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淚》被出版社退稿後，她意識到她的題材不符合美國人的口味。她希望尋找新的寫作資源。
冷戰時期，一個故事浮出水麵：張學良和趙四小姐。
她決定去台灣采訪被軟禁的張學良和趙四小姐，寫出台灣版的傾城之戀，或者中國版的洛麗塔，然後去香港，創作《紅樓夢》電影劇本，然後如林語堂，定居在紐約曼哈頓——張愛玲的美國夢。
瞞著賴雅，她預訂了機票。
1960年7月12日，拿到美國公民身份之後， 她宣布了她的行程。
張愛玲的舉動對賴雅的打擊，遠遠超出了張愛玲的預料。賴雅覺得被欺騙被拋棄了。
賴雅決定搬到女兒所在的城市。
搬家途中，賴雅中風。
賴雅的身體狀況至此衰敗。
終結了婚姻短暫的歡愉。
張愛玲毫不猶豫地啟程了。卦書上說，她將走大運。1961年秋天，張愛玲踏上台灣島。
她在台灣的擁躉者無數。
采訪張學良未果，但並不影響張愛玲的興致。
在台灣花蓮采風途中，她接到賴雅中風的消息，心中不免慌亂。
待知賴雅病情平穩，有女兒照顧時，她便仍按原計劃去香港。
這是她第三次進入香港。
張愛玲與人分租的公寓，有屋頂陽台。晚上空曠無人，滿城的霓虹燈混合成昏紅的夜色，地平線外似有山外山遙遙起伏，大陸橫躺在那裏，她聽得見它的呼吸。
二房東太太是上海人，總是不好意思地解釋自己為什麽要分租：“我們都是寄包裹寄窮了呀！”
每月寄給她婆家娘家麵條炒米鹹肉、肉幹筍幹、砂糖醬油生油肥皂，按季寄衣服。有一種英國製即溶方塊雞湯，她婆婆來信說，它解決了一天兩頓飯的一切問題。他們用熱水衝了砂糖作為補品。她弟弟在勞改營，寫信來要藥片治他的腎病與腿腫。她妹妹是個醫生，派到鄉下工作。“她晚上要出診，鄉下地方漆黑，又高低不平，她又怕蛇——女孩子不就是這樣？”
房東太太有個親戚要回去，一位七十來歲的老太太，可以替他們帶東西。
房東太太烤了隻蛋糕，又燉了一鍋紅燒肉。
“鍋他們也用得著。”她說。
“一鍋紅燒肉怎麽帶到上海？”張愛玲問。
“凍結實了呀。火車像冰箱一樣。”
她天亮就起來送行，幫著拎行李通過羅湖邊境的檢查。
第二天，她一看見張愛玲就叫喊起來：“哈呀！張小姐，差點回不來嘍！”
“哎呀，怎麽了？”
“也是這位老太，她自己的東西實在多不過。整桶的火油，整箱的罐頭，壓成板的鹹魚裝箱，衣裳被窩毯子，鍋呀水壺，樣樣都有，夠陪嫁擺滿一幢房子的。關卡上的人不耐煩起來了。後來查到她皮夾子裏有點零錢，人民幣，還是她上趟回來帶回來的，忘了人民幣不許帶出來的。這就不得了了。”
房東太太唬起一張孩兒麵，豎著吊梢眼道：“這位老太有好幾打尼龍襪子縫在她棉袍裏。”
“帶去賣？”
“不是，去送禮。女人穿在長褲裏。”
“——看都看不見！”
“不是長筒的。”她向她小腿上比畫了一下，“她總喜歡誰都送到。好能幹嗬。”
簡直就是一部電影劇本。
王家衛說，他的電影，都是在向張愛玲致敬。
譬如《花樣年華》，本沒有上海女房東這一人設。
一次，在電影院，王家衛遇見上海籍演員潘迪華，他們用上海話打招呼。王家衛恍惚，覺得潘迪華就是張愛玲筆下的房東太太，於是重新改寫了劇本。
王家衛拍出了張愛玲的底色。
張愛玲在給宋淇夫婦的書信裏，提到導演王家衛要買《半生緣》電影版權，他還寄了作品的錄像帶。
張愛玲不會操作錄像機，此事被擱下。
半年後，張愛玲歸天。
王家衛回應這件事：
“我和張愛玲的年代差太遠了。我認為張愛玲小說是很難被拍成電影的，我很喜歡《半生緣》，但《半生緣》是拍不了的，每個讀者對它都有自己的看法，就像《紅樓夢》一樣。對我來說，《東邪西毒》就是金庸版的《半生緣》，《花樣年華》就是王家衛版的《半生緣》。”
王家衛電影是作家電影，張愛玲的小說是寫在紙上的電影，他們的時空都盤桓在香港和上海，他們分別用膠片和文字謀劃著各自的“雙城記”，在別處，遙望故土。
是的，在別處。
這是宕開的一筆。
運氣不是總站在才女這一邊的。
《紅樓夢》電影劇本幾經修改不得結果。
宋淇也是《紅樓夢》研究的大家，太鍾愛這部書，太看重這次改編，總對張愛玲的劇本不甚滿意。
彼此產生齟齬。
賴雅屢次寫信，催促張愛玲。
張愛玲很無奈。
延宕著，花完了預算，又拿不到稿費，房租成為負擔。
宋淇夫婦將才女接到自己家中暫住。
薑黃色的洋房，掩映在嫣紅的薔薇中，配著碧海藍天，如美國畫家米爾頓·埃佛裏的畫。
彼時，宋淇家祖孫三代，連同保姆，一大家子人，並不寬裕。
宋淇將兒子宋以朗的房間讓給了才女。
十三歲的男孩宋以朗，夜夜睡在客廳的沙發上，心裏自是不情願。
張愛玲蝸居在少年宋以朗的屋子裏，修改電影劇本《紅樓夢》，吃著隔夜麵包，無日無夜。
窗子麵朝山林，常有迷失的杜鵑鳥來啄玻璃窗。
山道上，私家車裏，從派對上回來的名媛紳士，帶著微醺的步態，按了鈴，電梯咣當咣當墜下去，又咣當咣當奮勇上升，把人間的重量拖拽進一扇柚木門裏。旋即，天地間，重歸混沌。
如此熟悉的場景——
是1944年，上海愛丁頓公寓的移位，或者是複製。那些與姑姑、母親在一起的日子——換了人間。
終於與宋淇結清了賬目。
張愛玲想買點廉價金飾帶回去送人，聽說後麵一條街上有許多金鋪，便走了過去。
中環，也是清冷。沒有燈光，悄無聲息地走著，隻聽見自己的腳步聲。
這不是擺綢布攤的街嗎？怎生的，一點痕跡都不存？
戲院的背後，暗的夜幕下，一個喧鬧的鬼市。
攤子和攤子，罐頭一般擁擠著，小車櫃上豎起高高的杆柱，掛滿衣料，把沿街店麵全都擋住了。
她被人叢簇擁著，像失散了親人的孤魂。
盡管與港大有過節，張愛玲還是回母校懷舊。那是她的回不去的青春。
校園倒還沒怎麽變，山上的樹長高了，一條磚砌小徑通向舊時的半山女生宿舍。
日軍入侵香港時，她二十歲，做看護。
死亡總是在夜裏。
她拿著牛奶瓶穿過病房，聽見一位傷員高喊：“姑娘，姑娘！”她頭也不回。
清晨，那個傷員死了。
她的曆史老師也戰死了。
她還活著，苟活著，自私地活著。
她不敢細看，不敢細想。
時間的、曆史的重量壓得她抬不起頭來。
庭院池中，暗綠的噴泉，噝噝地，向珍珠白的天空射去，又在半空中落下，刹那，已經把她拋下很遠，成為局外人。她趕緊轉身走開了。
第一次來香港，求學。
第二次來香港，在不同政治語境裏，尋找生命的出口。
第三次重回香港，背景是文化失語，被英文文壇冷落；文學和她的肉身一起流亡著。
此時的張愛玲，早已不再是那個高舉“出名要趁早”的“魔都”時尚女性了。她的性格裏，寫滿了菊和刀。
卦，失靈了。
命運很吝嗇。雄心勃勃的啟程，回來，已是惘然。
也許，在上海，她已經用完了她所有的運氣。
她的文化震**期、失語期已經來臨。
1963年3月，張愛玲根據訪問台灣、香港的經曆寫了英文遊記A Return to the Frontierer， 發表於美國雜誌The Reporter，在台灣文學界，引起了極大的回響。 但是她準備拿來重新進軍美國文壇的《少帥》，卻不如願。她越了解張學良，便越是不喜歡這個人，連同趙四小姐，她亦是不喜。筆澀，如同上海的黃梅天氣，她不得不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