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人在討論辛亥革命時，有相當一部分人對大清王朝在革命後進入曆史深表惋惜，以為這一結果實際上開啟了此後百年中國亂局，因而他們主張告別革命，特別是要告別辛亥革命這樣的革命，重回革命前的狀態，也就是君主立憲道路。如果這個說法僅僅出於對現實的焦灼，在很多時候也確實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將這個說法作為信史，以為辛亥革命真的搞亂了搞糟了，真的是此後百年混亂的根源，那麽這個說法其實就是不太了解這段曆史，至少不知道從君憲到共和的關鍵在哪裏。
戰爭的最高境界
武昌起義發生後，清廷派遣陸軍大臣蔭昌率軍南征，試圖武力征服，恢複秩序與和平。然而武力恐嚇並不見效，不僅湖北新軍不願屈服，反而使湖南、山西、江西等省新軍像得了傳染病一樣相互感染，遙相呼應，一撥接著一撥鬧光複鬧反正，兩百多年的大清王朝突然間麵臨著土崩瓦解的尷尬局麵。
湖北新軍和各省新軍起義的目標很明白，他們在最初階段並不是追隨孫中山和革命黨人什麽共和民主理想，他們的政治訴求就是那麽簡單直接，就是要朝廷糾正5月8日皇族內閣和5月9日鐵路幹線國有化這兩項錯誤政策，最大限度滿足立憲黨人對政治權力分享的要求，最大限度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經濟權益。隻是清廷在這個問題上自以為無錯，因而始終裝聾作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是湖北新軍和各省新軍相繼起事的根本原因。
各省新軍其實隻是晚清軍事改革的派生物，大致上說屬於各省行政當局地方武裝，其裝備、訓練等戰爭能力相當有限，因而盡管各省鬧得很凶，隻要中央新軍即北洋六鎮不出問題不鬧事，大清王朝依然有辦法穩住陣腳。所以武昌起義發生二十天，清廷都不願對各省要求給出一個正麵的負責任的答複。
清廷的拖延終於引起了中央新軍的憤怒。10月29日，也就是武昌起義不到二十天的時間，駐紮在灤州的北洋第二十鎮將領張紹曾等聯名通電，要求朝廷立即實行君主立憲，以定國危而弭亂。這終於使朝廷大夢驚醒，攝政王迅即下詔罪己，宣布廢除皇族內閣，宣布實行君主立憲，宣布皇族不再幹政，宣布按照北洋將領提供的政綱盡快改定憲法。總之，朝廷在中央軍的壓力下立即原形畢露，擺出一幅一切好商量的麵孔。
根據清廷宣布，袁世凱責任內閣11月16日正式發布，被拖延被扭曲的君主立憲政治改革應該說由此重回正確軌道，完整的君主立憲改革也就隻剩下一個正式國會的召集，因而先前比較緊張的武裝對峙在這個時候出現緩解的跡象。
兩天後（11月18日），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將先前比較強硬的馮國璋從武昌前線調回北京，擔任禁衛軍總統；調段祺瑞出任湖廣總督，並接替馮國璋遺留下的北洋第一軍總統職務，負責武昌前線善後事宜。
段祺瑞是北洋將領中肯動腦子善於學習，並具有新思想的人物，他或許知道戰爭永遠隻是政治的不得已手段，政治家的最高境界一定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和平解決是一切衝突的必然選擇，所以當段祺瑞11月28日抵達漢口接任湖廣總督後，立即下令停止炮擊武昌，暗示其部下可以通過各自關係與湖北新軍進行聯係，尋求解決方案；強調武昌起義隻是體製內的一次兵諫，一場嘩變，是對朝廷改革不力改革失誤的抗爭；強調南北新軍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別無二致，所以也就不必一定要兵戎相見。
共和成了惟一出路
武昌前線的和平攻勢是袁世凱整體謀略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在段祺瑞就任湖廣總督同一天（11月28日），袁世凱奏請朝廷頒發上諭，命劉承恩、蔡廷幹前往武昌，繼續開導革命黨人，重回君主立憲政治軌道，重開和談。
劉承恩、蔡廷幹與黎元洪間的接觸與談判獲得了預期效果，經過武力壓製和好言相勸，黎元洪和湖北軍政府在大原則上同意接受袁世凱的建議，南北和解，推動朝廷兌現政治改革諾言，重回君主立憲軌道。
然而，南北新軍的和平共識並不被朝廷中的強硬派所接受。這些強硬派就是後來的宗社黨人，也就是皇室小圈子之外的滿洲貴族，他們是大清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的祖輩追隨愛新覺羅家族打江山坐江山，兩百多年的政治經濟特權，要他們在一夜之間放棄，要他們像平民政治家一樣去競爭去競選，他們無論如何想不通，這就是袁世凱責任內閣出台後，正式國會始終無法召集的根本原因。
從11月16日至12月16日，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正式國會的召集毫無進展，甚至在許多人看來，正式國會已經基本無望。怎樣破局，怎樣才能為中國政治找到一個新的方向？軍方領導人，不管是來自南方具有一定革命傾向的新軍人，還是來自北方的北洋新軍將領，他們都對滿洲貴族故意拖延極端不滿，他們終於在忍無可忍的時候找到了一個突破口。
12月20日，段祺瑞的重要幕僚靳雲鵬、曾毓雋、徐樹錚、廖宇春受命與黃興的重要助手顧忠琛在上海舉行秘密談判。他們認為南北之間如果因滿洲貴族不讓步而無法舉行國會選舉，那麽君主立憲就是一條不通的路，中國如果繼續在這條不通的路上僵持，長此以往，不是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無了期，受苦受難的還是全國老百姓，承擔最大犧牲的還是雙方軍人。現在南方軍人的宗旨就是實現共和，而這一點北洋新軍並不竭力反對。北洋軍並不認為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勢如水火，這兩個方案其實都是立憲體製的正當出路，原不分彼此，隻是君主立憲可能給國家帶來的震**小一些而已。現在滿洲貴族既然不願順暢地接受君主立憲，既然君主立憲因滿洲貴族的阻撓而日趨艱難，那麽我們為什麽不可以聯合起來，放棄君憲選擇共和，推舉袁世凱出任新政府的首腦以穩定局勢呢？
我們現在已經不知道是誰最先提出的這個方案，但我們知道段祺瑞獲知這個方案後表示肯定，同意靳雲鵬等人不妨找黃興部下談談，如果能夠就此結束戰爭，如果能夠使百姓免於戰爭恐懼與災難，為什麽不能試試呢？
段祺瑞的意思是對的。顧忠琛在聽了這些介紹後深表讚同，南方革命黨原本就沒有繼續打鬥的資本，有了這個和解的機會，黃興當然不會不放過。更何況，黃興早就有過相似考慮，早就與黎元洪商量過以推舉袁世凱換取南北和解呢？
“非袁莫屬”是當時國內外共識，隻是袁世凱在此之前一直堅持重回君主立憲路線，黎元洪、黃興麵對袁世凱軟硬兼施兩手策略時，也隻好接受重回君憲的要求。隻是兩個月快過去了，君憲主義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繼續堅守君憲隻是向那些滿洲貴族中強硬派傳遞了一個錯誤信息。現在段祺瑞的代表向顧忠琛重提這個方案，深知此事來龍去脈的顧忠琛沒有不同意的道理。顧忠琛代表黃興表態說，袁世凱果真像各位所說的那樣勸退清帝，為民造福，那麽大總統一席，南方革命軍一定全力支持。黃興獲知這個情報後也表示，自己之所以在過去幾天不願接受南方各界擁戴出任什麽臨時總統，其實就是虛位以待袁世凱。
基於這樣的共識，段祺瑞和黃興的全權代表達成五項秘密協議：一、確定共和政體；二、優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四、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複各地秩序。
“黃袍加身”
推舉袁世凱為共和政體大總統這個方案是經過段祺瑞同意的，但這個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凱的意思，曆來眾說紛紜。許多人認為這個方案就是袁世凱內心深處所想，隻是段祺瑞悟了出來，代為進行而已。這當然是一種值得注意的揣測。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當靳雲鵬奉段祺瑞的命令攜帶這個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凱報告，請其讚成共和，重建秩序時，袁世凱還是發了一通脾氣，強調我袁世凱為大清國總理大臣，焉能讚成共和，以負重托？
袁世凱的生氣應該是真實的，但他稍後的變化也應該是真實的。袁世凱生氣是因為這畢竟牽涉道德層麵，這是一個政治家最忌諱的東西。靳雲鵬對此作了詳細解釋，特別強調這個方案已經段祺瑞等軍方將領首肯，甚至會說這就是段祺瑞等將領的指示。
靳雲鵬的這個說法當然是有根據有事實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線的將領也確實是袁世凱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說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麽，這些高級將領都這樣認為了，這樣去做了，袁世凱如果繼續堅持君憲立場究竟會怎麽樣呢？這就是袁世凱轉變的關鍵。袁世凱再問：南方革命黨人有這樣的建議不稀奇，北方軍人有這樣的想法似乎還不可能，大家都是為朝廷效力，怎麽能有這樣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樣的考慮呢？
對於袁世凱的疑慮，相信靳雲鵬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對過口徑，靳雲鵬毫不含糊地回答：段祺瑞統帥的第一軍全體一致主張共和，並推舉宮保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對此仍不敢太相信，以為軍心為什麽會突然變成這個樣子，這樣做的後果你們想過嗎，這將把我袁世凱置於何種境地，這不是明明白白要讓我袁世凱不忠不義，不就是要讓我背負欺負人家孤兒寡母的罪名嗎？
袁世凱的這段表白，研究者根據其後來帝製自為總以為是一種虛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誠實的表現，甚至說袁世凱老奸巨滑，竟然對北洋嫡係都不願說真話露真情。其實這種說法還是值得探討的。那時還是帝製時代，像袁世凱這樣的傳統政治家更注意維護自己的政治信譽，現在事情既然鬧到了這個份上，要相信袁世凱生氣也並非完全是做作。不過，袁世凱畢竟懂得世界潮流，懂得順勢而為，既然皇族強硬派不配合，既然新軍將士有如此要求，那麽自己斷然拒絕不合作，形勢可能更糟糕，與其讓別人將國家弄亂，更糟糕，那還不如自己順勢而為接受推戴，重建一個新體製。至少由自己出麵協調，也能更好地維護皇室利益吧。幾經猶豫與徘徊，袁世凱終於走出第一步，從君憲主義轉向共和。隻是袁世凱的覺醒畢竟有限得很，充其量隻是“一個有限的共和主義者”。
袁世凱通過梁士詒、唐紹儀等人向朝廷建言，希望清廷接受立憲黨人的要求，加快立憲進程，以政治改革消弭南方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