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年憲政試驗，曾經給中國人帶來一絲新的希望，使許多善良的中國人覺得中國如果能夠走上這條道路，就可以避免革命帶來的大破壞大動**，中國就有希望在一種漸進的軌道上徐徐前行，假以時日，中國一定會像東西洋立憲各國一樣，重構國家近代製度。然而這些希望在1911年5月先是一個變異的皇族內閣所打亂。緊接著，又被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所粉碎。中國向何處去，一度成為國人的焦慮，也就短短一百天，中國人再度擺脫這種焦慮，棄之如敝屣般地拋棄了大清王朝，拋棄了君主立憲，坦然接受共和民主思想，步入民主共和新時代。
化危為機
武昌起義第二天是袁世凱的農曆生日。那一天，他正在老家彰德府與舊友新朋部下幕僚慶賀生日，突然傳來武昌前線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對於武昌前線軍事行動細節，他們大約並沒有怎樣討論，他們普遍相信這場武裝嘩變起因於政治，其解決方案也一定在政治。不論是袁世凱，還是這些舊友新朋部下幕僚都有一個感覺，在此地休養三年的袁世凱終於等到了出頭之日。這應該是一個重要機遇。
眾幕僚為袁世凱論證了各種可能及應對方案，或建議他與南方黨人合作推翻清廷，重建中國；或建議乘亂而起黃袍加身，建立袁家天下；或建議乘此機會重出江湖，推動立憲，此乃化解危機的惟一方案，畢竟君主立憲是這一代中國人所認定的最佳方案，決不應該因武昌起義而中斷而終結。
君主立憲確實是袁世凱那一代中國人的政治選擇，是他們在比較了君主專製、民主立憲之後而作出的一個政治決定，這個共識自1906年達成之後，風風雨雨，依然取得了相當成就，各省谘議局相繼開張了，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先前行政主導行政獨大的不良體製，終於在谘議局這種民主形態中得到改良。五年來的成就是巨大的，進步是顯著的，隻是到了1911年春天，隻是因為那個皇族內閣和那個鐵路國有政策，引起各地的反感和反叛，湖北新軍登高一呼，遂使一般民眾的抗議上升到軍事嘩變這個層麵。
根據袁世凱的分析，湖北新軍的嘩變起因於那個兩個宣布，那麽隻要朝廷坦誠認錯，改錯，就一定能夠喚起民眾的同情，一定能夠挽回信譽。所以當袁世凱接到披掛出征的命令後，他就向朝廷提出一係列建議，這些建議除了必要的軍事布局外，主要的就是怎樣通過政治手段通過朝廷的政治改革，去化被動為主動，化危機為時機。
根據這些原則，袁世凱通過梁士詒、唐紹儀等人向朝廷建言，希望清廷接受立憲黨人的要求，加快立憲進程，以政治改革去消弭南方危機。袁世凱告訴梁士詒，南方的軍事並不是難事，很容易結束。中國現在最難的還是北京的政治，中國如果不能在政治上有辦法，軍事上就很難有辦法。而政治上的辦法不言而喻，就是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憲政。
袁世凱是這樣認識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在接任湖廣總督，負責處理武昌善後時，並不是急於用武力征服湖北，打敗南方，而是用心思與湖北軍政府進行談判，尋找共識，希望湖北軍政府能夠重回君主立憲軌道。當然，袁世凱也向黎元洪等南方領導人表示，重回君主立憲軌道的前提當然是朝廷必須實行真正意義的君主立憲，是責任內閣而不是皇族內閣。
希望似在前麵
湖北新軍發動武昌起義的直接背景就是5月份的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但是清廷對這兩個問題確實不願讓步，自5月至9月，盡管發生了四川總督府門前的流血慘案，清廷依然認為皇族內閣並沒有錯，鐵路國有也正確。於是僵局持續，於是湖南、山西、雲南、江西等省新軍相繼發動，紛紛獨立。即便如此，清廷依然堅守既定立場，寸步不讓，因為他們清楚這些鬧事的除了民眾，就是各地地方軍，隻要中央軍在，就能維持大局，就能不亂。
清廷的認識是對的，實事求是地說，在那個轉型期，第一屆責任內閣由皇族主導，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現在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立憲時代，等到立憲完全實現了，內閣肯定要改組要重新組織，這些問題留待那時也不是不可以。至於鐵路國有，也確實沒有錯，但像四川，幾千萬人被挾裹，被集資，這無論如何不是百姓的錯。朝廷一句自己沒有錯，無法減緩百姓的痛苦，反而令人失望。至於中央軍，好像也不是清廷評估的那樣，由於這支新式軍隊沒有充分國家化職業化，他們既然在立憲運動中充當過先鋒，那麽現在立憲運動遇到困難了，他們理所當然要站出來說話，表明立場，拯救時局。10月29日，也就是武昌起義之後二十天，駐紮在灤州的北洋第二十鎮將官由張紹曾協統領銜給清廷發布了一道通電，要求清廷對獨立各省的要求給予正麵回應；要求撤銷皇族內閣，構建真正意義上的責任內閣；要求重新評估鐵路國有政策，懲處瀆職官僚和不法商人；要求盡速落實君主立憲各項政策，召集國會，公布憲法，他們為此提交了一份十二條政綱。
灤州兵諫終於打破了近半年的僵局。第二天，攝政王下詔罪己，承認三年來用人無方，施治寡術，重要職務都被親貴占據，明顯不合君主立憲原則，鐵路國有即便出於好心，也幾同於國進民退與民爭利。鑒於此，清廷宣布誓與我軍民維新更始，實行憲政；釋放所有政治犯；撤銷皇族內閣，建議資政院選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全權組閣；建議資政院從速草擬審定憲法草案，從速公布；建議盡管召集正式國會，由資政院從速製定《議會法》、《選舉法》。巨大的危機確實給清廷提供了一個轉圜的機會，如果清廷就此進行，原本“山重水複疑無處”的君主立憲必將迎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景。化危為機，希望就在麵前。
憲政終結
11月3日，清廷匆忙中頒布了《憲法十九信條》，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進步。16日，袁世凱的責任內閣正式組成。應該說，這兩件大事做的相當漂亮，立憲黨人的怨言大致平息，中國轉向真正意義的君主立憲隻有一步之遙。這一步就是根據《憲法十九信條》召集正式國會。國會召集，就意味著君主立憲全部完成。
然而，正式國會究竟是個什麽樣子，應該怎樣召集，在《十九信條》中並沒有明確規定。其第七條說上院議員由國民於有法定特別資格者公選之。至於怎樣公選，這個信條並沒有進一步解釋。
再看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其中多處說到國會功能，但關於國會怎樣組織怎樣召集，也沒有具體規定。其“君上大權”部分第四條說君主享有召集、開閉、停展及解散議院的權力。隻是怎樣召集，這些議員怎樣產生，也沒有相關配套法規。
鑒於這種情形，資政院11月5日議決兩件大事：一是奏請準許革命黨人按照法律改組為政黨。這是為議會選舉做準備。二是奏請速開國會以符合立憲政體。清廷對這兩個奏請都有積極回應，指令資政院從速製定相關辦法，一俟議員選定，即行召集國會。
然而不論是清廷還是資政院，覺悟都顯得太遲了，動作都顯得太緩慢了，南方獨立各省等不及了，沒有獨立的省份也有點等不及了，大清國大廈將傾的感覺越來越嚴重，不得已，清廷於11月14日下詔命各省督撫從速公舉素有聲望，通曉政治，富於經驗，足為全省代表者三五人來京公同會議，以定國是而奠民生。又派張謇、湯壽潛等人為宣慰使，前往各省宣布朝廷政治改革的決心和宗旨。隻是這些宣布已經意義不大，這些人即便有幾個願意從命，但他們又能說什麽做什麽，南方獨立各省按照自己的軌道前行，23日，伍廷芳、張謇、唐文治、溫宗堯等聯名通過美國公使致電清廷，要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
南方的要求並不意味著清廷就沒有機會。事實上，如果清廷內部給予密切配合，已經就任內閣總理的袁世凱應該還有辦法讓南方放棄成見，重回君主立憲軌道。所以袁世凱12月8日在與北方和談代表談話時依然強調君主體製是萬萬不可更易的，這個製度是他們那一代中國人十幾年來的政治選擇，是君主專製和民主立憲兩個極端體製的中和。袁世凱沉痛表示：袁家世受國恩，不幸局勢如此，更當捐軀圖報，隻有為此君憲到底，不知其他。袁世凱的表態使北方代表深受鼓舞，以為君主製度的保存應該沒有多少疑慮了，至少在袁世凱內閣已沒有什麽疑問了。
按照袁世凱這個調子，唐紹儀與伍廷芳在上海開始了談判。根據隨團代表嚴複觀察，南方革命黨人雖不願明白表示君主立憲是當時中國一項重要選擇，但言談舉止間，並沒有表示對君主立憲絕對拒絕。南方所竭力反對的是用君主立憲而輔以袁世凱內閣，他們寧願以共和而立袁世凱為總統，以民主憲綱鉗製之，也不願以君主而用袁世凱為內閣。黨人的目標不是對著袁世凱，而是對著朝廷。
嚴複的觀察是對的，清廷必須拿出誠意重建信任。這個誠意的具體表現，就是盡快進行議會選舉，構建一個正式的民選國會。然而在這一點上，清廷強硬派也就是那些死硬皇族有自己的看法，不願讓步。這就徹底惹惱了南方革命黨，還有那些立憲黨人，甚至還有北洋係新軍將領，他們以為清廷是故意拖延時間，繼續耗下去意義不大。12月20日，唐紹儀在第二次談判中發表了一通他個人讚同共和的看法，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君主立憲越來越不太可能。
唐紹儀發表這通言論的同一天，南北軍事強人段祺瑞和黃興進行了秘密接觸。段祺瑞此時的職務為湖廣總督兼北洋第一軍總統，是名副其實的軍事強人；黃興此時為南方獨立各省“假定大元帥”，他們兩人代表了當時中國對峙的最高軍事當局。他們的幕僚經過磋商，達成清帝退位、優待皇室、走上共和等五項共識，轟動晚清十年的君主立憲至此終結。
1911年之前，誰能想到大清王朝會出問題，會消逝？誰能想到不可一世的大清皇族會成為曆史陳跡，會淪落為平頭百姓？然而，想不到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曆史就是這樣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