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裏一場規模不大的軍隊嘩變引起天翻地覆的巨變，不僅一個擁有兩百多年曆史的王朝走進了曆史，而且順帶將延續兩千多年的帝製一並終結。經過最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我們對晚清的曆史已有許多不一樣的看法，我們不再認為晚清十幾年二十年就是一味腐敗一味賣國，晚清政府其實在政治變革上已經做得不少了，君主立憲在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即將成功，何以到了最後關頭功虧一簣，前功盡棄呢，一個還算具有活力的大清帝國何以在一夜之間頃刻瓦解呢？
清廷的覺醒
正如我們早就知道的那樣，近代中國的所有問題都不是社會內部自發產生的，而是外部引發的，是西方工業革命和大航路開辟之後的必然後果。由於中國社會結構的複雜性，中國沒有在第一時間追蹤西方工業革命，實現社會轉型，待到1840年被英國打敗而走上近代化道路，無論如何都具有一種被動的感覺不太舒服的別扭，所以中國在那之後半個多世紀裏雖然要學西方，但在內容上卻有很大保留，並不願意像稍後的日本那樣轉身向西，脫亞入歐，將中國變成一個徹底的近代國家。
中國有選擇的學習西方在很短的時間裏也確實取得不小的實效，到了1891年前後，中國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恢複到了太平天國和幾次外部戰爭破壞之前的水準，在世界經濟總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更重要的是，由於洋務新政的主旨是富國強兵，中國在那麽短的時間裏幾乎超越了一個時代，跨越先前比較原始的冷兵器時代，構建了一支比較現代的新型軍隊，尤其是北洋海軍，公認為亞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見“中體西用”在推動發展上也不能說毫無功效。
問題在於，洋務新政三十年的發展是畸形的，經不起考驗，1894年那場局部戰爭不僅使三十年舉國之力創辦的北洋海軍毀於一旦，而且在精神層麵摧毀了中國知識階層先前的自信或者說自負。甲午戰後，中國的知識階層和政治精英知恥而後勇，轉身向東，向先前的敵人學習，啟動了一場必將改變中國麵貌的維新運動。所謂維新，其實就是期望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進行一些政治體製方麵的變革，不再固守先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本位主義思想。這是中國人的一個重要覺醒，也是清廷統治者實事求是的深刻反省。
維新運動雖說也是一路磕磕絆絆，但中國既然踏上了政治變革這條路，隻要堅持下去步步為營，經過若幹年發展，一定會像日本一樣在遠東構建一個新型的現代國家。然而，中國的問題太複雜了，既有傳統與現代的糾葛，又有種族之間的貌合神離，再加上其他種種具體的外在的內部的複雜因素，中國在1898年秋天發生了政治大逆轉。第二年，又是另立大阿哥，引爆政治高層的派係衝突，保守的政治勢力為了私利，竟然煽動民粹主義，鼓動義和拳弟兄用血肉之軀去挑戰列強的真槍實彈，終於引發列強軍事幹預，最後以《辛醜條約》而收場。
《辛醜條約》確實包含有巨額戰爭賠款，但這個條約最重要的共識是要保全中國的主權完整，我們過去說義和團運動阻止了列強對中國的瓜分，就是這個意思。隻是列強在保全中國主權完整的同時，還要求清廷必須按照近代國家的標準進行政治革新，要引導國民的世界意識，不得煽動利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情緒。清廷在1901年開始的所謂新政，其實就是庚子國變之後的大徹大悟，也是國際環境變化的產物。
從君主專製到君主立憲
新政改革具有多方麵內容，也就隻是短短兩三年的時間，新教育體係從上到下建構起來了，盛行千年而越來越不合乎現實需要的科舉製度波瀾不驚地被終結了；中國參照東西洋立憲各國重建了司法體係，行政官千百年來隨意斷案的習慣終於被專業的獨立的司法機構所取代；近代警察體係創建了，城市管理的雛形也出現了。特別重要的是，隨著政治變革的進程，政府的職能權限逐漸收縮，社會越來越大，自治的民間組織逐漸主導了社會發展方向。凡此，都是1901年新政所帶來的新氣象。
新政帶給中國許多新的東西，但到了1903年，新政的未來究竟怎樣，其實又失去了方向。許多人將先前的發展看作是過去皇權專製主義的延續，以為憑借皇權專製主義才能更有效地組織社會動員，更合理地配置國家資源，才能獲取這樣的效果。這顯然是不對的。根據梁啟超1901年的介紹，中國人那個時候就知道在世界上至少存在著君主專製、君主立憲和民主立憲三種政治架構，民主立憲不必說了，在君主立憲與君主專製這兩者之間，許多中國人其實是傾向於前者而不是後者，以為中國的方向就是日本，就是通過政治架構的改造，為至上皇權配置兩個重要助手，一個是擁有一定權限的責任政府，另一個就是能夠凝聚民意的議會。
對於君主立憲的構想，清廷在最初時期是不積極不反對，但內心深處無疑傾向於專製皇權，不太滿意於有一個責任政府，有一個民選議會。然而等到1904年日俄戰爭，一個立憲的“小日本”戰勝一個不立憲的“大俄國”，這當然使朝廷驚醒，特別是這個“小日本”在不到十年時間，相繼戰勝中國和俄國這兩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帝國，從深層分析，其政治架構其立憲體製，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見賢思齊是中國古代聖賢的教誨。不要說中國人保守，也不要說中國的統治者保守，其實在家天下的時候，沒有哪個統治者不希望自己的國家更強大，在國際上更能受人尊重。所以在經曆了日俄戰爭的刺激後，在東三省治權從俄國人那裏轉到日本人手裏之後，朝野上下還是很受刺激，於是有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治。這些皇親國戚通過對東西洋立憲各國政治架構與實踐的考察，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即君主立憲無礙於皇權，反而有利於皇權永固，有利於消弭革命，有利於抵禦外患。君主立憲既然有這樣多的好處，又是皇親國戚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還有什麽好懷疑的呢？到了1906年秋，清廷鄭重宣布爭取用九年時間走完日本二十幾年走過的路，將君主專製改造成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君主立憲。
兩個致命失誤
清廷啟動九年預備立憲，最受傷害的無疑就是中國革命，所以當清廷委派五大臣前往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時，革命黨人吳樾就在前門火車站用自殺性攻擊進行抗議。隻是這個行動不僅沒有阻止五大臣的決心，反而將先前還有點兒猶豫的清廷一腳踢進了預備立憲的不歸路，使清廷最高統治者意識到，看來君主立憲可能是個正確方向，否則革命黨為什麽這樣害怕呢？
革命黨始終不願承認清廷立憲的誠意，在後來的幾年，革命黨一方麵用武裝起義激勵追隨者，另一方麵就是調動輿論批評清廷立憲的虛偽、欺騙及不可信。隻是在百年之後公平地看，在涉及國家體製方麵的改革上，清廷是不敢拿大清江山開玩笑的，他們的立憲不是真誠與不真誠的問題，而是必須成功，必須將大清帶到現代民族國家，重構國家體製，前提當然是大清國還是愛新覺羅家族的大清國，江山不能移主，但江山必須改變，必須盡快使中國與世界各國處於同一境界和地位上。
基於這種視角，我們看到清廷在短短幾年時間確實作了不少改革，重建了中央及地方官製，理順了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關係，地方自治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各地的發展、競爭和相互模仿，也就成為那時各地發展的常態，地方的活力與**真的被激活了，國家的精神麵貌也就不一樣了。到了1908年，清廷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將一個美好的未來用法律的形式規定起來，這是中國數千年文明史上不曾有的事情，確實意味著中國有可能脫胎換骨浴火重生。
《欽定憲法大綱》規定中國的未來就是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國家，過去許多批評者由於不太明白清廷內部結構，以為這是年邁的慈禧太後使的損招，大意是慈禧太後同意用君主立憲限製皇權，是因為她自己已經年邁，用九年預備進行拖延，當憲法必須實施時，她個人已經不在。這個說法其實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實事求是地說，在光緒帝親政後，雖然發生過垂簾聽政，但皇權中心並沒有偏移，清廷的政治權力始終就在她們母子兩人手裏，那時的光緒帝年齡不過三十八歲，按照康熙大帝、乾隆大帝的經驗，光緒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他們存心不想將這個憲法付諸實踐，他們完全可以在這個時候坦然拒絕，大清國說到底不過就是人家愛新覺羅家族的。
治國當然不是兒戲，走上君主立憲在朝野各界經過充分討論，所以清廷在啟動之後隻能按照計劃繼續執行，隻是計劃跟不上變化，《欽定憲法大綱》規定的是一個強勢的君主立憲狀態，在那個框架裏，雖然有一個責任政府，有一個民選議會，但皇權依然是政治的中心，皇權至高無上，因為年輕的光緒帝雄心勃勃，他就是要以明治天皇為榜樣，就是要成為光緒大帝。
光緒帝沒有想到他在頒布了這個憲法大綱後不久去突然去世，更想不到他去世的第二天慈禧太後也隨之歸天。清廷由此進入一個比較弱勢的權力架構，光緒帝的弟弟載灃被任命為攝政王監國，光緒帝的隆裕太後被尊為隆裕皇太後，享有重大決策的最後決定權特別是否決權，載灃年幼的長子溥儀被立為皇帝，領入宮中進行培養。
新的權力架構顯然沒有辦法與光緒帝及慈禧皇太後的組合相比，因而先前以皇權為中心的憲法構架就顯得有點問題，一個弱勢的皇權如何保證國家利益，尤其是在外交連連失敗，東三省危機一波接著一波的情形下，這不能不引起什麽的憂慮。被預備立憲激發起來的各省立憲黨人對此憂慮重重，他們連續請願，希望朝廷遵從民意，調整先前九年預備立憲規劃，早日立憲，以一個民選的議會和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去協助皇權中心，維護國家利益。
立憲黨人的請求有自己的邏輯和理由，經過交流和博弈，清廷同意修訂預備立憲規劃，將九年預備改為五年。也就是說，到1913年的時候，中國就將進入一個立憲國家，而在這種調整的時候，已經是1910年，剩下的時間確實不太充分。
清廷的宣布平息了立憲黨人的情緒，也使革命陷入空前困境，孫中山等人在策動黃花崗起義後流亡國外，或潛伏國內，誰也不知道什麽時候還會出現革命**，國人的情緒被充分調動，都在靜等國家進入君主立憲新時代。
按照規劃，進入君主立憲時代的第一項宣布是組建一個責任政府，這標誌著國家進入君主立憲門檻。然後由這個政府負責國會選舉，等到國會正式召集時，就標誌著國家進入完全立憲狀態了。這是一個穩妥的政治日程表，然而想不到的是，等到清廷宣布責任內閣名單時出了差錯，一個責任內閣弄成了皇族內閣、親貴內閣，十三個閣員竟然有九名來自皇室或皇族。更為離奇的是，新內閣成立第二天又出台一項新政策，宣布將各省民營鐵路幹線收歸國有，各省民營資本的股權由朝廷使用向四國銀行團貸來款項統一贖回。這兩項重要宣布無疑是兩個巨型炸彈，原本充滿希望的中國立馬陷入混亂。
從君憲到共和
按照攝政王後來的解釋，進入君主立憲之後，滿漢之間的不平等就不存在了。既然不存在滿漢不平等，既然人人平等了，哪兒還有什麽皇族內閣、親貴內閣呢？一個原本平常的內閣名單被說成是皇族內閣，是因為你們內心深處還存在著不平等的意識。
我們應該承認，攝政王的解釋從理論上說是能夠成立的，君憲體製下除了皇室，確實沒有一個享有政治特權的皇族。問題在於，大家剛從君主專製體製中走出來，皇族也是一個客觀存在，十三個內閣成員中，假如顛倒一下比例，漢人九個，皇室、皇族四個，還會有人反對這個決定嗎？顯然不會。
至於鐵路幹線國有化，從政策的出發點來說，當然是對的，各省各自為政，修的鐵路五花八門，路軌不一樣，間距不一樣，那將來怎樣聯網，怎樣統一運營？而且，各省利用政策進行集資，甚至如四川在集資後既不能修路，也沒有修路，純粹為了保值增值拿到上海存錢莊、買股票，這巨大的金融風險，當然也應該及早引爆。這都是對的。但是，集資政策是中央同意的，損失的是每一個集資人，這顯然是不對的，集資者不答應，要求補償，也是對的。清廷對此不願正視，不願改正，雙方的僵持從5月中旬至9月初一直無法打破。直至四川總督府門前發生流血慘案，終於引發新軍將士的焦慮，以為有話要說。所謂武昌起義，其實就是新軍將士要對僵持數月的政治局麵表示態度，就是通過武裝嘩變，或者說兵諫向朝廷施壓。
如果說在這之前讓清廷自我糾正兩個致命失誤比較困難，其實武昌起義給清廷提供了一個契機，隻是清廷沒有善待這個機會，反而以為湖北新軍的嘩變就是反政府就必須鎮壓，至於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清廷更不願在這個時候讓步或調整。結果我們看到，直至湖南、太原等地新軍相繼起義宣布光複，清廷依然采取鴕鳥政策，不願正麵回應人們關注的實質問題，其內心深處其實在想著這些嘩變的各省新軍不過是地方軍隊，隻要中央軍不出問題，一切都會照舊。
清廷的底線是不錯的，隻是他們顯然低估了中央新軍的政治覺悟。10月29日，就是武昌起義不到二十天，駐紮在灤州的北洋新軍主力第二十鎮統製張紹曾等將領向清廷發出通電，提出十二條政綱，要求朝廷立即撤銷皇族內閣，宣布皇族永遠不得介入政治，盡快組成真正的責任內閣，立即召集國會，實行真正意義的君主立憲。
第二十鎮是中央軍的主力，灤州兵諫終於使朝廷驚醒。第二天，攝政王以小皇帝的名義下詔罪己，很快撤銷了皇族內閣，選舉袁世凱組織責任內閣，開放黨禁，宣布《重大憲法信條十九條》，這一係列舉動為清廷君憲主義贏得了新的機會，南北之間的緊張略有緩解。然而到了召集國會時，新問題又出現了，那個先前把持著政治權力的皇族又不願放棄權力，他們在南北和談過程中一再刁難，終於引發新軍將領段祺瑞等人的不滿，段祺瑞等人遂於1912年1月26日聯名通電，要求清廷明降諭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體。
幾點啟示
段祺瑞為代理湖廣總督和武昌前線北洋新軍第一軍總統官，他和北洋將領的共和通電一錘定音，宣布君主立憲政體成為過去，中國未來隻有一條路就是民主共和。南北膠著幾個月的混亂局麵終於理出了頭緒，清廷剩下的事情就是盡量尊嚴地退出。
走向共和在當時已成為唯一選擇，但在走向共和的時候是否還應該像孫中山十七年來所要求的那樣“驅逐韃虜”，將滿洲人趕回東三省呢？我們看到，革命黨人在稍後的談判中有堅持有妥協，堅持了共和原則，放棄了驅逐韃虜。這個讓步不僅表現出革命黨人高風亮節，以民族大義為重，而且由此驟然生發“五族共和”政治概念，這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對於二十世紀中期中國政治發展影響太大了。
從清廷的立場看，原本為大清尋找出路的政治變革得出這樣的結果，確實令人難堪，但是正如嚴複所說的那樣，之所以一步一步走上絕境，是滿洲貴族太不知妥協不知退讓。按照嚴複的說法，當清廷宣布十九信條的時候還有走上君主立憲的機會，隻是皇族中的強硬派還對君主專製寄予希望，結果煮熟的鴨子還是飛了。
當然，就革命黨人特別是孫中山的立場說，辛亥的直接後果並沒有實現孫中山的政治理想，帝製終止了，民國建立了，然而這個民國與孫中山的構想毫無關係，五權憲法沒有了，軍政、訓政、憲政的三階段構想沒有了，用魯迅的話說，民國除了一幅空招牌外，什麽都沒有變。過去許多年，人們將這歸結為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言下之意，革命黨應該不妥協不懈怠，宜將剩勇追窮寇，戰鬥到底。
曆史沒有辦法假設，走過的路就是曆史。重新建構的中華民國確實沒有遵從孫中山的設計，而是沿著晚清十年君主立憲的路往前走，各省谘議局改為省議會，各省都督改稱省長；中央資政院改為國會。中國實際上在實行沒有君主的立憲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並沒有失敗，中國畢竟因為這場革命打開了通往現代社會的大門。
甲午戰爭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思潮從理論轉向實踐，一撥接著一撥的武裝鬥爭，弄得清廷灰頭灰臉。特別是到了1904年日俄戰爭，“亞洲的覺醒”深刻啟發了革命黨，各門各派的造反者在第二年匯集東京，共推孫中山為革命黨人領袖，清廷終於為自己製造了一個龐大的反對黨，而且是武裝的反對黨。亞洲的覺醒也蘊涵著統治者的覺醒，麵對革命風潮持續狂飆，清廷終於作出以改革反製革命的抉擇，踏上政治改革的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