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年，革命與改良處在競爭態勢：革命進入了順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清廷主導的改良陷入了泥潭；而當改良進入了坦途，一般地說，革命可能就陷入了低穀。這種蹺蹺板的政治現象對於絕大多數略懷政治情懷的青年讀書人來說，或許昨天還是一個革命黨人，今天卻因認同了清政府的政治改良而轉變；明天又因為發現清廷的政治改良不徹底不真誠，又放棄了改良而投身革命。對於這些現象，那一代親曆其事的人多能理解，並不會從政治操守上評價這種搖擺或跟風。但到了後來，到革命成為一種絕對價值觀之後，在革命與改良之間搖擺，特別是從革命搖擺回改良的人們，總是或多或少成為被嘲弄的對象，劉師培或許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代表。
一個激進青年的成長
如果從其家族家庭背景說，劉師培是江蘇儀征大戶人家，詩書傳家，書香門第。其曾祖劉文淇，祖父劉毓崧，伯父劉壽曾，父劉貴曾，都是恪守乾嘉漢學傳統的大學者。而且更令人感佩的是，劉氏家族代代相傳的學問就是一部《春秋左氏傳》，他們一代又一代地在這部經典的注釋、理解、闡釋上下功夫。如果沒有他們幾代人的努力，我們今天很難弄明白《左傳》中的人和事。
濃厚的文化氛圍，相對小康的經濟基礎，使劉師培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飽讀經史，過目成誦，記憶力、理解力非凡，有神童之譽，因而也被其家族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夠在中國士大夫傳統道路上步步登高，捷報連傳，中秀才，得舉人，成進士，點狀元，直至成為王者師、人上人，光宗耀祖。
然而，或許是因為劉師培太聰明了，或許因為他少年得誌太順利了，他在1901年十八歲那年中秀才，第二年一鼓作氣得舉人。第三年，他原本準備梅開三度，成進士。不料竟在關鍵時刻掉鏈子，名落孫山。
傳統士大夫的科舉正途已成強弩之末，清政府在1901年新政開始後，更多的有誌青年都看到未來出路可能不在科舉正途上，而是要有海外經曆、留學背景，要有新知識。於是，劉師培在1903年初次失敗後並沒有心灰意冷，他隻是學會了選擇，選擇了放棄，放棄家族長者對他的期待，放棄繼續沿著中進士點翰林這條老路亦步亦趨。
學會放棄的劉師培並沒有像其他失意學子悶悶不樂整天焦慮，而是在歸途中一路遊山玩水，拜師訪友，經徐州，至揚州，又到鎮江、南京，先後拜訪繆荃孫、楊文會，並意外結識章太炎、章士釗等學問好思想新，且具有反滿思想的革命誌士，劉師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根本改變。
那一年，章太炎三十四歲，劉師培不到二十歲。章太炎不僅在學術界享有相當聲譽，受到江浙知識界大佬垂青、表彰與提攜，而且章太炎自從走出詁經精舍，一再在學術圈惹是生非，與康有為、梁鼎芬等成名學者鬥嘴罵架；與政治大佬張之洞、李鴻章勾肩搭背，然後不歡而散。特別是他說話不知輕重不計後果，已經多次被清政府列為危險分子，受到通緝。此時，章太炎正躲在租界裏與一批反政府反體製的年輕人一起鼓吹排滿革命，年輕的劉師培受到他們的感染，毅然決然加入了這個行列，成為中國教育會的成員。
《蘇報》案發生後，章太炎、鄒容等誌士被抓捕被審訊被判刑，但這都沒有嚇倒劉師培。劉師培反而因此更趨激烈，因沙皇俄國拒不從東三省撤軍，而與蔡元培、葉瀚等人一道發起成立“對俄同誌會”，創辦《俄事警聞》，日以危言警惕國人。他們意識到，日俄戰爭即將爆發，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中國應該趁著這個機會幫助日本對抗俄國，所以他們號召組織義勇軍，準備到前線與俄國人對著幹。不久，《俄事警聞》更名為《警鍾日報》，隱然以繼承章士釗、章太炎、鄒容等一係的《蘇報》自任。從此後，青年劉師培油然萌生光複漢族革命誌向，踏上激進主義不歸路。
從後來的立場去反觀劉師培那撥人當時的政治選擇，他們和孫中山可能還有區別的。孫中山從一開始就認定必須要推翻滿洲人建立的政權，光複中華，恢複漢民族的國家。劉師培這撥人雖然也強調“光漢”，強調光複，但他們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排滿道路，主要還是因為清政府在1901年發布新政詔書後，更多的時候是隻說不做，中國在外交特別是在東三省外交上步步退讓，這些熱血青年實在看不下去，所以接受革命思想、排滿思想，走上激進主義道路。
1904年，隨著中國外交危機加深，劉師培的思想更加激進，他相繼參加了蔡元培等人組織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並擁戴還在西牢監獄服刑的章太炎為精神領袖，參與組織成立光複會，成為光複會首批成員。這段時間，劉師培的思想走到極端狀態，他自己似乎也知道這一點，因而在一些文章中直接署名為“激烈派第一人”。
革命逐漸陷入困境
同年，劉師培回鄉與何班結婚，或許是因為要刻意反傳統，他們兩人並沒有在故鄉舉行傳統婚禮，就一起返回上海共同生活，何班隨即進入愛國學社讀書，很快成為激烈的女權主義者，並將自己的名字改為何震。
此後數年，劉師培夫婦參加了刺殺廣西巡撫王之春活動，然後因《警鍾日報》被查封而遊走蘇、皖等地，結識革命誌士陳獨秀，並一起發起成立嶽王會，推崇嶽飛的愛國主義精神，以推翻滿清為職誌。
1907年初，劉師培夫婦東渡日本，投靠孫中山，加入同盟會，並很快成為《民報》主要撰稿人和編輯人，在《民報》相繼發表一組有思想深度又有學術力度的革命文章，既有時代感，體現了革命黨人濃厚的革命氣息，又有書卷氣，展示了革命黨方麵不弱於康有為、梁啟超改良主義的學術素養。這段時期的政論文章不僅是劉師培一生最精彩的文字，也充分展示了劉師培的學識、見解和理論功底。
或許是因為劉師培夫婦年齡尚輕，或許因為劉師培、何震思想還不成熟，他們到了日本不久，就被當時最為流行的無政府主義宣傳所迷惑，立即從激烈的反滿主義者轉變為無政府主義者。何震很快發起成立“女子複權會”，並創設機關刊物《天義報》，夫妻兩個以此為基礎進行打拚，居然很快產生巨大影響，章太炎、張繼等人相繼都被這種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實用、精致所迷惑，留日學生中更多無政府主義信仰者。
那時的無政府主義其實是一個理論上的大雜燴，既推崇俄國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學說，也推崇俄國1905年革命，推崇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推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們為此創設“社會主義講習會”，不遺餘力向中國人介紹社會主義理論，介紹一切激進的反傳統思想，恨不得中國能夠在一天之間變個樣。
劉師培、何震的激進思想受到章太炎的賞識，那也是他們幾個人友好相處共同發展的最好時光。然而這種好景不長，由於清政府立憲運動開始，各種原先反對清政府的政治力量開始回流，主流已經由原先的革命轉為改良，清政府也趁著這個機會不斷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利用日本政府在東三省談判等一係列外交問題上有求於中國，要求日本政府對流亡在那兒的中國人嚴加管束，對於他們編輯主辦的反政府反體製刊物嚴加查禁。日本政府當然沒有完全接受清政府的要求，但革命黨人從那個時候開始就覺得日子不像過去那麽自由，革命黨內部矛盾也因外部壓力日趨呈現，這就使章太炎心灰意冷，出家為僧，或者前往印度當和尚研究佛經的想法日趨強烈，又有更加性情的蘇曼殊從中鼓動，兩個人一拍即合，真的準備前往西天取經。
章太炎、蘇曼殊的想法因革命受挫而起，時在1907年秋前後。此時有這個壓力的也不止他們兩人，劉師培、何震等流亡在海外的革命黨其實都有類似的外部壓力和另尋出路的衝動。根據蘇曼殊的記述，劉師培準備於1908年春天從日本返回上海，看看能不能在那裏找個事情做，因為革命遇到了困難，他們在東京的生活都成了問題，況且他的母親劉老太太對於異國生活也比較厭倦，於是劉師培夫婦在1907年秋天決定由何震先回國查看情形，與相關方麵探討一下可能性。至於劉師培敢於回上海找個事情，當然是自信在日本並沒有作惡，並沒有太多的政治把柄，還不能算革命黨人的首領，所以說他想回國回歸主流，加入朝廷主導的政治變革，估計也沒有太大的錯。
根據何震的說法，章太炎知道清國駐長崎領事卞紼昌是張之洞的女婿，所以章太炎在心灰意冷對革命失望乃至絕望時，曾經通過卞紼昌致函張之洞，誓言從此後決不革命，決不與聞政治，且言中國革命決難成功。表示張之洞能夠看在多年前交往的分上，提供一筆巨款，那麽他章炳麟心甘情願放棄革命前往印度出家為僧，研讀佛經。何震說，章太炎對這封信並沒有刻意保密，曾經交給劉師培看過。而揆諸情理和當時革命黨人的處境，章太炎的這個想法並不難理解，他隻是表示不再革命，並沒有像更多的人那樣背叛革命，走向反革命。
章太炎寫給張之洞的信是在何震回國前即1907年秋直接交寄或者通過卞紼昌寄出的，然而久久沒有下文，這不能不讓章太炎焦慮。所以當何震回國時，章太炎理所當然委托她設法打聽並見機促動。何震答應相機幫忙。所以當何震到了上海後，章太炎又寫幾封信催問情形。
何震的活動力確實不得了，或者說朝廷由於此時已經開始了憲政改革，也不希望那些革命者繼續為敵，歡迎他們回歸主流，所以到了1907年12月上旬，劉師培就被何震叫回國內，安抵上海，與蘇曼殊、柳亞子等人歡聚，並沒有遇到什麽困難或不便。
劉師培夫婦既然知道章太炎曾致信張之洞，知道章太炎與清政府也有錯綜複雜的關係，因而他們夫婦在上海也留有一手，由劉師培出麵致信章太炎，表示為章太炎所托事情估計張之洞那裏希望不大，現在正在想法與兩江總督端方進行交涉。張之洞、端方都有附庸風雅的愛好，這大概也是章太炎、劉師培想到他們的一個原因。
回歸主流
在國內經與各方麵的接觸，特別是何震在南京各地的活動，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端方似乎對劉師培的情形已經比較同情，願意接受劉師培回歸主流。其實，每一個造反者都有被動的原因和不得已的苦衷，而每一個造反者其實也都隨時等待著招安。所以端方的大度和安撫很容易感動劉師培這樣原本就很柔弱很感性的讀書人，劉師培遂不管不顧於1908年初上書端方，表示願意放棄革命，回歸主流，加入政治變革的隊伍。
在這封長信中，劉師培先介紹了自己的家族和家學淵源，介紹自己的教育背景和學術旨趣，承認自己年輕幼稚，在革命思想影響下，揭民族主義為標，托言光複舊物，以為這些思想合乎中國思想傳統，合乎中外華夷之辨，所以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嗜讀明季佚史，以清軍入關之初，行軍或流於慘酷，輒廢書興歎，排滿革命思想慢慢積累。
劉師培在這封上書中並沒有刻意檢舉揭發革命黨人，而是根據他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就朝廷政治改革所應該走的路提供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國情國體與歐洲及日本都有很大不同。歐洲、日本均由封建製度變為憲政製度，都比較順利，而中國由於早已走出分封建國的封建時代，政治偏於放任，以農業為國本，以聚斂為民賊，故以薄賦輕徭為善政。所以中國問題並不在政治民主化，而是執政者能否抑製豪強，關愛黎元。
根據這些認識，劉師培在這份建議書中也說了不少改革建議，建議清廷恢複傳統中國民本主義傳統，矯正新政過分偏重發展偏重富國偏重強兵的誤差，以人民福祉為依歸，輕徭薄賦。
對於劉師培的這些建議，在過去的研究中，一般被視為劉師培背叛了革命，向反動的清政府“獻策”，向清廷討好。這是從革命者的視角進行觀察而得出的結論。其實，當曆史又走過了一百多年，當清朝的曆史已經自然而然地融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曆史的一部分，我們為什麽不能認同劉師培向主流社會回歸呢？為什麽一定要求他革命到底呢？清廷如果采納了他的這些建議，惠民愛民，以民為本，為什麽不能成為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選項呢？
曆史發展具有豐富的多樣性和多種可能，在晚清十年政治曆程中，除了革命與改良，其實還有很多介於二者之間或之外的政治主張，以溫情和善意重新回看自己民族的曆史，還是應該承認存在的或許都有或多或少的道理。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劉師培那撥回歸社會主流的人，主要還是因為朝廷主動變革了，改良主義的前景已經展現出來了，所以他不願繼續從事暴烈的政治革命了。
流血的革命畢竟是人類社會不得已的一種手段，能夠減少流血，減少犧牲，能夠進行和平變革，就不應該選擇暴力革命。當然，如果統治者隻是以虛情假意欺騙人民，那麽還是應該像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那樣，義無反顧地高舉革命的旗幟。
回望曆史，我們隻是希望更多理解和寬容。
原本隻有具體經濟訴求的社會衝突由於得不到有效控製，涓涓細流終於匯成長河，晚清十年一千多起社會騷亂也就成為1911年政治巨變的背景與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