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掉工作，很受傷。
她不甘心。
她用行動掩埋失敗和痛苦。
她出手了。
1971年6月10日，張愛玲寫信給夏誌清，交代“詞語事件”的前因後果後，道：“但無論怎樣不讓它影響情緒，健康很受影響，預備找水晶來。”
水晶是幸運的，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正好在張愛玲難挨的時刻，準備人生掉頭的時候出現了。
就這樣，他見到了張愛玲。
通過水晶的筆，世人再次見到了張愛玲。
她很痩。尤其是兩條胳臂，“清暉玉臂寒”。她的臉龐很大，保持了胡蘭成所寫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滿溢著顫抖的靈魂，像是《魂歸離恨天》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
她一天隻吃半個英國蛋糕。以前喜歡吃魚，因為怕血管硬化，遵醫囑連魚也不吃了。於是成了如今最時尚的骨感女子。
她微仰著臉，穿著高領青蓮色旗袍，斜插著身子坐在沙發上，頭發是“五鳳翻飛”的式樣。
知道水晶訂婚了，她預備了一份禮物：一瓶8盎司的香奈爾五號香水。她偏愛這個牌子。
她殷勤問水晶要不要喝點酒，是喜歡味美思，還是波旁酒，因為一個人家裏，總得預備一點酒，她說。
水晶說不會喝酒，她便去開了一罐可口可樂。
她也還是不會做家務，開一個罐頭，很費力的樣子，令人擔心會紮破了手。
因為是在家裏，話題很是散漫。
她說，她還有一個筆名，叫梁京。梁山伯的梁，京城的京。
《十八春》在初次問世的時候，便是用這個筆名發表的。那時，那樣的曆史氛圍裏，她用淪陷期的盛名“張愛玲”，已無法發表作品了。
她喜歡看章回小說，她的小說，跳過五四文化，接續傳統白話小說《紅樓夢》《金瓶梅》。
她看《歇浦潮》是在童年。
“圓光”這一段，似是順著下意識滑進《怨女》書中去的，寫《怨女》時，手邊並沒有《歇浦潮》作參考。她還記得書中寫得最好的是賈少奶、賈琢渠、倪俊人的姨太太無雙。
她起身，走到廚房裏，替自己泡了一杯速溶咖啡。她用茶匙攪動著，攪得很慢。又替水晶端了一杯來。她說一向喜歡喝茶，不過在美國買不到好茶葉，隻有改喝咖啡。
從《歇浦潮》，談到了《海上花列傳》。
她道：像《紅樓夢》有頭沒有尾，《海上花列傳》中間爛掉一塊，都算是缺點。
遇見對的人，她很健談。
早年的東西，她都不大記得了，離開上海的時候，不敢帶出來。《半生緣》最近重印過一次，記憶還算新；《傾城之戀》並沒有覺察到“神話結構”這一點。她是反**的，追求平淡和自然。
她每篇小說的意象，安排得好，和整個故事的結構、人物都有關係，有時是嘲弄，有時是一種暗示性的“道德批判”，很少有人能夠將意象的功效，發揮得像她這般精妙的。
《第一爐香》裏，薇龍的姑媽梁太太一出場的時候，麵紗上爬著一粒綠寶石蜘蛛，後來薇龍進入宅第後，“一抬頭望見鋼琴上麵，有一棵仙人掌，……那蒼綠的厚葉子，四下裏探著頭，像一窠青蛇；那枝頭的一撚紅，便像吐出的蛇芯子”。
園遊會過後，薇龍陪同姑媽一同進餐，因為彼此找到了新的男朋友，心裏歡喜，嘴裏說不出來，兩人同時割切著冷牛舌——這牛舌頭像唐人絕句裏的“鸚鵡前頭不敢言”，產生了極深的嘲弄意趣。
聞水晶如是說，她道，我的作品要是能出批注的版本，像脂本《紅樓夢》一樣，你這些評論就像脂批。
水晶受到鼓勵，當真批點起來。
張愛玲聞言，滿心歡喜，笑出聲來。笑聲軟糯，是小女孩的那種笑聲，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經活過了半個世紀。
隨即談到了《紅玫瑰與白玫瑰》。
《傳奇》裏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的，也就是她所謂的documentaries，紅玫瑰表麵上像個“壞”女人，其實很忠厚，作者對她非常同情；而佟振保卻是個道道地地的偽君子。佟振保是個保守性的人物。他深愛著紅玫瑰，但他不敢同她結婚，在現實與利害的雙重壓力下，娶了白玫瑰。其實他根本用不著這樣瞻顧的，結果害了三個人，包括他自己在內。寫完了這篇故事，覺得很對不住佟振保和白玫瑰，這兩人她都見過，而紅玫瑰隻是聽見過。沒有道德製裁。都是人情世故的不得已。
當她已經喝完第四杯咖啡的時候，話題轉到五四以來的作家。
喜歡閱讀沈從文的作品，這樣好的一個文體家。
老舍還是短篇精彩。
魯迅，很能暴露中國人性格中的陰暗麵和劣根性。這一種傳統等到魯迅一死，突告中斷，很是可惜。因為後來的中國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幟下，走的都是文過飾非的路子，隻說好的，不說壞的，實在可惜。
關於作品留傳的問題，她感到非常不確定。因為似乎從五四一開始，就讓幾個作家決定了一切，後來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視。她開始寫作的時候，便感到這層困擾，現在困擾是越來越深了。
她想要寫的東西太多太多。
“又譬如美國人的事情，我也想寫的”。
“我寫的東西，總得醞釀上一二十年”。
譬如《色，戒》。
寫作的時候，是非常高興的，寫完以後，簡直是“狂喜”！她用嘹亮鏗鏘的音調，說出“狂喜”兩字。
這次會麵，持續了7個小時。她說的，像這樣的談話，十年大概隻能一次！又說朋友間會麵，有時終生隻得一次。
水晶捧著張愛玲親筆題贈的《怨女》英文本，和香奈兒五號香水，下得樓來，站在街邊，已是淩晨。仰麵，看著張愛玲公寓的小陽台，看著窗內黃暈暈的燈光，一時間，他覺得張愛玲如一隻蟬，薄薄的紗翼雖然脆弱，身體的纖維質素卻很堅實，潛伏的力量也大，藏到柳蔭深處，夏天正午的蟬聲，……吱……吱……吱，棲高聲自遠。
那一年，197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智利詩人聶魯達。
聶魯達有詩雲：
“旅人自問，是不是浪費了光陰，行至更遠處，卻又回到起點悲歎，耗掉一份故我，再度告別，再次啟程。”
一夜，就是一個世紀。
這次采訪，是張愛玲自編自導的一個新聞發布會。
五十一年來，麵對外界，她第一次如此酣暢淋漓自我告白，讓渡隱私；她成功地擔任了自己的新聞發言官——
修正美國夢。
回歸傳統，回歸母語寫作。
2014年9月2日中午，我經過張愛玲在布什街的舊居，乘坐BART紅線，去舊金山灣區，繼水晶之後，拜訪這個物理空間，張愛玲個人曆史的拐點。
地址是從哈佛大學檔案館獲得的。
加州柏克萊杜倫街2025，307公寓。
綠灰色的建築，下午四點鍾的陽光。
小小的庭院，一窪碎石，幾棵綠色植物，一盞老舊的吊燈。
狹窄的電梯。
上得三樓。
307室。
門口一塊擦腳墊。
悄無聲息。這是張愛玲喜歡的氛圍。
輕叩房門，沒有聲息。
我倚在門上，拍照留存。
慈禧太後不願意拍照，害怕靈魂被攝走。
我希冀張愛玲的靈魂能夠進入我的相機。
電梯門開了，一位中年男士走過來，疑惑地看著我。
我說明來意，他驚訝道：“我就住在307室。我不知道你說的這位女士，不過總有什麽人知道的。”
我問：“可以進去看看嗎？”
他道：“當然可以。”
他開了門，喃喃道：“抱歉，屋子很淩亂，請不要介意。”
沒有會客區。越過門廳，便是臥室。
落地窗，麵朝杜蘭街。
窗外，一個大工地，正在蓋新的建築。
床的周圍，一排書架，書太多，彼此擠在一起，唯恐落下來。手工製品與廚房的杯碟參差錯落地擱置在架子上，似乎主人從來不曾使用過。
牆上一張畫報，是詩人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背景是舊金山城市之光書店（City Lights Bookstore）——垮掉的一代的發源地、大本營，“反叛文化”的路標，在如今多元文化和信息的衝擊下，依然傲然屹立。
“City Lights Bookstore”位於美國舊金山北海灘，中國城和意大利區的交界處，是張愛玲和賴雅經常散步買食物的地方。如今，依舊有中年人站在城市之光書店的玻璃窗前，凝視著《在路上》的封麵，緬懷曾經**的青春。
空間逼仄，也不便讓座，我們就站在這張海報前。
他叫Michael Ryder，在附近醫院工作。張愛玲居住在這裏的時候，他才剛剛出生。
他愛文學，愛電影，看過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隻是不知道這是根據張愛玲的小說改編的。
對我，特地從中國跑來此地尋訪一位在美國默默無聞的已故女作家，他十分驚訝。
他說，他願意在方便的時候為我做一些搜尋工作，譬如當年張愛玲的鄰居狀況，當年的房租情況。
離開杜蘭公寓，沿著別墅區，步行去聖保羅大街（San Pablo Ave）。
1969年7月20日下午，張愛玲抱著一架小電視機，在聖保羅大街上跌跌撞撞，滿臉茫然。恰巧她的上司陳世驤開車路過，停車問：“你在這裏？”
張愛玲抱歉地囁嚅道：“剛買了電視機準備看登月轉播，可是找不到汽車站了。”
2014年9月3日下午，我在寒風裏，走了十二個街區，跟蹤張愛玲一路來到這裏。站在聖保羅大街的路牌下，我對張愛玲說：
“我從上海到舊金山，一萬多公裏，遠山遠水來看你，因為你曾來過。”
無論我，無論張愛玲。我們都回不去了。
晚上，回到酒店，讀張愛玲的《私語》：
“年初一我預先囑咐阿媽天明就叫我起來看他們迎新年，誰知他們怕我熬夜辛苦了讓我多睡一會，醒來時鞭炮已經放過了。我覺得一切的繁華熱鬧都已經成了過去，我沒有份了，我在**哭了又哭，不肯起來……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時候，還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趕不上了。”
是的，我也沒有趕上。
張愛玲雲：
“每次想起茫茫人海中，
我們很可能錯過認識的機會——太危險了。
命運安排多好。”
風繼續吹。
有軌電車一班又一班，叮叮當當，不緊不慢，穿梭在起伏的坡道上；沒有車水馬龍市井人聲，隔壁張愛玲，如何睡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