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鎖記》曹七巧，原型為李鴻章的孫媳婦，丈夫死後，分遺產，居住在上海法租界威海路598號。
——因為有這樣一個地方，這樣一個親戚，張愛玲寫出了自己家族裏的“紅樓夢”，並且比曹雪芹更徹底與淒涼地表現了人性中的冷峻。
小說《金鎖記》脫胎自李鴻章的兒子李經邁一家，即小說中的薑家。
男女主角，取材於李經邁第三個兒子李國煦和他的妻子。
按照輩分，張愛玲叫“曹七巧”三媽媽，稱三媽媽的兒子李玉良謂琳表哥（小說中的長白），稱三媽媽的女兒李家瑜謂康姐姐（小說中的長安）。
三爺薑季澤影射李經邁的另一位公子李國熊。
李家老三房住在威海路一帶。
三媽媽的房子，大宅子，大花園，中西合璧的建築，上海租界的生活方式。
都說三媽媽的房子風水好。這個說法是由著著名的張園繞過來的。
清末民初的上海，張園稱得上是市民最時尚的公共活動場所，賞花看戲，照相觀影，納涼吃茶，宴客遊樂，演講集會，展覽義賣……幾乎所有的社會公眾活動，張園都敞開大門包容其中。當時文人墨客的散文遊記中，“張園”二字出現頻率奇高。清末名人孫寶瑄寫有一部《忘山廬日記》，涉及中國近代史上眾多的人、事、物，其中就寫道：“張園之茶和四馬路之酒，是外地人到上海後一定要吃的。當時上海夜晚時分最有名的地方是四馬路，而白天最熱鬧的場所則非張園莫屬。李鴻章、盛宣懷的子女，以及孫中山等名人、要人有錢人，亦是那裏的常客。”
張園不收門票，可以從中午一直玩到深夜。這種集各式娛樂功能於一園的大眾化娛樂方式，是19世紀末隨著上海城市商業經濟繁榮發展，市民消費熱情日益高漲而出現的。1915年和1917年更專業的大型遊樂場新世界和大世界建成，張園漸趨衰落，據1932年出版的《上海風土雜記》記載：“張、愚二園，今已湮沒不存。”
張愛玲、胡適均推崇的清末青樓小說，或者說情愛小說《海上花列傳》的諸多情節，亦生發此地。
20世紀30代，上海房地產活躍，廢棄的張園被地產商買了去，改建成風格繽紛的獨立別墅和裏弄房子，張愛玲三媽媽的獨立別墅，正是建造在這塊地皮上。
1947年之前，房子的底層和花園租給了一所小學，三媽媽收了租子去買火腿和鴉片，抽得身子鬼一樣飄忽單薄，原本豐腴的胳膊，到了後來，手臂一揚，玉鐲子順勢，滑落到腋窩。
《金鎖記》中，生命痛苦的本質迷散出銷魂的魅力，它以一種寂靜主義的方式表達出對生命本身透徹骨髓的悲劇感。
蝕骨的悲哀基於對生命悲哀的感受力。
中國小說有苦難，但是缺少英國式的或者德意誌式的悲劇。《金鎖記》裏是有的。
丁玲的《沙菲日記》也講女性的身體和悲哀，但是自戀式的書寫，限製了作品的格局。
張愛玲的文字，冷靜冷酷，出手淩厲。但是張愛玲不是波伏娃，她不是女性主義者。
小學擴建，拆了舊房建新房，“曹七巧”的家，連一塊碑碣都不曾留得下來。這樣的徹底。
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這裏的大戶人家與張愛玲的三媽媽一樣，都不曉得去了哪裏。後來住進來的居民，各自為戰，把一個個漂亮的大宅子變成了大雜院，多了煙火氣、市民氣，在都市高壓的生活條件下，表現出上海人奇特的生存智慧。
一個鞋匠，在這些個大宅子邊搭了一個棚子修鞋。一修就是一輩子。天晚了，看不見了，從家裏拉出一根電線來，點一盞耀眼的燈在那裏，繼續補鞋。和他搭訕，說起三媽媽家的房子。他說：就是在這裏。很好的房子，很大的，花園也很大的。拆掉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