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是辛亥革命的關鍵，隻是由於後來的民國曆史將革命弄成了關鍵詞，因而關於武昌起義的性質，也就總是往革命靠，那些新軍下層軍官或士兵組織的讀書會成了很早就覺悟的革命組織，武昌起義的最初目的就是要推翻清廷推翻帝製，就是要重建一個漢民族的共和國，就連清廷命官黎元洪一出場也就是參加革命。這種泛革命化的表達固然有意義，但毫無疑問與曆史真實略有差距。武昌首義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省新軍起義，直至灤州兵諫，其性質隻是體製內抗爭，其目的就是希望清廷遵從民意，改正錯誤，重回君主立憲的正確軌道。這是研究辛亥革命的關鍵，否則就不容易理解這場大變動的意義。
新軍起事兩大動因
引發武昌起義的因素隻有兩點，一是1911年5月8日發布的責任內閣名單。這個標誌著中國從此進入一個君主立憲國家的名單，不幸被既得利益集團弄成了一個親貴內閣，或稱皇族內閣。13個內閣成員中，竟然有9個來自皇室或皇族，來自平民或軍功出身的漢人，隻有4個。這個比例顯然失衡，因為按照改革前中央各部院“雙軌製”配置，如果內閣成員為13人的話，那麽非皇室、皇族的成員怎麽也不會少於6人，占百分之五十稍弱。現在，清廷假借改革的名義大肆收權，這怎能不讓以漢人為主體的南北新軍鬱悶？
第二觸發點是引起舉國震動的鐵路國有化政策。新內閣成立後宣布的這個政策按理說原本是個好政策，對於化解各地鐵路建設中混亂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都有很重要的防範。尤其是針對四川川漢鐵路公司籌集大量民間資金而不修路，應該說是一個及時的正確舉措。但是清廷的這個宣布引起了各省普遍反對，因為除了四川之外的各省雖然在鐵路建設中也可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他們確實是在認真修路，現在朝廷一句話就將先前的約定一筆勾銷，這無疑被民眾被投資人視為不負責任，是與民爭利，是國進民退。
當鐵路幹線國有政策醞釀時，各地民眾在民族資本即中產階級影響下，通過各種方式向朝廷表達了不滿情緒，尤其是湖南人不知出於什麽樣的原因最先站出來反對。湖南各界人士奔走呼號，上下串聯，全省沸騰，輿論嘩然，大家雖然弄不清政策的真實用意，但總感覺這項政策是對他們利益的剝奪。當民權意識、私有財產意識剛剛被人們接受的時候，將先前允許私人資本介入的基礎建設收歸國有，這顯然是政府與民爭利，這當然引起有產階層的反對。
5月14日，湖南各界最先舉行萬人大會，要求朝廷收回成命，維持原議，繼續鐵路商辦政策。湖南人的強烈要求和悲情引起巡撫楊文鼎的同情，楊文鼎硬著頭皮給朝廷打了一個報告，請求朝廷稍作讓步，至少不要激化矛盾。然而朝廷在盛宣懷等人誤導下，自以為既然政策的出發點是對，就沒有退讓的道理，反過來要求楊文鼎強硬對待，不準聚會不準串聯，試圖以鎮壓的辦法將一切反抗鐵路國有的人給壓製下去。朝廷的強硬並沒有化解湖南的危機，相反到了6月初，湖南局勢幾近失控，省谘議局議員全體憤而辭職，全省學堂相繼罷課，全省商人一律罷市。
與湖南山水相連的是湖北，湖北較湖南的反應更早更強烈。4月26日，當湖北人獲悉清廷可能要出台這個政策時，就推舉谘議局議長湯化龍赴京請願。臨行前，數千人在谘議局舉行歡送大會，演講者將這項政策比喻為賣國政策，指責清廷將大好河山奉送給列強，與其讓腐敗政府喪權辱國賣國，不如推翻腐敗政府，尋找一條救國新路。說者傷心，聞者墮淚。群情激昂中，留日學生江元吉割肉血書，以“流血爭路，路亡流血，路存國存，存路救國”十六個大字激勵湖北人民。
湖北新軍就是湖北人的子弟兵；湖南、湖北，又是湖廣總督轄下的一個行政單元，兩省的政情不能不引起兩湖新軍的高度關注。
湖北軍政府的政治底線
新軍是一支沒有充分國家化的近代軍隊，新軍將領在過去十幾年君主立憲運動中都是改革的先鋒。在他們看來，自從光緒帝和慈禧皇太後不幸去世後，清廷的政治改革不是前進而是後退，皇族對權力的壟斷越來越厲害，這些都嚴重背離了朝野各界1906年達成的政治共識。基本的政治信念和責任心，使新軍將士覺得有話要說，這就是湖北新軍發難的直接原因。
我們現在不太清楚各省新軍相互之間的聯係，也不清楚地方新軍與中央新軍的關係，特別是他們平時聯係的方式，但我們完全可以相信在5月8日之後五個月的時間裏，熱心政治改革的新軍將領一定對時局發展有討論，甚至也會提出一些辦法與措施。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湖北新軍士兵10月10日因意外爆炸而發難固然是突然的，但對新軍上下而言，或許也是期待已久。
武昌的戰事也就隻有一個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參與起事的新軍下層軍官就來到省谘議局找湯化龍。湯化龍在過去幾年是激進的政治改革家，參與領導了幾次國會請願運動，力主中國盡快走上君主立憲的政治軌道。現在，新軍將士既然起來了，湯化龍也就隻好順勢而為，希望以此震動全國，所以他毫不猶豫地表示願意一起幹，並將軍事方麵的事情交給了黎元洪。
作為清廷命官，黎元洪與民選的谘議局議長湯化龍不一樣，他的政治前途和他所受到的教育都使他不可能像湯化龍那樣爽快。在經過幾天猶豫思考後，黎元洪被迫入夥，因為他畢竟也是湖北人，又是留在武昌城裏最高軍階的新軍將領，即便從穩定軍心的立場，他也有出麵統領的責任。
黎元洪的加入，使武昌起義的政治訴求更加明白，湖北軍政府的宣言起初也將自己視為大清國債權債務的繼承者，好像清廷已經結束，就由湖北軍政府繼承一樣，因而他們在宣言中承諾清國前此與各國締結的條約繼續有效，所有的債權債務都繼續履行，居留在軍政府占領地域內的外國人生命財產也由軍政府一律保護。這些聲明給人的感覺，湖北軍政府就是要推翻清廷重建一個新國家。
其實，湖北軍政府的政治訴求並非如此簡單。他們實際上是以一個比較高的要價迫使清廷在政治上，即在君主立憲和鐵路國有兩個方麵適度讓步適度調整，平息民憤，恢複秩序。所以湖北軍政府在拋出如此高的要價之後，也願意與清廷，特別是清廷的特別代表袁世凱進行談判。而且，湖北軍政府並沒有為這個談判設置一個非走上民主共和非推翻清廷不可的預案或底線。一切好商量，漫天要價，就地還錢。這才是湖北軍政府的政治底線。
中央軍致命一擊
湖北軍政府拉著架勢好像要獨立要推翻清廷，其實他在等清廷正麵的積極回應，然而等了幾天，除了等到朝廷派兵鎮壓，讓袁世凱、岑春煊等人重出江湖負責善後外，朝廷好像並沒有積極的回應，根本不提皇族內閣及鐵路國有這兩件事。
朝廷不願正麵回應，迫使各地新軍繼續施壓。武昌起義第12天（10月22日），與湖北比鄰的湖南新軍宣布光複；同一天，陝西新軍也給予配合，占領西安，宣布起義。23日，江西駐九江新軍宣布光複。這一係列事情究竟有著怎樣的關聯，究竟是怎樣互通聲息互相配合，我們雖然不清楚，但我們相信各地絕對不是自發的，不是毫無關聯的，他們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逼迫朝廷收回成命，恢複秩序。
兩湖及陝、贛的動**引起了朝廷關注，朝廷在啟用袁世凱、岑春煊等能臣的同時，也想著怎樣化解這場危機。26日，朝廷接受資政院彈劾，將力主鐵路國有的郵傳部尚書盛宣懷革職永不敘用；將沒有處理好成都風波的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四川總督趙爾豐交內閣議處；並下令釋放被趙爾豐誘捕的四川谘議局及保路運動領導人蒲殿俊等人。清廷對各地新軍相繼發難終於有了正麵回應，企圖找出幾個替罪羊平息民憤。這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在過去幾個月的政治風波中，各界爭執的焦點就是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清廷必須對這兩個問題有交代。
各地新軍的起義和光複應該說已經給清廷很大壓力了，但是各地新軍畢竟隻是地方軍，清廷手中還有最重要的王牌，實力最強大的中央軍，也就是袁世凱曾經統領的北洋六鎮畢竟還是朝廷的柱石，隻要北洋係不出問題，朝廷就安全。各地新軍起事固然很煩人，但天畢竟塌不下去。
清廷的底氣是對的，然而清廷對北洋六鎮的控製也是有限的，特別是當朝廷的政治決策發生問題時，原本就沒有國家化的北洋六鎮理所當然站出來表達立場。10月29日，駐灤州第二十鎮統製張紹曾聯合第二混成協統藍天蔚等電奏朝廷，請立即實行君主立憲，又奏政綱十二條，要求朝廷實行。這些要求，其實就是對湖北新軍及各地新軍的直接回應，主要有立即召集國會，改定憲法，赦免一切國事犯，組織責任內閣，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國務大臣由總理大臣推任，皇族永遠不得充任內閣總理大臣及國務大臣。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灤州兵諫。這裏並沒有什麽革命性質，純粹是體製內抗爭。
灤州兵諫的主力為中央軍，他們振臂一呼終於嚇壞了清廷。通電發表的當天，資政院立即通過決議，奏請朝廷將憲法交給資政院盡快改定。資政院的另一個決議是，奏請罷免親貴內閣，特簡賢能為內閣總理大臣，並使組織各部國務大臣，負完全連帶責任，以維持現今之危局，團結將散之人心。
資政院的決定迅即獲得朝廷積極回應。第二天（30），攝政王以小皇帝的名義下詔罪己，承認三年來用人無方，施政寡術，政地多用親貴，則顯戾憲章；路事蒙於斂衽，則動違輿論。發誓一切從頭開始，鹹與維新，實行憲政：開放黨禁，赦免政治犯；改組資政院，修正憲法；解散皇族內閣，公舉內閣總理大臣，全權負責組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責任內閣。按理說，武昌起義的政治訴求至此基本實現，一場折騰了近半年的政治動**應該就此結束。
然而想不到的是，朝廷的決議無法獲得完全執行，辛亥革命至此隻是度過了前半程，君憲主義能否實行又增添了新的變數。
在立憲的反對者看來，君與民從來都是對立的，利於君就不利於民，利於民就不利於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