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滿洲人入關定鼎中原時，確實遇到劇烈反抗，所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單單這些曆史名詞就會讓人膽戰心驚。不過，經過幾十年強硬鎮壓和柔性安撫，滿漢之間的衝突慢慢消解，除了一些具有濃厚種族意識的大知識分子外，中國人實際上已接受了滿洲人統治中國的事實，種族之間的融合雖說沒有全麵開始，但在下層社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已不再那麽激烈，即便到了鴉片戰爭，漢人也沒有利用外部危機而發難。直至甲午戰後，方才發生孫中山以民族主義為旗幟的種族革命。
從維新到新政
甲午戰爭的真相，國內民眾根本不知情，即便是讀書人也沒有多少人明了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和在近代中國的意義。隻有從國內前往檀香山的孫中山在那裏看到了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實際表現，並在外國輿論的影響下逐漸意識到中國軍隊無能腐敗的根本原因並不在軍隊本身，而在體製，在清廷的腐朽統治。這就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
孫中山是一個坐而言起而行的革命家，他是這樣認識的，就要這樣行動。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三個月後，孫中山就在香港數度遊說日本總領事，希望日本政府支持他武裝反清。那時中日戰爭還在進行，按照孫中山的設想，日本人一定會和他合作共同推翻清廷。然而，日本的戰略目標並不是推翻清廷重建一個新政府，他們的目標除了領土、賠款，最重要的就是開放中國市場，準許日本資金自由進出。日本政府不可能支持孫中山這樣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孫中山的第一次廣州起義還未發動就失敗。
這場未遂的廣州起義究竟對清廷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們還沒有直接證據去證明。可以肯定的是，清廷在此前後開始的維新運動，多少具有防範革命發生的背景。維新運動就是要解決體用兩分，本末倒置的問題，就是要像日本那樣在政治體製上進行某些改革。這無疑是對甲午戰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一種曲折迂回的回應。
維新運動順利進行了三四年，不料到了1898年春，一場突如其來的膠州灣危機促使原本平和的政治變革加速進行，在稍後的一百天裏，年輕的光緒帝發布了數不清的禦旨，恨不得一夜之間將中國引領至日本明治維新的軌道。
激進的政治變革無疑超過了社會一般承受力，引起了反彈，引發1898年秋天那場政治大逆轉，維新終結，中國向何處去，又一次擺在中國人的麵前。
那時的改革，其目的就是一個，即怎樣引領中國走上世界，成為與東西洋各國一樣的國家，就是要克服先前幾十年盲目自大以自我為中心的什麽中體西用。然而我們看到，當維新運動終結之後，所謂政治上的大逆轉，恰恰與近代中國的大方向背道而馳，清廷不是引領中國邁向世界，而是利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情緒，將中國與世界隔絕。義和團運動的發生可能有許多原因和背景，隻是統治者在麵對這場民粹主義運動時，確實沒有光明磊落，確實有利用其排外情緒以化解政治困境的企圖。
義和團運動是中華民族的政治悲劇，當這場運動煙消雲散，中國重新踏上新政路途。清廷在1901年的新政宣示，表麵上看是一種自主行為，其內裏則是1901年《辛醜條約》所表達的“辛醜共識”：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必須盡快縮小與世界的差距，尤其是觀念上的差距。這就是“辛醜共識”的意義。中國從此又邁上了一條正確道路。
“三個有利於”
辛醜共識主要背景是義和團運動引發的民族危機。這個危機除了民族主義原因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孫中山和革命黨人的勢力日趨壯大，反清反體製已經不是幾年前孫中山那樣的小敲小打零星行動，而是一種有組織有綱領的政治行為。1900年8月，當中國的政治危機隨著八國聯軍進北京，中國知識界一批精英不是想著救朝廷，而是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會”，大有乘火打劫，重建中國的味道，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極端激進的章炳麟。章炳麟在會議期間憤然剪掉標誌著清朝順民的發辮，脫去了清國標誌的長衫，改穿西裝，並專門寫了一篇《解辮發說》，宣布與大清國徹底告別。反滿革命思想從此逐漸成為中國思想界一個重要力量。
為了消弭反滿革命思想，清廷化危為機，開啟政治改革的大門，重回幾年前維新變法軌道。應該承認，清廷這次是動真格的，畢竟隻是幾年時間，中國的麵貌有了很大改觀，地方自治、教育改革、司法獨立、近代城市的發展與管理等，都有許多新氣象。隨著地方自治的推廣，紳商和新興的中產階級出現了發展了；隨著教育改革，特別是新教育發展，先前爭論激烈的科舉製度竟然波瀾不驚地廢除了；至於司法，兩千年帝製時代不存在什麽獨立不獨立的選擇，所有官吏其實都是司法官，現在不一樣了，司法從行政體製中抽離出來，司法本身的分權製衡也在那時建構起來了。這都是新政時期的重大進步。
新政的政治進步是明顯的巨大的，隻是新政始終沒有解決一個方向性選擇，沒有為中國建構一個穩定的持續發展機製。也就是說，這幾年的進步和先前幾十年洋務新政時期的經濟高速成長一樣，都是行政獨大行政主導的產物，從政治架構上說就是君主專製的產物，以君主的名義配置一切資源，無疑是高效且迅速。隻是這種體製的弊病隨著日俄戰爭結束而凸顯，中國如果不能從政治上建構一個全新的君主立憲模式，中國還有可能重蹈俄國人的覆轍。
日本的勝利不僅使清廷統治者驚醒，更重要的就像列寧所說，這是亞洲的覺醒。1905年的夏天，先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國政治流亡者在日本勝利的激勵下聚集東京，他們像朝聖一樣歡呼日本的勝利，期望利用這樣的勝利加快推翻清廷的進程。這些來自不同山頭不同派係的革命者求同存異，成立了中國同盟會，選舉孫中山為總理，建構了類似影子內閣的組織係統，反滿革命的勢頭從來沒有如此高漲過。
同盟會的成立是中國革命的**，其直接後果就是促成了清廷的預備立憲。清廷在1905年決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其直接目標，就包含著以改革去化解革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黨人吳樾跑到前門火車站舍身炸五大臣，就是要用革命的恐怖阻止清廷走上立憲道路。隻是革命黨人這一次有點失算了，革命的恐怖不僅沒有嚇倒這些考察大臣，反而使清廷意識到政治改革是中國的惟一出路，因為革命黨怕立憲。
1906年秋，考察大臣海外歸來，他們向朝廷匯報考察心得，突出強調君主立憲政體利於君，利於民，不利於官，是到目前為止人類所發現的最不壞的製度。他們不僅從政體上以立憲有利於皇位永固、有利於外患漸輕、有利於消弭內亂這樣“三個有利於”奏聞朝廷，而且還具體分析東西洋各主要立憲國家的權力構成及權力中心，以為美國是以工商立國的國家，純任民權，其製度與中國不能強同；英國固然法良意美，但其設官分職，頗有複雜拘執之處，自非中國政體所宜，棄短用長，尚須抉擇。與中國國情相似且其體製易於采擇的隻有日本。日本雖萬機決於公論，而大政仍出自君裁，以立憲之精神實行中央集權之主義，其政俗尤與中國近。
梁山好漢沒有自願的
清廷的立憲運動對海內外知識精英有著非常強烈的吸引力。按照梁漱溟的說法，他們堅信梁啟超、康有為等人為中國問題所開的君主立憲處方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靈丹妙藥，認為梁啟超所提倡、鼓吹的國會製度、責任內閣、選舉製度、預算製度、國庫製度、審計製度，乃至銀行、貨幣等問題，都是中國未來應該實行的優良製度，中國如果按照梁啟超一班人的規劃進行改革，就必然能夠像西方國家一樣，建設一個近代國家。
君主立憲的穩步進行深刻影響了革命黨，革命突然之間陷入空前低落。而且更厲害的是，清廷在穩定了國內局麵之後，開始利用自己政治、外交上的優勢，要求日本政府不要繼續庇護孫中山等被中國政府通緝的要犯，因為這些政治流亡者一直試圖用暴力推翻中國政府。
日本政府庇護中國政治流亡者已有相當久遠的曆史了，日本人其實就是多邊下注，現在中國政府既然改革了，那麽就聽從清廷一次建議吧，就將孫中山暫時請出日本吧。而且隨著孫中山的出走，在日本創辦的那些革命報紙也隨之關門或受到嚴厲打壓，章炳麟先前風風火火的《民報》也在這種情形下被日本人關閉，章炳麟還為此與孫中山等革命領袖鬧了一場不小的意氣，這為革命陣營內部的分裂埋下了伏筆。
從人性的立場說，從來沒有天生的革命家，所有的革命家都是被逼上梁山，一旦形式轉圜，可以改良，也真的改良，那些先前鬧革命的其實很容易回歸主流社會參與變革，在1906年之後，革命陣營發生急劇分化，章炳麟、蘇曼殊等人眼見著革命無望，心灰意冷，托人找到張之洞等開明官僚，希望能提供一些資助，讓他們西天取經，到印度當和尚，抄佛經。
章炳麟、蘇曼殊這樣的做法還隻是放棄革命，更厲害更極端的是劉師培、何震夫婦眼見得清廷立憲全麵推進，眼見得革命無望，幾近公開離開革命，加入兩江總督端方的幕府。過去說他們就此充當了清廷的鷹犬，其實今天看來，他們隻是在國家形勢趨緩之後回歸主流放棄革命甚至反革命而已。
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宋教仁。宋教仁原本就是一個憲政主義者，他在清廷宣布立憲後，大約心中也有所感動，他在1908年前後竭盡心力寫了一本《間島問題》，主要是揭露日本人對中國東三省領土的覬覦。這本小冊子寫好後，宋教仁並不急於出版，而是托人轉交給清廷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這無疑等於一紙投名狀。袁世凱看了之後極為欣賞，托人傳話希望宋教仁回來任職。宋教仁因故沒有成行，但我們由此可以看到清廷立憲對革命的極大影響。
在清廷立憲運動影響下，革命幾近徹底失望，隻是清廷太不夠意思的是，他們在立憲的同時沒有宣布大赦天下，沒有下令赦免孫中山、黃興這些曾經武力犯禁的革命者。這勢必留下這樣的後果，不論出於生存還是其他什麽原因，這些武力犯禁革命者隻好繼續犯禁，於是有徐錫麟、秋瑾這樣的暗殺活動，有孫中山、黃興不斷策動的武裝起義。這些行動雖說不能證明革命處於高漲狀態，但對清廷的立憲無疑又具有一種倒逼的功能。革命與改良處在競賽途中，究竟鹿死誰手，現在還真的很難說。
晚清的政治改革確實是為了消弭革命，為了共建一個和諧社會，而且也隻是短短兩年時間，清廷主導的政治改革就取得了驚人成就，一撥又一撥革命者離開革命陣營回國了回歸了，義無反顧投身於朝廷主導的政治變革中來了。過去我們不理解這些轉變，總是以異樣眼光將他們視為叛徒，視為清廷的鷹犬。其實，從大曆史背景重新觀察，我們發現不論是作為生命個體，還是作為一個社會中的人，這些革命者不再革命，都是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