他順利地充滿信心地邁開了第一步。
1927年至1928年巴金旅居巴黎求學期間，寫出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滅亡》。1928年8月，巴金從法國一座小城沙多吉裏把它寄回祖國，給當時在上海開明書店門市部工作的友人索非，征求他的意見。索非將這部稿子介紹到影響廣泛的《小說月報》。其時，《小說月報》的編者鄭振鐸赴歐洲遊學，臨時由同是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葉聖陶、徐調孚接替。葉聖陶和鄭振鐸同是文學研究會的主幹、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的活躍人物，當葉聖陶接讀《滅亡》原稿時，很為這位陌生的作者高興，決定盡快刊發，連載四期。該刊1929年4月號（第20卷4月號）葉聖陶在以記者的名義所寫的《最後的一頁》中說：“巴金君的長篇創作《滅亡》已於本月號刊畢了，曾有好些人來信問巴金君是誰，這使我們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為人認識的作家，從前似也不曾寫過小說，然這篇《滅亡》卻是很可使我們注意的，其後半部寫得尤為緊張。”同年12月號（第20卷12月號）編者又以記者名義寫了《最後一頁》，再次推薦這部小說，說本卷刊了兩部長篇：巴金的《滅亡》和老舍的《二馬》，“這兩部長著在今年的文壇上很引起讀者的注意，也極博得批評者的好感，他們將來當更有受到熱烈的評讚的機會的”。
葉聖陶主編的《小說月報》發表了巴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滅亡》
《滅亡》在1929年1月號至4月號的《小說月報》上連載了四期，同年9月，小說單行本由開明書店出版，二十四歲的巴金開始在文壇上大受矚目。對此，巴金稱“《小說月報》是當時的一種權威雜誌，它給我開了路，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人順利地進入了文壇”（《巴金選集·代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此時，據《隨想錄》中文本記載，巴金“並不認識葉聖老，也不曾跟他通過信”。後來，巴金和葉聖陶雖然見過麵，也有過簡短的交談，但葉老說，因長期住在兩個城市，見麵的機會不多，敘話的機會更不多。葉聖陶現存有一封巴金給他的信，從信的內容推算，寫信的時間大約是1959年，在信中巴金對葉老扶持之情表達了感激：
聖陶先生：讀您的信感到特別親切，我的舊作現在讀起來，實在太不像樣，我把它寄給您，不過表示一點感激之情，三十年前我那本拙劣的小說意外地轉到您的手裏，您過分寬容地看待它，使我能夠走上文學的道路。雖然我始終未寫出較好的作品來報答您的鼓勵，但是我每次翻閱舊作，就想起我從您那裏得到的那點溫暖，我高興今天能夠向您表示我的感情。敬祝健康。巴金五月十三。（《葉聖陶畫傳》，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1981年巴金《致〈十月〉》一文發表，文中又表達了他對葉聖陶知遇之恩的感激：
我在一些不同的場合講過了我怎樣走上文學的道路，在這裏，我隻想表達我對葉聖陶同誌的感激之情，倘使葉聖陶不曾發現我的作品，我可能不會走上文學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貧困中死亡。作為編輯，他發表了不少新作者的處女作，鼓勵新人懷著勇氣和信心進入文壇。
上文所提“不少新作者”，除巴金外，還包括丁玲、胡也頻、戴望舒、施蟄存等人，由此，葉聖陶與當年文壇新秀的故事經常為人稱道。然而，葉聖陶本人對此並不居功，他在《記我編〈小說月報〉》一文中做了如下回應：
現在經常有人說那兩年的《小說月報》影印出來了，大家翻一下目錄就會發現，在那二十四期中，新出現的作者並不是很多，就隻是人們經常提起的那幾位，他們的名字能在讀者的心裏生根，由於他們開始就認真，以後又不懈地努力，怎麽能歸功於我呢？
我隻是仔細閱讀來稿，站在讀者的立場上取舍而已。如果稿子可取，又感到有些可以彌補的不足之處，就坦率地提出來跟作者商量，這些是所有的編輯人員都能做到的。還有一點必須說明，那兩年的編輯工作是徐調孚兄跟我一同做的。
二
1928年回國後，巴金在上海定居下來，和索非住在一處，起初是寫短篇或翻譯向報刊投稿，後來，編輯們就主動向他索要文章了。1931年，葉聖陶向索非要巴金的稿子，為主編的《婦女雜誌》組稿。巴金寫了《亞麗安娜》交給索非轉過去，很快便又刊出。同年，葉聖陶離開商務印書館，到開明書店編《中學生》月刊，巴金原是這雜誌的撰稿人，也繼續為它寫稿，但很少有機會見到葉聖陶。1931年至1940年期間，開明書店先後出版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翻譯作品《愛羅先珂童話集》等、散文集《點滴》等以及《巴金短篇小說集》前兩集。其間，葉聖陶為《海底夢》《家》以及《巴金短篇小說集》第一、二集分別做了廣告。巴金在《我的寫作生涯》中這樣寫道：
我尊敬他為“先生”，因為他不僅把我送進了文藝界，而且他經常注意我陸續發表的作品，關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訓，隻引路，樹立榜樣。
在《隨想錄》中，巴金也提及，回國一段時間後交友增多，約稿也增多，迫使自己常常用文字做應酬，在這個暑期葉聖陶托其朋友索非帶口信給巴金，勸其慎重發表文章。《滅亡》出版不久，巴金又寫了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投寄給《小說月報》，結果被退了稿。葉老有次談起這件事，他說，有些研究巴金的著作，說《死去的太陽》是被《小說月報》編輯部退稿的，其實就是我決定退稿的，具體原因記不太清楚了，隻覺得這個小說不如《滅亡》的生活內容多，所以退回去建議他加以充實修改。葉老說，當時他和巴金沒有什麽聯係，都是通過他的朋友索非帶話。索非說巴金對退稿沒有意見，感謝提了這麽多修改意見，後來經過巴金認真的較大修改還是由開明書店出版了。葉老說，巴金最初給他的印象就是謙虛。1949年初北平解放後，葉聖陶輾轉取道香港北上，其間還特意向友人打聽巴金的消息，對此，巴金回憶如下：
1949年初北平解放，葉聖老他們從香港到了北方，當時那邊有人傳說我去了台灣，他很著急，寫信向黃裳打聽，黃裳讓我看了他的來信。幾個月後我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我緊緊握著他的手，我們談得很高興。
更令人感動的當屬“文革”前後兩人的相互關懷與鼓勵。
“文革”期間，葉聖陶雖也遭難，但不如巴金受磨難多。他時常關心一些老朋友的近況。1973年5月，他經中央統戰部安排，去江南參觀，要路過上海，想借機去看幾位朋友。他聽說巴金沒問題了，已回家住，急切想去探望，結果還是被“四人幫”阻攔，葉老大為失望。
1977年5月25日，《文匯報》發表了巴金的《一封信》，這是粉碎“四人幫”後巴金的第一篇文章，他訴述了自己的遭遇：
過去我隻能在書中讀到的或者聽見人講過的一些事，現在我都親身經曆了；有些事則是過去我想不會有的，而現在我的朋友終於遇到了的，如殺人滅口、借刀殺人之類。十年中間我沒有寫過一篇文章，隻寫了無數的“思想匯報”，稍微講了一兩句真話，就說你翻案。連在日記本上寫了幾句簡單的記事，也感到十分困難。我常常改了又改，改了再改，而後終於扯去，因為害怕連累別人。我知道我隻有隱姓埋名地過日子，讓人們忘記，才可以躲開黑幫們的大砍刀。他們用種種的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對付我，處心積慮要使我以後永遠不能再拿起筆。
1977年，葉聖陶書贈巴金古詩手跡
葉聖老看到這封信後，即從北京寄贈巴金一首詩，即《贈巴金同誌》（又稱《巴金兄索書作此贈之》）：
誦君文，莫計篇；交不淺，五十年。平時未必常晤敘，十載契闊心悵然。今春《文匯》刊書翰，識與不識眾口傳：揮灑雄健猶往昔，蜂蠆於君何有焉？杜雲古稀今曰壯，佇看新製湧如泉。
巴金看到後深受鼓舞與感動，回信表達了內心的感激以及對葉聖陶的關心：
收到您給我寫的字，十分感謝。看到您的工整的手跡，仿佛見到您本人；讀到您的詩，想起五十年中得您不止一次的鼓勵，感到溫暖。我珍惜您的片紙隻字，也牢記您的一言一語，這些都是對我的鞭策。我不會辜負您的期望，我要學到老，改造到老，寫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10月初我參加上海代表團到京瞻仰主席遺容，但隻在旅社住了一夜，而且全是集體行動，沒有能去看望您，非常抱歉。
您的眼病大概好了吧，聽人說您的聽力有些衰退，請您多多保重。祝好！
這一年，葉聖陶83歲，巴金73歲。
1978年，兩人在人大會場上終於得以相見，巴金也終於如願登門拜訪葉聖陶，送上了一壇好酒。葉至善為兩位老人在庭院海棠樹旁攝影留念。葉老看著照片說，想不到巴金也滿頭白發了。
此後，兩人見麵雖不多，但保持信件往來並相互贈書。1983年1月，巴金給葉聖陶寄贈了《真話集》，葉聖陶在收到書後給巴金寫了回信：
巴兄惠鑒：昨日收到寄贈的《真話集》，簽名處說明寫於病床，觀此手跡，遙念不已。七八年夏秋間，我以割膽結石臥床三個多月，以後起身，履地，舉步，都像幼兒似的重新學習，漸漸恢複原有能力。此中亦有趣味，不覺得如何難堪。您用牽引法治療，須臥床六周，想亦不以為甚煩惱。見病**能題字，且能撰發言稿，殊感欣慰。書此伸謝，並請痊安。葉聖陶八三年一月六日。
1984年葉聖陶膽病複發入院開刀，身在上海的巴金聞此特地托友人送花表達慰問，之後，便有了葉聖陶《巴金托吳泰昌攜花問疾作此贈之》，詩曰：
巴金聞我居病房，選贈鮮花煩泰昌；蒼蘭馬蹄蓮共囊，插瓶紅裝兼素裝。對花感深何日忘？道謝莫表中心藏。知君五月飛扶桑，敬頌此行樂且康。筆會群彥聚一堂，壽群八十尚南強。歸來將降京機場，迎候高軒蓬門旁。
這一年，葉聖陶90歲，已輕易不再動筆，但這首完整的七言專贈巴金。巴金囑我送鮮花給在醫院的葉聖老時，告他5月去日本訪問，回來如過北京，定去看望，所以詩中有“知君五月飛扶桑，敬頌此行樂且康。……歸來將降京機場，迎候高軒蓬門旁”。巴金回國臨時決定直接回滬，葉老知道這個訊息，頗為失望。
1985年3月，巴金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巴金1983年在政協第六屆全國委員會上和葉聖陶一同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1983、1984兩年的全國政協會他因身體原因請假未來京參加，而這次來京一定要先去探訪葉聖陶和冰心。此時，葉聖陶因病正住在北京醫院。會議期間，巴金抽空去看望老友。3月27日上午，我陪巴老去看望了葉聖陶、周揚、沈從文。9時去北京醫院北樓，先看葉聖老，我在《我親曆的巴金往事》（修訂本）（三聯書店，2010年）書中對這兩位老人最後一次相見時的場景有過描述：
三年沒有進京了，巴金一下飛機剛住定，就說這次想去看看幾位老朋友。他特別提到去探訪葉聖老和冰心。3月26日晚，我去葉家告訴至善巴老明天上午10時去北京醫院看葉老。至善提前到醫院。當巴金到達病房時，葉老已經焦急不安地坐在沙發上等候了。小林、小棠和我陪同。他倆緊緊地互握雙手，喜不自禁地相視了好一會兒。巴老先打開話匣子：“葉老，您好！我們都很想念您。”葉老深情地叮囑：“您要多加保重！”他招呼巴老在沙發上坐下，然後把早就準備好的一本新近出版的《葉聖陶散文集》（甲集）送給巴金。巴金接過書，認真地翻看了封麵和目次，很高興地說：“葉老，這些年您寫了這麽多，您要多注意休息。”葉老聽了，反而勸巴金：“我寫不了什麽了，您還年輕，注意身體，多寫點。”在葉老眼中，巴老似乎是永遠年輕的。至善、小林、小棠和我都坐在一旁，聽二老如此親切愉快地交談，竟忘了這裏原是間病房。
巴老很珍惜這次與葉老的見麵，他在《我的責任編輯》中說：
愈之走了。葉老還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醫院探望，閑談間他笑得那樣高興。今天我仿佛還聽見他的笑聲。分別十幾個月，我寫字困難，心想他寫字也一定困難，就不曾去信問候他。但是我對他的思念並未中斷。我祝願他健康長壽，也相信他一定健康長壽。五月十五日。
葉老晚年不時有病住院，他掛念著巴金的身體。這個時期，我常去上海出差，每次回京去看望葉老時，他總關切地問起巴金的近況，最關心的是巴金的身體，這些問候的細節在他的日記中多有記載。
三
倡議成立中國現代文學館，是巴老晚年除寫作《隨想錄》外，“最大一件工作”和“最後一件工作”。倡議成立現代文學館，他思考了很久。他在1980年12月寫的《創作回憶錄·關於〈寒夜〉》和《創作回憶錄·後記》中透露了這個想法。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報》副刊發表《創作回憶錄·關於〈寒夜〉》，將他倡議成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想法正式公開了出去。他說：
1981年4月13日，巴金（右）探望葉聖陶。（葉至善攝）
我建議中國作家協會負起責任來創辦一所中國現代文學館，讓作家們盡自己的力量幫助它發展。倘使我能夠在北京看到這樣一所資料館，這將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願意盡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現，這個工作比寫五本、十本《創作回憶錄》更有意義。……出版這本小書，我有一個願望：我的聲音不論是微弱或者響亮，它是在替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出現喝道。讓這樣一所資料館早日建立起來！
巴金的這個倡議就如扔下了顆石子，在文壇激起了強烈的回響。病中的茅盾非常讚成這個建議，並表示要把他全部創作資料提供給文學館。茅公說30年代初創作長篇小說《子夜》，原來的題目叫《夕陽》，諷喻國民黨的日趨沒落。本以為這部原稿已毀於上海“一·二八”的戰火中，後來才發現《夕陽》原稿居然還保存了下來。這部寫於半個世紀之前的原稿，還能幸存，他實在感到無限慶幸。他說，文學館成立的時候，他將把自己全部著作的各種版本，包括《夕陽》在內的原稿，都送由文學館保存。葉聖陶、冰心、夏衍等也熱烈支持。
1981年6月16日，中央批準由中國作協負責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10月13日成立了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備委員會。1982年4月，北京市批準將萬壽寺西院移交給現代文學館作為臨時館址。在文學館館址移交手續辦理過程中，有天，籌備會主任孔羅蓀找我，叫我為文學館去辦件事。羅蓀當時又是《文藝報》主編。他說：“文學館總算有了個地方，不管是不是臨時的，具體事要一件一件抓緊做起來。巴老考慮周到，說請葉聖老題寫館名。這事你去辦一下，向葉老說明這是巴金的意思。”羅蓀叫我快辦，我懂他的意思，葉老畢竟是80多歲高齡的老人了。我當晚去了葉家，向葉老轉達了巴金的這個希望，葉老欣然同意。沒過兩天，葉老家裏人打電話叫我去。我一到客廳，葉老說：“你的任務完成了。”他橫豎寫了兩條中國現代文學館館名。次日，我將葉老寫的館名交給羅蓀，羅蓀看了很興奮，並說當晚給巴老去電話。巴金在1982年8月寫的《再說現代文學館》中，又為盡快落實館址呼籲，他說：“首先是房子，至今還沒有落實，文學館的招牌早已由88歲老人葉聖陶同誌寫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掛出來。”1985年3月26日，巴金去萬壽寺出席中國現代文學館開館典禮，他抵達時，特意在文學館大門口駐足仔細看了懸掛著的葉老題寫的館名。
現在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共ABC三座樓，B座上麵懸掛著葉聖陶書寫的中國現代文學館館名，C座上麵懸掛著巴金書寫的中國現代文學館館名，B與C緊連，中國現代兩位文學大師永在！
四
1986年，葉聖陶和巴金共同的老朋友胡愈之去世，巴金寫下了《我的責任編輯》一文，其中詳細記述了他與葉聖陶的濃厚友誼，更是表達了自己真摯的感激之情：
葉聖老還是我的老師。這樣的老師我也有不止一位，而葉聖老還是我的頭一本小說的責任編輯。我還說過他是我一生的責任編輯，我的意思是——寫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內。當然我的一切應當由我自己負責，但是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我每向前走一步，總要想到我那些朋友，我那些老師，特別是我的“責任編輯”，那就是葉聖老，因為他們關心我，我不願使他們失望，我不能辜負他們對我的信任，我今天還是這樣想，還是這樣做，還是這樣地回憶那些忘不了的往事。
1988年2月9日，葉聖陶在北京醫院辭世，而這一天恰是農曆除夕。出於對巴老身體狀況的擔憂，不想讓巴老過早知道這個消息，我和葉家商量中午特意給巴老拍去了賀節的電報，但巴金還是從新聞中得知了這一噩耗。悲痛之時，巴金聽不進家人“該吃年夜飯了”的催促，稍事平靜後，他在第一時間親自與葉至善通話，表示慰問和哀悼。
2月18日，巴金口授唁電如下：
病中驚悉葉聖老逝世，不勝哀悼。謹電吊唁，並致慰問。聖老是我一生最敬愛的老師，他以身作則，給我指出為文、為人的道路；他的正直、善良、誠懇的形象，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在1989年所作的《懷念振鐸》一文中，巴金再一次表達了對葉聖陶的感激與懷念，尤其是葉聖陶對他的影響：
今天，他已不在人間了，而我拿筆的機會也已不多，但每一執筆總覺得他在身後看我寫些什麽，我不敢不認真思考。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在上海逝世，享年101歲。今年恰逢葉老120歲誕辰，巴老110歲誕辰。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