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也知道自己謀生條件之不足。

她寫信給夏誌清先生說：“我並不光是為了沒有學位而心虛，不幸教書不僅是書的事，還有對人的方麵，像我即使得上幾個博士銜也沒用。”

張愛玲還說：“我找點小事做，城鄉不計。”

姿態已經放得很低。

通過夏先生等朋友的一番運籌，1969年，張愛玲找到了一份雖然不一定適合她性情與興趣，但待遇十分優渥的工作：伯克利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具體研究課題是解釋中共政治術語。她的頂頭上司是中國文學教授陳世驤。

陳教授是夏誌清教授的舊識，出身北京大學，早在1949年前就落戶美國，在加州大學的中國研究圈享有“元老”的地位。他的專業是中國古典文學。他著作不多，無博士學位，但人脈極廣，很“吃得開”。

20世紀50年代末，夏公的哥哥夏濟安在美做“交換學者”，期滿後決定不回台灣。他當時是台灣大學外文係的名教授，到了美國，沒有博士學位的他，也曾曆盡艱辛。

陳世驤在伯克利的“中心”為夏濟安先生找到避難所。

在“中心”的研究工作，就是以大陸報刊或參考數據中新出現的名詞術語為基礎，然後就此引申、解碼。夏濟安接了這份差事，為稻粱謀，結結實實地寫了好幾篇“解碼”文章。

1965年2月23日，夏濟安在伯克利中風逝世後，莊信正博士補上了空缺。莊信正謀到新的職位後，推薦了張愛玲。

陳世驤教授親自給張愛玲發函，請她擔任高級研究員。

張愛玲從波士頓回到闊別十年的舊金山。

再回舊金山，孤單一人，身邊已經沒有了賴雅。

此番，張愛玲接受的研究任務是，研究“中共‘文革’術語”，進行意義解析。

盡管在邁阿密和波士頓，張愛玲因為不懂人情世故，過得並不愉快，但到了舊金山，張愛玲照樣我行我素。

她不按時去上班，往往黃昏才去研究中心。

同事下班了，她一個人在辦公室熬夜。同事們難得見到她，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麽，隻能在幽暗的走廊裏，匆匆一瞥。

離群索居已經成了她的標簽。

一次，陳世驤在家中宴請張愛玲，特地請了幾位晚輩學生陪同。

張愛玲是座上賓，一如既往地沉默。

為免除靜默的尷尬，陳夫人特地過來陪坐，她也隻偶爾應一聲。無論是聽人講話，還是自己說話，一概免去眼神、免去麵部表情——一具肉身的雕塑。

她隻活在自己的世界裏。

以後，任陳氏夫婦怎麽邀請，張愛玲均婉言拒絕。

助手陳少聰，每隔幾個星期，將一遝做好的資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張愛玲不在的時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麵加小字條。

為了體恤她的習慣，陳少聰采取了一個新的對策：每天張愛玲到達之際，陳少聰便避開，去圖書室或找人聊天，直到確定張愛玲已經穩妥地進入了她的孤獨王國之後，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張愛玲感冒，請了假。

陳少聰打電話問候，又跑去藥房配了幾服埃及草藥給她送去。為了不打擾，摁了幾下門鈴，把藥包放在門口就走了。

幾天後，張愛玲來上班了，什麽話也沒說。陳少聰卻發現，桌上有一張感謝卡，一瓶香奈兒五號香水。

她和她隻是隔著一扇擋板，卻如隔著一道河，水從中間流過。

她在“中心”的工作，是研究中國“文革”的新名詞。

偏偏那兩年情形特殊，新名詞不多。

張愛玲隻好寫了篇文章講“文革”定義的改變，追溯到報刊背景的改變，最後附了兩頁名詞。

這篇報告，陳世驤給了“中心”幾位英文學者閱讀，都說看不懂。

張愛玲拿回去通篇改寫後，陳教授仍說不懂。

據夏誌清回憶，陳世驤看到她遞交的研究報告，“所集詞語太少，極為失望”。

兩人因此起了爭執。

以下張、陳一段對話，深刻表達了張愛玲的性格。

原文轉述。

第一人稱為張愛玲——

我笑著說：“加上提綱、結論，一句話讀八遍還不懂，我簡直不能相信。”

他（陳教授）生了氣說：“那是說我不懂咯？”

我說：“我是說我不能想象你不懂。”

他這才笑著說：“你不知道，一句話說八遍，反而把人繞胡塗了。”

我說：“要是找人看，我覺得還是找Johnson（主任），因為（中心）就這一個專家。”

他又好氣又好笑地說：“我就是專家！”

我說：“我不過是看過Johnson寫的關於‘文革’的東西，沒看過Service寫的，也沒聽他說過。”

陳世驤沉默了一會兒，草草結束了談話。

不久，張愛玲收到了解聘的通知書。

這就是著名的“詞語事件”。

天才降落在塵世是危險的。

張愛玲的社交能力始終處於幼稚狀態。

夏誌清教授說：“假如世驤並無惡意地叫愛玲去編一本glossary，她多看報刊之後，發現了那年的‘名詞荒’，大可征求他的同意去改寫一個題目的。隻要她同世驤、美真兄嫂保持友善關係，什麽事情都可以商量的，何況隻是一個題目？……但世驤專治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學理論，張愛玲的作品可能未加細讀。作為一個主管人，他隻看到她行為之怪僻，而不能用欣賞她的文學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禮和失職。在世驤看來，她來中心兩年，並未在行動上對他表示一點感激和敬愛；在研究中共詞語這方麵，也可能從未向他請教過，隻一人在瞎摸！最後寫的報告，他也看不懂，glossary隻有兩頁，還要語言頂撞！遷怒之下，陳教授把她‘解雇’了。世驤對愛玲不滿意，曾在我麵前表示過。”

“中心”裏的主管和研究員都真是中國通。

張愛玲的一舉一動，極受注意。

她日裏不上班，早已遭人物議。一旦解雇，消息傳遍美國，對她極為不利，好像大作家連一篇學術報告都不會寫。

這是張愛玲“在美國奮鬥十六年遭受的最大打擊”。

她的天分，別人是看不見的。

造物主讓她成為天才，也讓她在人世間受苦。

母親說：“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著使你自己處處受痛苦。”

字字誅心！

4月，張愛玲接到了書麵通知：她的工作到6月底結束。張愛玲不願意接受這樣的結局。她執意要完成委托的論文。豈料1971年5月23日，陳世驤心髒病猝死，文章交付的對象消失了，張愛玲失去了證明自己的機會。妝容盡毀。

張愛玲執拗，一直保存著論文，希望能夠有人讀到它們，並給出公道的評價。

論文分為《“文革”的結束》《知青下放》等部分。

1992年2月25日， 張愛玲在討論遺囑的信函裏表示：“還有錢剩下……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請高手譯。沒出版的出版，如關於林彪的一篇英文的，雖然已是明日黃花。”

這些論文能否出版，是文學遺產繼承人宋以朗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