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有人問張錯，知道不知道捐來的文稿中有《海上花列傳》？
他道：宋淇的女兒的傳真中，提到母親會捐《海上花列傳》。但在一堆紛亂的英文打字紙稿中，一時理不出頭緒。誰會想到那一堆舊紙“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上海歌女），就是《海上花列傳》？
張愛玲一生，鍾愛兩本書——《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她用了十年時間寫作了《紅樓夢魘》，十八年時間，翻譯了《海上花列傳》。
從1892年2月《海上奇書》半月刊，連載小說《海上花列傳》起，到1983年台北皇冠出版社正式推出張愛玲的漢語注譯本，九十一年間，此書在漢語世界裏兩度湮滅，兩度還魂。
近代，伴隨著以蘇南籍貫占多數的青樓女、女藝人流入上海，以及彈詞、昆曲等技藝的時興，蘇州方言在上海租界內漸成風尚。
《海上花列傳》一書中，“書寓”“長三”（大多稱“先生”）等高級妓女演唱蘇州方言曲藝的事例隨處可見，比如第二回，“右首那倌人正唱那二黃《采桑》一套，被琵琶遮著臉”；第三回，“孫素蘭和準琵琶，唱一支開片，一段京調”。
1876年，上海道聯合租界當局取締了男女合演的花鼓戲，同時禁止妓女在茶樓演出。
名妓朱素蘭獲準在“也是樓”（舊址在今福州路山西南路交界口）開辦清一色女演員的女書場，每日演出兩檔，每場邀請演出的妓女在30人上下。聽客除門票茶資為大洋一元外，每點唱一曲收費一元，生意日盛。一時之間，四馬路（今福州路）上女書場大批出現。著名收藏家張伯駒的夫人潘素，便手持琵琶、吳儂軟語誤了無數才子。
那個年代的青樓女，類似日本藝妓，標配為琴棋書畫。不似後來，成為僅出賣色相的皮肉營生。
張愛玲說得明白：“《海上花列傳》第一個專寫妓院，主題其實是禁果的果園，填寫了百年前認識的一個重要的空白。”她指出：“書中寫情最不可及的，不是陶玉甫、李漱芳的生死戀，而是王蓮生、沈小紅的故事。”
在封建製婚姻體係中，倒是青樓裏男女在談情說愛。
《海上花列傳》中描繪的情愛關係，最罕見的一例：李漱芳多愁善感、小性兒、病態體征；陶玉甫多情纏綿，為愛荒廢人生，戀人死後以淚懺悔，凡此種種都有《紅樓夢》寶黛的影子——青樓的高級情調。
韓邦慶，在小說單行本出版的當年，1894年去世。
他說著蘇白的唱片匣子，戛然而止。
用漢語和英語兩種“手勢”，向自己心儀的前輩文人韓邦慶致意，張愛玲用了十八年。暗合她的長篇小說《十八春》。也是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時長。
張愛玲提醒我們，《海上花列傳》的密碼，暗藏在語言之中。
在《海上花列傳》的密室裏，共存三種語言：白話、文言、吳語蘇白。
張愛玲的野心是，為小說中的人物配音——
兩種語言的配音——
標準普通話和標準英語。
張愛玲的施工程序——
斷然拆散文本中文言的磚木
——天衣無縫地換裝成白話國語的構件
——繼續語言資產置換
——換成英語舌頭。
當年張曼玉辭演侯孝賢電影《海上花列傳》，也是因為語言問題。
洛杉磯。
南加州大學總圖書館。
踏出電梯，但見六個箱子，橫臥在推車上，粉紅色的標簽：淳子預約。
六個箱子，張愛玲美國四十年的全部。
橡木桌前，一卷一卷，打開她的文字世界。
電腦的時代，她卻是全手工，浩浩****、綿密不絕的鋼筆字，一絲不苟，如同宮女經年累月做著的繡品，是古董。
經曆了四十年紛擾，歲月的粒子無序地散落著；撫摸著張愛玲文字的紙，有灼傷的感覺——那是她的欲望，她的體溫，她對自己的踐約。
手稿歸置在牛皮紙袋裏麵，上麵遺留著張愛玲的指紋和氣息。
這氣息屢屢使我落淚——她太努力，命運太吝嗇。
獨坐窗前，低首伏桌，孜孜往裏探望——
發表的沒有發表的；寫完的擱淺的；知道的，或者更多不知道的。
一個人。
老禪入定。
偶爾也有其他訪者進來，隻是一晃，便不見了。
文字是化石，是生物，我在她的文字間行走，亦能聽見她的聲音。是的，那種害怕被別人誤解的聲音。她寫作，因為她知道自己不會說話。
語言在本質上是蒼白的——所指，能指。
如此的“看張”，一頁一頁；片刻的停頓，因為信息太密集，大腦的空間來不及儲存。
時間的塵埃在陽光中飛舞。
陷落在張愛玲用文字編織的河流裏，文字在水麵上漂浮。
下午三點多，終於看到《海上花列傳》的英文手稿。
忽然變得什麽也說不出來了；即使可以用某種方式說出來。
一直傳說，《海上花列傳》英文翻譯稿的定稿，在搬家過程中丟失了。
十八年的心血！張愛玲為此還報警。
手裏的這份手稿，是失而複得？還是張愛玲誤以為丟失、其實一直都在某個箱子裏隱匿著？
窗外，洛杉磯的烏鴉一聲聲，爭晚噪，送斜陽，一如詩句：“惟有幕鴉知客意”。
為了回答我的疑問，南加州大學總圖書館浦麗琳研究員，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來到圖書館。
一張小圓桌，兩杯咖啡，伴著加州的陽光，伴著浦女士青衣的嗓音，我們如小兵過了楚河漢界，**——
1997年，學者張錯以該校圖書館名義，從香港宋淇夫人鄺文美處，募到張愛玲的所有英文作品手稿，以及信件、照片等複印件。
文稿從香港到達美國加州洛杉磯。
朋友聞訊，紛紛過來獵奇。
有的隨意翻檢幾行字，幾張照片，滿足了好奇心也就走了；也有有心人，盤亙良久，影印抄錄。
待到移交時，資料已呈雜亂狀。
前來接收這批資料的，是南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柯蘭穀博士（Dr.Kenneth Klein）和研究員浦麗琳。
辦公室裏，張錯抽出複印的相片、手稿影印本、書籍、英文稿《少帥》（The Young Marshal）等資料，逐項解說交代。最後，他指著盒底，透明紙包著的英文打字稿道：“這是張愛玲沒能出版的英文稿，她本來是想用英文寫作來謀生，但失敗了。”
張愛玲文學遺產，未出版的中文手稿，已先被台灣皇冠公司的人挑走，剩下的就是這些英文打字稿了。
為了向捐贈人宋淇夫人鄺文美交代，張錯要求圖書館盡快開出接收清單，並舉辦一個主題展覽。
麵對零落無序的幾箱資料，柯蘭穀和浦麗琳立即啟動了專業程序。
柯蘭穀從事英文資料搜尋，浦麗琳則從事中文資料搜尋，查看一切有關張愛玲的文章，尤其是與張愛玲有深交的夏誌清和宋淇寫的文章。
這是一項及其艱苦的工作。
一日，浦女士讀到夏誌清悼張愛玲文章：《超人才華，絕世淒涼》。
文中的一段話，引起了浦麗琳女士的注意：
“那兩年在賴氏研究所，愛玲差不多已把《海上花列傳》譯好了。隔幾年信上不時討論到譯稿的問題，她想找經紀人把它交大書局審閱。我勸她把書當學術性的讀物看待。加一篇她自己寫的導論，我的前言，交哥大出版所處理較妥。她不接受我的建議，後來信，也不提這部《海上花列傳》了。有一天莊信正對我言，這部譯稿搬家時丟了，我聽了好不心痛，除了首兩章已發表過外，張愛玲三四年的心血全付之流水。”
夏誌清先生這段文字，證實了張愛玲英譯《海上花列傳》全本的事實。那“好不心痛”和“付之流水”八字，淩厲地擊中浦麗琳女士，給其極大震動。
這份翻譯稿，會不會還在？
一念之執。
浦麗琳女士回到地下室，搬出張愛玲資料，從頭越。
一個陳舊的牛皮紙袋，寫著“Sing－Song－Girls ”，張愛玲的筆跡。
文體類似中國章回小說，故事亦似曾相識。
浦麗琳女士的父親，曾是清華、西南聯大、中央大學的教授，她的童年，也是廝混在父親書房裏的書蟲，博覽群書，其中包括《海上花列傳》。 她轉身，尋來中文《海上花列傳》進行對照。
先看的是第六十四章，情節相似，心中一喜，遂逐頁相對，字字比照，果然可以兩兩印證，是以初步認定這部英文稿“大概”是張愛玲的英譯《海上花列傳》。
於是，她在清單上寫道：Original English manuscript（probably Hai Shang Hwa）（英文原稿大概是《海上花列傳》）。
日後，南加州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致謝信中，也用同樣的字詞說“大概”是《海上花列傳》。
他們二人代表南加大圖書館做鑒定，非常謹慎，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用絕對的詞語。
對一位專業人士來說，“大概”，便是功課還沒有做完。浦麗琳女士沿著福爾摩斯斷案的路徑，一遍一遍，繼續尋找可以破案的蛛絲馬跡。
一日，浦女士又去翻檢張愛玲的手稿。
她抽出那個棕色牛皮紙封套，是夏誌清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用的封套，上麵，淡淡的墨水，寫著夏誌清教授的名字C.T.Hsia；背麵，墨跡已褪色，拿到燈光底下，仔細辨認，竟是“海上花”三個中國字，是張愛玲的筆跡。
當時隻看文稿，竟遺漏了對這個牛皮紙袋的研究。
浦麗琳女士甚是懊悔。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的《譯叢》，發表過張愛玲英譯的《海上花列傳》兩章；找來比對，這才認定，這部無名的譯稿，就是張愛玲《海上花列傳》的英譯。
那麽，這部手稿，是否是張愛玲報警遺失的英譯定稿？
功課還沒有完。
下班後，去地下室閱讀張愛玲，成為浦麗琳女士的日常。
浦麗琳女士發現，張愛玲在《譯叢》上發表的那兩章譯文，在用詞上，與南加大圖書館收藏的手稿不同；有些章回，張愛玲有多個翻譯版本。
浦麗琳女士感受到張愛玲當年細思量、費斟酌、心若素縞、青燈佛影的辛苦。
張愛玲一邊為小說中人物的舌頭安裝英語，一邊重新調度著劇情和舞台的燈光；為了剔除卡住現代英語讀者喉頭的一根魚刺，她需要刪掉整整四回的文字，再按照內在邏輯，在同一塊地基上，重新建構一座文字語言的大廈。
1980年，張愛玲完成了《海上花列傳》漢語評注翻譯。
在夏誌清教授的幫助下，張愛玲獲得基金，開始英譯《海上花列傳》。從波士頓、舊金山，到洛杉磯，她用癡迷的態度，逐字逐句校訂，終於在1983年將全本《海上花列傳》共計二十五萬譯畢；張愛玲用兩種語言的詞典，讓此書再度還魂。
1986年12月29日，張愛玲寫信給宋淇夫婦：“檢點東西的時候，發現《海上花列傳》譯稿隻剩初稿，許多重複，四十回後全無，定稿全部丟失，除了回目與英文短序。一下子震的我魂飛魄散，腳都軟了。”
那段時間，正是張愛玲人蟲大戰、病態搬家的時期。
2004年之前，張愛玲與夏誌清、宋淇夫婦、莊信正的通信還沒有出版，浦女士的推斷，依靠的是最笨的方法，也是最可靠的方法，一頁中文，一頁英文，一句一句，比對、比較。
經曆無數青燈的日夜，浦女士最終認定，南加大圖書館擁有的英譯稿，是早期張愛玲翻譯工作進程中《海上花列傳》英譯草本，不是定稿。
定稿是真的丟了。
眾人的心再次破碎。
浦麗琳女士將她的研究結論告訴了柯蘭穀博士，同時也告訴了夏誌清教授。
夏誌清教授說，張愛玲原來的意思是要將原書的六十四章，改譯成六十章的。這更證明浦麗琳發現的六十四章的譯稿，是草本；定稿應該隻有六十章回。
六十四章的英譯草本中，不少章回是重複的。這些重複的譯稿，唯一的解釋是，為了這部鍾愛的吳語小說，張愛玲把肉體關在密閉的空間了，把靈魂交付給了晚清的另一位上海作家韓邦慶；她一遍一遍地修改，總也不滿意，一本書，竟自翻譯了十八年，以至於原先為她提供基金的機構以為其食言、違約。
浦麗琳女士把不同的譯稿反複比較後，選擇出她認為較好的譯章，連貫成冊，交給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和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審閱。
浦麗琳女士回憶挑選、甄別張愛玲六十四章譯文往事時，隻輕描淡寫，用“七拚八湊”一筆帶過她在圖書館貯藏室中辛苦的研究。
經過幾年的繁複的工作，在王德威教授主持下，2005年秋，張愛玲英譯《海上花列傳》，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
浦麗琳女士以她的嚴謹和勤勉，實踐了父親的家訓“守拙勝於使巧，力求一心一德”。
浦麗琳女士說，我們這一代留學生，是有情懷的。能夠替張愛玲完成夙願，將這本小說推介給世界文壇，是職業生涯的榮耀。
事後有人問張錯，知道不知道捐來的文稿中有《海上花列傳》？
他道：“宋淇的女兒曾在給我的傳真中，提到母親會捐《海上花列傳》。但在一堆紛亂的英文打字紙稿中，一時理不出頭緒。誰會想到那一堆舊紙“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上海歌女），就是《海上花列傳》？”
《海上花列傳》英文稿的尋找、確認，一波三折，花費頗多時間斟酌、論證，一時曾為懸案、謎案，關鍵細節便是語詞“sing-song girl”。
清末上海租界，洋人把妓院叫作“girl-house”，把上海的妓女叫作“sing-song girl”。
民國後，上海的妓女服務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色相成為成為主要的服務方式和手段，而“sing-song girl”，已成為“上海妓女”專用名詞。
1935年7月，上海基督教出版的中英文刊物《出版界》（Bookman）登載上海新亞飯店廣告，標明飯店規矩：“No gambling；no sing-song girls；no opium smoking allowed”。既：“不準賭博；不準嫖妓；不準吸食鴉片”，實際上，早年《英漢字典》條目“sing-song girls”，特指“上海妓女”。
張愛玲的童年，曾隨父親去過妓院；父親娶了堂子裏的女子做姨太太，家裏常有青樓女的派對；張愛玲將《海上花列傳》書名譯為：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上海歌女），實為親炙和引經據典。
張愛玲《海上花列傳》英文打字稿，沒有中文“海上花”字樣，隻其中一頁紙上寫了“Sing－Song－Girls”，今人並不知道這段語言曆史，不曾將“Sing-Song girl ”與《海上花列傳》做勾連，遂大費周章，還弄出了諸多齟齬。
台灣導演侯孝賢根據張愛玲的譯本將小說改編成電影。《海上花列傳》裏“Sing-Song girl ”的主要社交場域——上海張園，以及四馬路一帶的書寓，早已拆得不著邊際了。侯孝賢這部影片的英文翻譯，簡單直接為《Flowers of Shang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