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詞語事件”，張愛玲再度失業。
她是如何離開舊金山的，人們不得而知。
她是隱身人，向來不辭而別。
1972年5月，張愛玲托莊信正幫她租房，這一次，她搬到了洛杉磯。
2014年9月，我到達洛杉磯，租住在星光大道邊上，一個粉藍色的小酒店，當年瑪麗蓮·夢露還是一個小角色的時候，經常下榻的酒店。
1962年5月19日，夢露在麥迪遜公園廣場上為約翰·肯尼迪總統演唱生日歌時，張愛玲用英文發表了訪台記事《重回前方》。
是晚，一彎月亮高高地懸掛在酒店不遠處的好萊塢山上，清如水，明如鏡，仲秋的遙遠的夢，仿佛聽見張愛玲的聲音從1944年的民國渺渺地飄過來：
“書再版的時候換了炎櫻的封麵，像古綢緞上盤了深色雲頭，又像黑壓壓湧起了一個潮頭，輕輕落下許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細看卻是小的玉連環，有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不開；有的單獨像月亮，自歸自圓了；有的兩個在一起，隻淡淡地挨著一點，卻已經事過境遷——用來代表書中人相互間的關係，也沒有什麽不可以。
“炎櫻隻打了草稿。為那強有力的美麗的圖案所震懾，我心甘情願地像描紅一樣地一筆一筆臨摹了一遍。生命也是這樣的吧——它有它的圖案，我們唯有臨摹。所以西洋有這句話：‘讓生命來到你這裏。’這樣的屈服，不像我的小說裏的人物的那種不明不白，猥瑣，難堪，失麵子的屈服，然而到底還是淒涼的。”（原載於1944年9月上海雜誌社出版《傳奇》再版本）
第二天清晨，在酒店裏吃了麵包圈和煮雞蛋，握著酒店經理為我打印出來的地址，去尋找張愛玲的遺跡。
氣溫高達38攝氏度，走在光芒四射的加州陽光下，體內的水分很快地蒸發。
幾番問路，在一個坡道上，兌現了這個地址：
1825.N.Kingsley Drive，Hollywood，Apt.305，CA
90027
底樓，一個西班牙風格的公共客廳，鏤花窗格下，一圈提花布料沙發。
赭紅木質樓梯，指示著張愛玲的方向。
不願徑直上樓，拖延著這個遲到的遇見。
把沙發移到305信箱旁，等待張愛玲下樓來取件。
在洛杉磯，她依賴信箱與世界聯係。
落地窗外，種有棕櫚樹的院落，鳥兒啾啾，拖著細巧的身影，在方格地磚上尋覓午餐。
一位先生，穿一件亞麻襯衣，他過來，小心地問：“你是在找張愛玲？”
我立時從沙發上跳起來：“您認識張愛玲？”
他道：“我見過張愛玲。我就住在張愛玲隔壁。前些天，有香港電視台的人來此拍攝張愛玲，我看你像中國人，所以猜想，你也是在找張愛玲。”
他叫戴維，他把我讓進了他的公寓。
一房一廳，陽台上，可以看見好萊塢山，國會唱片公司。
戴維說：“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這棟公寓，在張愛玲居住的時代，算是高級的酒店式公寓了。好萊塢許多著名編劇、導演都曾在這裏留下過生命的印記。我曾經也是好萊塢的編劇。”
迫不及待地問張愛玲。
戴維說：“她不會主動與人打招呼，也很少出門，經常穿寬鬆的棉布袍子，藍色的最多。”
戴維道，那時他是英俊青年，不會對一位中年婦女多加注意。現在，來找張愛玲的人多了，他也開始研究張愛玲，郵購了張愛玲的英文小說，也看了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他正在學中文，不過進展很慢，因為他得了癌症。
他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並拍照留念。
根據記載，張愛玲在這棟公寓，隻接待過莊信正夫婦。
1974年6月末，莊信正將離開洛杉磯，張愛玲得知消息後，邀請他們來公寓喝茶。
晚七點四十五分，莊信正夫婦到達。管理員聽說是拜訪張愛玲的，十分高興，她熱心地告訴莊信正，張愛玲出去了，並且一再說，希望有人經常來看望這位中國女子。也許，在管理員看來，張愛玲實在太孤單了。
莊信正夫婦坐在我坐的沙發上，每隔十分鍾，去按一次門鈴。
八點四十分左右，張愛玲應聲開門。她很驚訝地看著門外站著的莊信正夫婦。她以為她約的是第二天。
她忙不迭地把年輕的夫婦讓進客廳，手忙腳亂地泡咖啡，舀冰淇淋。
一番張羅以後，她拿出了家族照相本，給年輕夫婦看。後來，這本脫了線的照相本，成就了張愛玲的最後一本書《對照記》。
賓主相談甚歡，一直到淩晨三點多。
張愛玲為了感謝莊信正，送他一枚錢幣，是王莽時代的古董，其中一麵已被歲月磨平了。
莊信正以為太貴重，堅決不受。
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莊信正買了一本相簿，請公寓管理員轉交給張愛玲，然後開車離開了洛杉磯。
這是莊信正與張愛玲的最後一麵。
這棟公寓，是張愛玲在美國四十年最重要的文學場域。
1973年8月16日，張愛玲第一次在信中提到自己的疾病，因為長期失眠，她不得不大量服用安眠藥，從而產生副作用，比如耳鳴之類。
她一直很忙。
所忙，自然還是寫作。
她以一種還債的心情寫作。她自己欠下的債。
於她，唯一的道路，便是文字抵達之路。
1976年春，她寫完了18萬字的自傳體小說《小團圓》初稿；出版了《紅樓夢魘》《色，戒》《惘然記》《浮花浪蕊》《相見歡》《“五四”遺事》《張看》及《海上花列傳》漢語評注翻譯；《半生緣》《傾城之戀》被搬上熒屏；發表了一係列散文隨筆，稿費超過了此前梁實秋保持的最高紀錄，創出了天價。
張愛玲完成了轉身——重歸中文文壇。
1987年，美籍華裔女作家譚恩美發表了長篇小說《喜福會》。
小說講述19世紀50年代移民舊金山的四代中國女性家庭的故事。第一代華裔女性，帶著在戰爭中的傷害以及舊中國的記憶來到美國，由於不懂英文，麵對不同的文化無所適從，被邊緣化，隻能在女兒麵前堅持著某些傳統，發出微弱的聲音。
她們的女兒，第二代華裔女性，出生在美國，接受西方教育，她們的美國夢就是希望確定自己的美國身份，中國文化、中國家庭模式被默認為別人的文化。“如果你展示一張臉，就必須犧牲另一張臉。”在美國人眼中，華裔美國人是他者，而在中國人眼中，她們也是他者，她們的身份在兩種文化的雙重邊緣下陷入一種尷尬的境地。
作家譚恩美自認是夾在兩個世界中間的女性。
作者渴望在中西方文化中尋求自我的整合，以確立自洽的族裔文化身份。作者采用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結構加心理學的四季理論，並加入大量中國文化中的族規、卜卦、圖騰、巫術、崇拜、妻妾成群等圖景，契合了西方對古老東方神秘的想象，也契合了美國人的信仰和價值觀。
作品甫一出版即暢銷，連續八個月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旋即被改編成電影，影響深遠。
而在張愛玲看來，無論賽珍珠、韓素音還是譚恩美，她們作品中的文化是“偽造”的，她們脈脈含情描述的中國社會，是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想象，是虛假的陶淵明式的神話。張愛玲始終以未被馴化的邊緣人的姿態，跳出西方的魔障，執著書寫著中國社會的人性。她決絕地想要打破美國人對於中國的幻象，呈現出一個更加真實的今天的中國。
而西方讀者，需要的是林語堂筆下的無傷大雅的詼諧幽默，是賽珍珠的對中國人的二元書寫，是韓素音精致動人漂亮的人物，是譚恩美的中國神話結構和傳奇色彩。
英美出版社給《粉淚》的退稿信大意是：所有人物都令人反感，我們曾經出版過幾部日本小說，都是微妙的，不像這樣肮髒的、卑劣的。
張愛玲在給夏誌清的信裏說：“我一向有個感覺，對東方特別喜愛的人，他們所喜歡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
張愛玲與英語語境的隔膜，成為她書寫的困境。
在生存與書寫的流亡語境中，張愛玲始終保持了知識分子獨立的精神；張愛玲的中國，張愛玲的上海，在英語世界，永遠地沉到了大西洋海底。
被英語世界拒絕後，張愛玲用漫長的時間重新認識了母語寫作的意義。她不再糾纏，抽身，回歸中文，回歸中國傳統。
至此，她完成了她流亡文學的數學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