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體西用”共識支撐中國三十多年的發展，那麽朝野各界達成的君主立憲，就是近代中國第二個重要共識。隻是由於後來發生了意外，這個共識沒有獲得實踐的機會，因而也就沒有多少實際影響。曆史的發展雖然說不上什麽遺憾不遺憾，但中國缺少從君主專製到君主立憲這個中間環節，直接由君主專製過渡到民主共和，這實際上給後世中國預留了許多麻煩。那麽，究竟是什麽因素使君主立憲到了關鍵時刻無法實現，頃刻破滅了呢？說起來就是那個龐大的利益階層即皇族不知退讓，不知權力分享，結果就是既傷害了國家，也損害了皇族。
食利者階層走向前台
什麽是皇族，用最簡單的語言說，就是兩百年前跟隨愛新覺羅家族打江山的那批滿洲各部落頭領的子孫後代，以及後來逐漸形成的政治新貴，也就是一個圍繞在皇室周邊的特殊利益階層。他們不是皇室當然成員，但與皇室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愛新覺羅的江山當然有他們的貢獻，也有他們的股份，但說到底，愛新覺羅家族的家長是皇帝，是大清國的董事長、法人代表，這些皇族充其量不過是持有股份的股東，最多是個份額比較大的股東而已。
在君主專製體製下，皇權具有至上權威，盡管這個至上權威也是這個統治集團集體賦予君主的。但是權力的異化是個普遍現象，貴族統治集團將權力授給了君主，君主在專製體製下就有權對個別違反遊戲規則的貴族給予懲罰。所以在君主專製體製下，原本就是家天下，朕即國家是那時的原則，所以那時的皇親國戚反而不敢過分亂來。皇族幹政的問題在清代前中期並不嚴重，皇權中心基本上能夠把握住大局，能夠平衡各方麵的利益。
清代皇權中心發生偏移，或者說皇族開始成為一股政治勢力，大約是從恭親王開始的。恭親王與他的嫂子慈禧太後於1860年通過並不太合法的途徑獲取清廷的實際權力，大清國的權力表麵上歸屬於同治帝，表麵上由慈禧皇太後和慈安皇太後聯合垂簾聽政，其實大清國的實際權力是由恭親王掌握的。這多少有點名不正言不順，因而不論是皇室中的兩宮皇太後，還是實際權力擁有者恭親王，對於皇族中出任政治職務隻能睜隻眼閉隻眼，盡量不衝突。結果就是自1860年至1890年代初光緒帝親政那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裏，許多王爺如禮親王世鐸、慶親王奕劻等不再安分於那些尊崇的地位和俸祿，反而像恭親王一樣辛辛苦苦進入實際政治，由王爺而大臣而軍機而首席軍機的情形越來越嚴重。等而下之，如慶親王長子載振先後擔任商部、農工商部尚書，鎮國公載澤先後擔任出使各國考察憲政大臣、度支部尚書；肅親王善耆相繼擔任崇文門稅監、步軍統領、民政部尚書等。他們雖然在晚清政治發展中有過許多正麵影響乃至貢獻，但皇室宗親出任政府要員實際上對皇室必定具有相當傷害。像貝勒載振1907年在天津惹出楊翠喜案，決不是一般的名士風流，這種事對皇室的傷害決不應低估。
由王爺這類食利者階層出任政務官，使清代末期的政治權力嚴重的二元分立，形成典型的“雙軌體製”，中央各部院幾乎清一色的滿漢雙軌首長負責製，滿大臣負責政治，漢大臣負責政務，這對於清廷政治正確，對於清廷政令的上通下達固然有好處，但正像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麵性一樣，滿洲貴族普遍性地介入實際政治，而實際能力又一般性地較漢大臣為弱，一般都是因為出身而不是因為科舉，這勢必使清代前中期逐漸消弭的滿漢衝突到清末反而加劇。康有為、譚嗣同等人在戊戌時期都意識到，滿漢之間的衝突雖說不是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但對維新運動來說，卻是一個失敗的種子。當光緒帝因能力而提升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銳四小軍機幫忙時，那些大小王爺所表現的“羨慕忌妒恨”真的是前所未有。好在光緒帝是一個比較強勢的君主，好在有富有政治經驗和手腕的慈禧皇太後在背後撐腰，皇權中心在光緒帝親政之後逐漸恢複，滿洲貴族中雖然有一些人出任政府要職，但並沒有對清廷政治構成實質性傷害。
政治變革急先鋒
當政治權力中心即皇權強固時，皇族這個鐵哥們似的利益集團自然是皇室的屏障，拱衛著皇室，為這個王朝長治久安共同努力。我們看到，自戊戌變法至辛醜新政，再到1906年預備立憲，在這十年政治史上，皇族其實一直充當著政治變革急先鋒角色，並不總是站在政治變革對立麵。
在家天下政治架構中，真正對國家大事給予關心的，一定是利益相關者，或者說利益相關者一定要比利益關聯不大或者根本沒有關係的人更關心。等到1904年之後，當中國政治發展又在一個十字路口徘徊時，皇族中一大批有眼光有作為的年輕一代，應該說還是比較積極地站在政治變革的前列，這一大批滿洲貴族王公大臣很快成為君主立憲的推動者。
根據比較可信的記載，日俄戰爭的進程遠出朝廷的預料，日本的勝利和俄國的慘敗使朝廷陷入空前尷尬，中國向何處去隻有一條路，那就是像日本一樣將君主專製改為君主立憲。最先發現這條路的很難說是哪一個人，但真正將這條路說明白並讓朝廷認可的，其實就是那些皇族出身的政治新秀。
1904年8月2日，慈禧太後密令各省督撫探討究竟怎樣處理東三省問題，在聽取一些要員匯報並看過張謇刻印的《日本憲法》後，慈禧太後似乎比較傾向於學習日本進行變革。她的這個想法在最初階段或許很朦朧很不自覺，但這一點無疑被那些王公大臣迅速捕捉到，經過一番討論和籌備，終於形成一個委派王公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的政治決定。這就是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由來。
出洋考察新政的五大臣中，出身於皇族或滿洲貴族的有鎮國公載澤及端方和紹英，後因吳樾的襲擊有所調整，撤銷了受傷過重的紹英，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和順天府丞李盛鐸會同載澤、戴鴻慈、端方前往各國考察政治。
五大臣考察對晚清政治變革作用巨大，他們不再將立憲看成是一件多麽可怕的事情。在他們的影響下，光緒帝和慈禧太後的思想也有很大改變，他們確實意識到東西洋各國之所以在過去若幹年超越中國而前進，日趨強盛，其根本原因根本動力隻有一個，那就是他們普遍采用了立憲政體；而中國之所以在過去若幹年一敗再敗，日趨衰落，任人欺淩，主要的或者說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國依然固守專製政體。所以他們的結論隻有一個，那就是，在目前“霸國主義時代”，中國要想生存，要想發展，要想富國強兵，除了與世界同步，采用立憲政體外，別無他途他術。
君憲了，皇族該幹什麽
皇族和滿洲貴族在晚清立憲運動中確實是一支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在改革的細節上或許會有自己不一樣的考慮，但在大節上應該說都是為了大清國的未來，這一點並不必過分誇大他們與漢大臣之間的政策分歧。
比如在1906年討論軍機處的存廢時，漢大臣袁世凱等人力主廢除軍機處，建立一個真正意義的責任內閣，然後由這個內閣去組織國會選舉，成立真正的國會。由此方能構建一個真正的憲政國家，方才保證君主立憲不是走過場。
對於袁世凱的這些主張，後來的討論者大多表示認同，以為以載灃為代表的皇室、皇族成員執意反對，可能就是不改革，是守舊。這個看法可能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因為我們知道恭親王活著的時候，軍機處存廢就是個敏感的政治問題，碰不得。所以這一次，慈禧太後依然繞道走，以“軍機處不議”將雙方爭執暫時放棄，但過了幾年之後回望，隨著預備立憲進程，當責任內閣宣布後，原本爭議很大的軍機處竟然在不知不覺中被化解到了責任內閣。這大約就是政治改革中的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皇族在晚清政治變革中的貢獻大體上說是積極的，如果沒有他們的認同，沒有他們的大力推動，晚清政治改革進程所麵臨的阻力不可想象不可思議。問題在於，改革進入一定階段，比如說當國家真正進入君主立憲狀態時，皇族究竟應該做什麽怎麽做？
正如曆史上無數政治改革所表現的一樣，改革的推動者主持者最後應該是隨著改革的完成而鳳凰涅磐浴火重生，而不是隨著改革的完成繼續壟斷著權力霸占著特權。當政治改革進入責任內閣發布時，盡管清廷一再宣布相伴而行的是解除了曆史上存在著滿漢不平等，但作為改革的推動者，皇族即那些愛新覺羅家族的同盟者，都應該在這新舊交替之際主動避嫌，主動放棄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換言之，皇族內閣的出台引起各方麵反對，假如當時皇族知道妥協知道退讓，知道從國家大局去考慮，在十三個內閣成員中不是占九名而是占四名，滿漢大臣的比例置換一下，相信即便有人從中挑撥，估計立憲黨人也鬧不起來。
皇族並不是不知道參與現實政治的危害性，慶親王在獲得總理大臣的任命後就很快提出辭呈，請求朝廷收回成命，另請高人。在被攝政王挽留後，慶親王於第三天再交辭呈，明確表示第一屆內閣太偏重於皇族，有礙觀瞻，與立憲體製不合。假如攝政王此時借坡下驢，改組內閣，免掉幾個皇族，任命幾個庶族，估計一切都不會發生。
在立憲政體下，人人當然都有從政的自由和權力，隻是在君主立憲政體下，皇族出身的人依然享有皇權帶來的許多好處和優先，這些人介入實際政治或許會給現實政治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但更多的時候則會給皇室帶來無窮無盡的負麵影響。所以東西各立憲國家從來都對皇室成員采取厚養的辦法，由國家拿出相當的錢財讓他們過著體麵尊嚴的生活，成為國家的名片，從事一些善事，而不讓他們介入實際的政治活動，更不會讓他們出任政府要職。
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其實都是立憲體製的正當出路，隻是後者給國家帶來的震**小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