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就要寫下去
十年一覺。
1968年。閏年。
這一年，整個世界風雲激**。
捷克斯洛伐克國內展開了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稱為“布拉格之春”。以蘇聯及華約成員國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告終。
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舉行的群眾集會上發表演說。第二天，他在賓館陽台被刺殺。
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的弟弟，聯邦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磯的大使酒店遭槍擊身亡。
這年7月，向來不輕易見人的張愛玲，接受了台灣記者殷允芃的訪問。
這是她對自己命運的一個安排——
嚐試著重新回到母語的語境。
她已經不迷信卦書了。
那晚，雨勢稍歇。
殷允芃和同伴王青雲撐著傘，越過哈佛廣場，去張愛玲的公寓。
進得門，但見起居室一個小小的書架上，擺著半壁英文書，右邊一本本《紅樓夢》，窗旁的書桌上，散亂著剪報，一本翻開的《紅樓夢》，一張所得稅的表格。
張愛玲說：“我喜歡紐約，大都市，因為像上海。郊外的風景使我覺得淒哀。坐在車上，行過曠野，渺無人煙，給我的感觸也是一種荒涼。我還是喜歡走在人多的地方。”
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悲劇，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 人生，是在追求一種滿足，雖然往往樂不抵苦。
隻要活著，就要不停地寫。
寫得很慢。
寫的時候，全心全意地浸在裏麵，像個懷胎的婦人，走到哪兒就帶到哪兒。
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是蕭伯納的。那時她十三歲。
一個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時的作品，是件很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她說，漫畫似的，竟像是對以前的一種諷刺。
寫小說，要對所寫的事物有了真感情，然後才下筆寫。寫《秧歌》前，她曾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
那時是冬天。
“這也是我的膽子小，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麽寫啊？”
《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結束了。
她看書沒有一定的係統或計劃，唯一的標準，是要能把她帶入一個新的境界，見識新的事物或環境。
她的閱讀範圍很廣，無論是勞倫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張恨水，她都一視同仁。
沒有興趣的，即使公認的巨著，她也不去勉強。
她如午夜精靈，走出走進，張羅茶點。煮了濃咖啡，搬出核桃甜餅、花生米，還上了兩杯白葡萄酒，可是卻找不到咖啡勺，一迭聲抱歉道：“真對不起，湯匙都還放在箱子裏沒打開。反正也在這兒住不長久的，搬來搬去，嫌麻煩。”
《紅樓夢》之外，張愛玲喜歡韓邦慶先生的《海上花列傳》。這是第一部用上海話和蘇州話寫成的小說，出版於1894年。她不確定，西方讀者是否能接受這本曾經兩度被中國讀者摒棄的書。
可是，做哪一件事不是冒險的呢？
我常常覺得我像是一個島。
出得張愛玲公寓，已是午夜。兩個女孩子激動得不行，因為見到了女神。她們一路跑著跳著地趕上了最後一班開往波士頓市中心的地下鐵。
那一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以《雪國》等作品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你好呀，這裏是江月。
“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車在信號所前停下來。”
這是《雪國》的開篇。
2014年9月23日，波士頓已有很深的涼意。
黃昏，我穿過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百年橡樹，羚羊一般跳躍著跨過馬路，目標：對麵，RADCLIFF學院。
學院裏，英國風的建築，清水紅磚，鑲嵌著白色的線條。院落一隅，一座噴泉，安置著長椅，《小婦人》的場景。引路的宗蔚冰，玲瓏的身材，順勢在長椅上一靠，道：“張愛玲走了沒多久，女子學院就合並了，沒有了。”
1967年10月8日，張愛玲在這裏為賴雅送終。年薪也由5000元減為3000元。
1968年8月底，張愛玲從45公寓搬到“同宅較小的”43公寓。為了節省開支。
鄰居、詩人朗費羅雲：
“我向天空射了一支箭，很久很久以後，我在一棵橡樹上找到了那支箭。”
四下張望，似乎要找出賴雅和張愛玲在這個院子的蛛絲馬跡——她會把賴雅葬在橡樹下麵嗎？還是把他藏在了一個中國的青花瓷瓶裏？
賴雅死後，張愛玲拍過一張照片。齊耳的短發，光潔的額頭，一縷碎發垂在頸背。
那一年，她五十七歲，急景凋年，一連串的蒙太奇。
歲月如殺豬刀，刀刀見痕，毫不手軟。
但她用一抿嘴的微笑，挽住了荒蕪。
張愛玲早有預言：“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暮靄四合，剛下過雨，小徑上濕漉漉的，滿目都是她的句子，她撐著雨傘，抱歉地走來，消逝在傳說裏。
每個人的生命，都會下雨。
起身，去哈佛燕京圖書館。
繼續尋找張愛玲文學軌跡的重要證據。
1968年深秋，也是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底樓——古典小說的書架旁，張愛玲與哈佛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家、曾任哈佛東亞係係主任、哈佛燕京學社第五任社長的韓南教授（Patrick D. Hanan）不期而遇。在說到《紅樓夢》時，兩人都有知音之遇之感，相談甚歡。
她談起正在翻譯的清末小說《海上花列傳》。
她說：《海上花列傳》真是好！像《紅樓夢》一樣好！
他們靠在書架旁，高山流水，不覺已是黃昏。
臨別，她借走了韓南教授的《金瓶梅探源》。
韓南邀她給《哈佛亞洲研究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寫論文，她竟寫成一本文學考據集子《紅樓夢魘》。
張愛玲寫信給莊信正道：“我趁這時候借書方便，寫幾篇《紅樓夢》考證。”（莊信正《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錄》第334頁，新經典文化有限公司2012年9月版）
波士頓的春，素來幽居的張愛玲，邀請韓南和太太到劍橋布拉圖街83號43座，她的公寓便餐。席間贈送了英文版《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
張愛玲從母親的箱子裏選了一個繡花荷包，送給韓南夫人。那是李鴻章女兒——她祖母的家傳之物：雙麵金絲線的底子，重重疊疊的花卉中，一隻紅冠白羽的雄雞，閑庭信步。
那個春天，韓南說夫婦都很忙，等到打算回請張愛玲時，她已離開。
1977年《紅樓夢魘》出版，張愛玲特地寄給韓南教授。
2005夏和2006春，韓南來到燕京圖書館，將張愛玲的繡花荷包和有她手跡的珍本書《北地胭脂》《紅樓夢魘》等交給學者張鳳女士，托請為這些珍貴的物件找一個好婆家。
如此鄭重其事的委托，張鳳不知如何是好，生怕閃失貽誤。
多方谘詢，幾番思量後，柏克萊大學東亞圖書館周欣平館長決定，永久珍藏李鴻章家族的繡花荷包；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張愛玲簽名且親筆訂正過的《北地胭脂》和《紅樓夢魘》。
起風了。
離開哈佛大學，開車去超市，買了波士頓龍蝦，做了龍蝦色拉和龍蝦泡飯。
在宗蔚冰小姐的餐桌前，麵朝港口的夜景，啜著香檳，為自己，也為波士頓的張愛玲。
為了去尋找那支射出去久遠的箭，宗蔚冰小姐陪我去盛產文化巨人和怪人的康科德鎮。
車子開出哈佛，公路兩邊的樹葉開始泛出秋意，一層紅色，一層金黃，一層青色，彼此遲疑著，半推半就。
路旁，高聳著的一塊指示牌，一棟白色的小樓，著名的愛默生故居。
1995年9月15日，新加坡璧山區，我在居住的公寓樓下，一家小書店，買了張愛玲翻譯的《愛默生選集》。
隨後，去美國大使館簽證。
簽證官看了我的資料，進去倒了一杯咖啡出來，在我的護照上蓋了拒簽的印章。
我等了十九年。等與張愛玲、與愛默生相遇的一刻。
這本《愛默生選集》，從新加坡跟隨我回到上海。始終不離不棄。
張愛玲在翻譯這本書時，肉身在香港，她用她的文字與這位偉大的學者交往過了。
1834年起，子承父業，愛默生在波士頓當牧師，用微薄的收入在小鎮通往波士頓的公路邊買了這棟房子，房子裏充滿清教徒簡樸、肅穆的氣息。
默默地穿行在一個一個的房間裏。
不許喧嘩，不許拍照，時刻小心腳下腐朽的地板。
牆上有一張婦人的肖像，那是愛默生的第二任妻子，她活得很長久。但是在愛默生的日記裏，關於她，隻有一行字。
書房的窗下，一架琴，如同一曲古老的歌謠。
波士頓上流社會視愛默生為異端。
劍橋的神學家們則說他是泛神論者和日耳曼式的神秘論者，說他的風格是類似“新柏拉圖的月光”的東西。這裏的“月光”，在英語裏指的是廢話、大話。
愛默生是美國思想與文學的“《獨立宣言》”。
他放棄了一切機會，割舍了唾手可得的名利，不追逐世俗蠅營狗苟的東西。他有他的追求，那就是他認為的世間美好的東西。這種追求出自本能，有它內在的邏輯。在這一點上，他與張愛玲的精神同構。
張愛玲在翻譯愛默生的同時，也翻譯了梭羅的部分文字。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小鎮，思想家、文學家愛默生，哲學家、詩人梭羅，《小婦人》的作者路易莎，《紅字》的作者霍桑幾乎都是鄰居。
1845年3月，梭羅向愛默生借了一柄斧頭，來到瓦爾登湖邊的森林裏，在愛默生的領地裏，用壯年的白鬆，建造了一座小房子。在那裏，他以一種與時代極端不合作的態度，開始了幾近原始人的生活，並且開始寫日記。這些日記，構成了著名的著作《瓦爾登湖》。
10月22日，梭羅日記：
“為了獨處，我發現有必要逃避現有的一切——
“我逃避我自己。我怎麽能在羅馬皇帝裝滿鏡子的居室裏獨處呢？我要找一個閣樓。一定不要去打攪那裏的蜘蛛，根本不用打掃地板，也不用歸置裏麵的破爛東西。”（《梭羅日記》第2頁）
這幾乎是梭羅四十四歲短暫生命的自我畫像，也是張愛玲晚年的生活肖像，文字中的“獨處”“閣樓”“蜘蛛”等詞語，充滿精神層麵上的意向，與張愛玲的孤島、閣樓瘋女人、蟲患曆曆對應，絲絲契合。
日後張愛玲的狀態，是對梭羅的強大的模仿。
與張愛玲一樣，我也是一個城市的動物，對鄉間的生活，僅隻蜻蜓點水。
在康科德鎮逗留了一個下午，體內血糖指數偏低，我們決定去城裏吃飯。
車開得很慢，繼續著張愛玲的路線。
1957年7月，賴雅夫婦在波士頓的派克飯店（Parker House）住了五天。他們在哈佛大學圖書館做了一些研究工作，訪問了賴雅的親戚，在百貨商店選購咖啡、醃肉、雞蛋，品嚐了新英格蘭風味的海鮮濃湯、波士頓龍蝦卷。還去了港口的“茶黨博物館”，繡花桌布前，伯爵茶配鬆餅，一大塊即將融化的黃油，夫複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