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製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製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製之禁，不可不慎也。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製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製明則民畏刑。法製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知，不能以治。
明王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凡民之所疾戰不避死者，以求爵祿也。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斬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祿足食也。農不離廛者，足以養二親，治軍事。故軍士死節，而農民不偷也。
[譯文]
在古代還沒有上層和下層等級區別的時候，百姓處於混亂狀態，沒有辦法治理，因此聖人才將人以高低貴賤區分開，並且建立官職爵位，設立名號，用來區分君臣之間的上下級關係。由於國土麵積幅員遼闊、百姓數量眾多，物產非常豐富，因此設立了專門負責管理五種事物的官員進行專門管理。
人口眾多就會出現奸邪的事，所以才要創立法度、度量衡來限製奸邪的產生。有了君臣上下等級關係，有了五官職守，又有了法律的限製，行事自然就要慎重一些了。若是處在君位卻君令行不通，那就很危險了；五官有職守卻沒有定好規矩，那樣就會亂套；法度雖然建立起來，但是卻私惠流行，百姓也就不害怕刑罰了。
國君隻有有尊嚴，法令才可能行得通；官吏清明，政事才可能有規矩；法度分明，百姓才會心生畏懼。法度若是不明，卻還要求百姓必須服從，那是不可能的；百姓不服從法令，就想讓國君有尊嚴，即便是堯舜那樣的智慧，也做不到這一點。
當聖明君主治理天下的時候，都會遵循法律處理國家事務，並且根據每個人的功績給予獎勵。任何一個不畏懼死亡，勇敢戰鬥的人，都隻是想要得到爵位和俸祿而已。
當聖明君主君治理國家的時候，任何人隻要為斬獲敵人首級，或者抓獲敵人做出來了貢獻，就必須要給予他足夠榮耀的官職爵位，並且給予他豐厚足夠養家糊口的俸祿。隻要農民不離開他們生活居住的地方，就可以奉養父母，同時還可以為軍隊提供必要的糧草。隻有這樣，見識們才願意拚命戰鬥，農民們也不會懈怠懶散。
今世君不然。釋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譽。故軍士不戰，而農民流徙。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遊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為之者，上與之也。
瞠目扼腕而語勇者得，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為之，或談議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之。故農戰之民日寡，而遊食者愈眾，則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製而任名譽也。
[譯文]
如今，君主不是這個樣子的。他們不想要法律，反而放縱百姓擁有自己的簡潔，不注重功績，肆意讓人享有名聲。由於這樣的原因，士兵們都不願意拚命戰鬥，農民們也不願意從事辛苦的農耕生活，而且還將居住生活的地方遷移到別處。
我之前聽說：引導百姓的關鍵在於國家君主的帶頭提議。通過這種方式，百姓可以使他們從事農耕生產，參加作戰，能夠讓他們尋求官職，能夠讓他們致力於學問，這些完全都取決於君主行賞關注的地方。
國君按照戰功行賞，人民就奮勇作戰；國君按人們所讀《詩經》、《尚書》的水平賜予爵位，人民就致力於追求學問。百姓對於利益的追逐，就好像水向低處流一樣，是沒有任何東西南北方向的選擇的。人民可以獲取利益而樂於做的事情，就是君主的賞賜。
氣勢洶洶崇尚勇武的人得到獎賞，遊手好閑高談闊論的人得到獎賞，攀附權貴的人得到獎賞。如果尊崇以上這三類人，他們沒有功勞而得到獎賞，如此，百姓就要放棄農戰而追逐這些事了。有的人用空談去追求獎賞，有的人用依附權貴而獲得獎賞，有的人用悍勇去爭得獎賞。
這樣，從事農耕生產和上陣作戰的百姓就會一天天地減少，而那些四處閑逛，混吃的人就會日益增加多。這樣持續下去的話，國家將會陷入混亂，國土將會被其他國家分割，軍隊將被削弱，君主地位也會變得卑下。出現這種局麵的原因，是君主丟棄了法律，反而使用虛名的結果。
故明主慎法製。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言中法，則辯之；行中法，則高之；事中法，則為之。故國治而地廣，兵強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譯文]
因此，聖明的君主非常重視法律，不聽不符合法律的話，不推崇不符合法律的行為，不做不符合法律規定的事情。如果言論符合法律，那麽就英愛聽從；如果行為符合法律，那麽就應該推崇；如果事情符合法律規定，那麽就可以去做。因此，一個國家政治清晰明確，國土麵積幅員遼闊，軍隊力量強大，君主地位崇高。這是國家政治清明的最高境界，身為國君不可以不對此做出明確的區分辨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