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五點半，我疲憊地合上手提電腦，拉開坐椅，回首窗外，心情就如同窗外灰暗的天氣一樣燥熱、憋屈而且沒完沒了。
因為命運女神格外的眷顧，在可預見的將來內我都必須要以加倍的勤勉來工作，包括周末——理論上這種情況叫做加班，而且沒有加班津貼，因為我的合同上寫著“彈性工作製”五個如火焰般流動的大字。
我覺得今天差不多也到了極限，於是決定趕班車回家，把手頭的工作留到晚上再說。作為一名兢兢業業克己奉公的上班族，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決定，即使是山西黑煤窯的老板也挑不出什麽毛病。
我同事一起登上了班車，才剛剛坐定，我的同事就像被DELL電腦的電池燙到一樣，猛地跳起來，大嚷著讓司機師傅開車門。
“我手機忘在辦公室了！”
我們的辦公室在三樓，電梯奇慢無比。她如果現在去拿，一定趕不上班車發車。她猶豫了一下，還是義無反顧地跳下車，全車的人都憐憫地看著她的背影，同時默默摸了一下藏在自己懷裏的手機。
周文王伐商的時候，有朱雀舞於宮前；劉備在白帝將死之日，有青龍現於長江；本傑明·富蘭克林簽署獨立宣言前，有天雷打到他風箏的銅鑰匙上。可見大人物若出什麽大事，老天爺總是會先安排下什麽預兆，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隻可惜當時的我還沒覺察。
我把頭靠在車窗上，手裏握著PSP，一邊閉目養神，一邊暗自思忖。一會兒下了車，先去四惠東地鐵站吃四兩桂林米粉，然後喝一罐京郊蜂蜜酸奶，坐一輛小三輪兒舒舒服服到家，衝個澡，泡壺茶，然後邊幹活邊聽音樂，到了十點多就看張新買的Hot Fuzz，直到睡覺，不亦快哉。
班車很快就抵達了四惠東地鐵站，我神清氣爽地下了車，隨手摸了一下口袋，確認沒任何東西拉在車上。
公文、哨棒、枷；和尚、包袱、我……嗯，都齊了。於是我上了過街天橋，身體說不出地輕鬆。
明明心情很疲憊，為什麽身體卻這麽輕鬆呢？
難道是因為我天生樂天，還是基因發生了突變？
下一秒，我找到了真正的理由。
我家的鑰匙很大串，而且有許多把。我不喜歡用鑰匙扣掛在腰帶上，所以從來都是擱到褲子口袋裏，揣的鼓鼓囊囊，走起路來又重又紮，很是麻煩。
今天雙腿卻擺動自如，輕鬆暢快。換句話說，我把家裏的鑰匙拉在單位辦公桌的筆筒裏。
我處變不驚，因為整個人已經徹底石化了。
好淒涼！有冷冷的風吹過，《追捕》的主題曲“啦呀啦”無端飄過耳畔。
從這裏打車到單位往返要很長時間，打車費差不多夠看一場IMAX版的《超人》首映。
而我沒有任何備份的鑰匙藏在家門口的踏腳墊下麵。
唯一持有鑰匙的叔叔，遠在內蒙古大草原，唱著《月亮之上》。
石化持續了十分鍾——如果不是我餓了的話，也許會持續更久——我蹣跚來到米粉店，這家店是從新街口搬來的，也是老字號，很正宗，我靠著在桂林呆過幾年的資曆跟他們混的很熟。老板見到我來了，笑道：“你還欠著十九碗米粉錢呢。”我排出七枚一元硬幣，低聲對老板說：“那個再說，這回是現錢，來一碗鹵菜粉，不要放酸，拍一瓣蒜，鹵水要多，豆子要多，再多加一兩。”
我慢慢吃了美味的米粉，一邊沉思。左右權衡之下，我決定找個距離地鐵比較近的朋友家去投宿，這大概是目前最經濟也是方便的辦法了。雖然我交友不多，但擇友謹慎，個個都是樂善好施的京城活孟嚐，伯牙再世，夷吾複生。
我掏出手機，撥給了朋友A。
“喂，我忘帶家門鑰匙了，去你家借宿一夜啊。”
“來吧來吧，今天我正好不帶MM回家。”回答的很歡快。
朋友A是個花花公子兼藝術家，經常帶美院中影或者奇怪院校的女子去租的房子研討“藝術”。我一想到他那張不經常換床單的簡易雙人床，就不寒而栗。
“哦……不用了，我找到鑰匙了。”
“你確定？你要不來，我就去三裏屯喝酒了。”
“您請……”
我繼續撥給朋友B。
“喂，我忘帶家門鑰匙了，去你家借宿一夜啊。”
“信號不好，我聽不見！”
隨即手機掛掉了。
我感慨了一陣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然後忽然想起來了：朋友B好暴走，前一陣念叨著要去內蒙古草原遠足，現在大概真的去了……
於是我繼續撥給朋友C。
“喂，我忘帶家門鑰匙了，去你家借宿一夜啊。”
“……呃……不，不太方便呀。”
電話另外一頭的背景傳來隱約的哭鬧聲，還有盤子摔在地上的清脆響動。我知趣地放下電話，在心裏默默地祝福他。
我繼續撥給朋友D。
“喂，我忘帶家門鑰匙了，去你家借宿一夜啊。”
“來吧！”沒有一絲的猶豫和遲疑。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那我現在就過去。”
“好，你記一下地址。”
“什麽？你搬家了？”
“對，才搬，不過沒關係啦，你來了一定歡迎。我告訴你怎麽走啊，坐地鐵到蘋果園然後轉23……”
我默默地掛了電話。
最後這個故事的結局是，我終於聯絡到了朋友Z，順利找到了投宿的地方，如同一隻被人收留的無助小貓蜷縮在角落裏，直到天亮。
朋友家住廣渠門夕照寺，一大早我離開他家準備上班，一出門就愣住了。
再往前過一條馬路，就是廣渠門中學。
中學的旁邊，就是袁督師的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