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立憲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已經很陌生了，因為我們不太容易分清既然都是君主體製，為什麽君主立憲與君主專製還有那麽大的區別，還會發生那麽多的紛爭？
君主立憲對誰有利
按照“家天下”政治理念，大清國就是人家愛新覺羅家族的先輩帶著滿洲幾個部落頭領，還有蒙古等周邊族群頭領一起打下來的，一般民眾並沒有後來的民族國家意識，皇恩浩**、謝主隆恩，就是那個時代君臣、君民關係形象且恰如其分的寫照。所以在那時，假如遇到康熙大帝、乾隆大帝那樣的“明君聖主”，皇帝不想專製都很難，臣民期待他們專製。
但是到近代則不然。近代中國的問題本來就不是自身內部衍生出來的，而是外部輸入的。當西方的思想觀念隨著西方的物品、資本源源不斷輸入中國後，中國人的觀念也在悄悄發生著改變，特別是經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震驚、刺激後，稍微有點頭腦的中國人都在想，中國為什麽在世界上弄成不被人待見的異樣族群？東三省明明是大清國固有領土，日俄兩國憑什麽在這塊土地上打仗，而且連戰爭善後都不讓中國人介入，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思前想後，問題就出在中國的體製與世界有差距，而解決之道好像就是梁啟超幾年前就向中國人呼籲的君主立憲。按照梁啟超在《立憲法議》中的說法，當時世界上最流行的幾種政治體製不外乎君主立憲、君主專製和民主立憲，君主立憲和民主立憲均為立憲政體，立憲政體的權力為有限的，而專製政體的權力是無限的。從表麵上看，無限製的權力似乎很有利，君主可以動用一切資源去實現自己的目的。其實從實際政治運作程序看，不受任何約束的君主恰將自己推上權力要衝，沒有絲毫可供緩衝的中間地帶，成功了固然是你君主的貢獻；失敗了，隻有君主個人承擔責任和全部後果。所有臣民都是君主的仆人，領取君主發放的俸祿，吃著皇糧，但他們在君主專製體製下無所用心無所事事。這是一種很不經濟的政治體製。
根據梁啟超的分析，就三種政治體製比較而言，人類目前最理想的政治形態無疑是君主立憲，因為民主立憲施政方略變化太快，選舉時耗費巨大，競爭激烈，雖然形成了一個競選經濟，但由於這種經濟隻是消耗不是創造，至少在那個時代還不是一種理想的政治形態。至於君主立憲與君主專製的比較，不言而喻，君主立憲遠優於君主專製。
梁啟超的道理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但畢竟中國人特別是清廷統治者隻知道君主專製的好處，沒有體會過君主立憲的滋味。所以從康有為1895年的呼籲，到梁啟超1901年的分析，中國人依然無法在君主立憲問題上達成共識。說起來很難讓人相信，這個共識的建立還是在“小日本”1904年打敗“大俄國”之後。
走向君主立憲
日俄戰爭結果日趨明朗時，中國被迫“邊緣化”已成定局。美國政府在邀請日俄兩國協商戰爭善後時，對於中國希望參加的迫切心情視而不見，根本不予考慮，中國被完全排除在討論東三省前途的會議之外，這不能不使清廷感到格外焦慮特別尷尬。1905年6月23日，清廷以日俄和議有開議之說，命各衙門及各督撫籌劃因應之道。
這個問題兩年來已有很多討論，有識之士早就強調不能就事論事談東三省，必須將立憲與東三省問題捆綁在一起，才能理出思路，找到辦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清廷的問題還是那個問題，那麽答案自然還隻能是那個答案。7月2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與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名建議清廷明確宣布於十二年後實行立憲政體，強調立憲政體無損於皇室，無礙於皇權，最合乎中國國情，最合乎朝廷的利益。
稍後，周馥又單獨向朝廷提出一個建議案，以為君主立憲體製下的立法、行法、執法三權分立才是大清皇權永固的根基；兩廣總督岑春煊在回奏時以為東三省問題的關鍵不在日俄，而在中國能否徑仿東西洋政治，與民更始，改革政體。
封疆大吏、中樞大員的建議特別是立憲有百利而無一弊的說法，深深感動了慈禧皇太後和光緒帝。經慎重討論，7月16日朝廷命鎮國公載澤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為政治改革做準備。
五大臣就要出發了，誰也想不到遇到了革命黨吳樾自殺性攻擊。隻是這個攻擊的實際效果與攻擊者願望相反，清廷不僅沒有被嚇倒，反而堅定了立憲信心。因為吳樾的故事證明君主立憲大約真的能夠消弭革命，否則革命黨為什麽這樣害怕呢？稍事調整，五大臣兵分兩路出洋考察，1906年7月相繼返回。他們在稍後的召見中不約而同建議朝廷要毫不猶豫走上君主立憲的路，以為這個體製最合乎國情，立憲後君主的權力並不會削弱，君主依然是大清國至上權威，國家主權依然牢固掌握在君主手裏，就像日本的明治天皇、俄國的彼得大帝那樣。總之，君主立憲利國利民，可造國祚之靈長，無損君主之權柄。中國如果經過十五到二十年準備，召議員，開議會，一定能夠像東西洋立憲各國一樣繁榮昌盛，政治穩定。
考察憲政大臣的言論深深打動了朝廷。1906年9月1日，光緒帝欽奉慈禧皇太後懿旨，宣布仿行立憲，參照東西洋立憲各國重構政治體製，爭取在經過十年二十年的準備，重建一個憲政國家。
君主立憲不利於誰
考察憲政諸大臣的建議和各方麵的鼓吹，充分考慮了皇權尊嚴和重要性，他們的解釋或許能夠說服最高統治層，但很難說服那些政治上的反對派和懷疑論者。因為所謂君主立憲畢竟在本質上要以憲法的形式去約束、限製君主的權力，怎麽能說這個製度有利於君有利於民呢？在這些反對者看來，君與民從來都是對立的，利於君就不利於民，利於民就不利於君。所以他們貌似站在統治者立場上質疑君主立憲必要性，以為要求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路，可能是看對了病吃錯了藥，中國長時期積貧積弱的症結可能並不在君主專製，恰恰相反，問題的關鍵在君主權力長時期被削弱。他們甚至向最高統治層暗示，鼓吹君主立憲的人可能藏有一個大陰謀，因為這個君主立憲的新體製不僅妨礙君權，而且勢必利於漢而不利於滿，與孫文那些亂黨的政治主張相一致。
反對者的陰謀論對統治者往往是最靈驗的。清廷原本就對立憲政治心存疑慮，之所以派員考察各國憲政，其實是因為東三省問題而起，並不是發自清廷政治統治的內在需要，所以在反對呼聲日高時，清廷最高層總是表現為退縮，讚成者和反對者以清廷為支點發生蹺蹺板效應。
清廷的猶豫徘徊使讚成立憲的人們深感失望，鎮國公載澤為此上了一個充滿憤怒的折子，批駁那些反對立憲的人具有肮髒心靈，他們其實隻是擔心自己權利喪失，因為立憲利於國利於民而不利於官。立憲體製建立後，不論各省督撫，還是中央各部院大臣，他們的權勢都會相應削弱，且必須接受議會監督。這是他們反對立憲的根本原因。
至於滿漢關係，載澤認為，世界大勢是競爭加劇，合中國全體之力都不一定能夠迎頭趕上，追逐潮流。中國為什麽還一定要分清彼此，自劃壁壘呢？如果一定要說滿漢關係，君主立憲政治改革既利於滿，也利於漢，利於全國各族。在君主立憲政體下，滿漢畛域必須破除，所有族群必須和解，為國家民族萬年長久之計，再也不會像過去那樣強分彼此，置國家民族大義於不顧。
載澤的分析是對的，慈禧皇太後和光緒帝也聽了進去，清廷稍後確認九年立憲預備路線圖。兩年後（1908年），又發布《欽定憲法大綱》，為君主立憲製定了一個政治架構。此後兩年，盡管清廷最高層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實事求是地說，清廷的預備立憲進程並沒有多大耽擱。
按照清廷立憲路線圖，第一屆責任內閣將於1911年5月發布。這個步驟標誌著中國開始進入君主立憲的“初級階段”。換言之，此時的中國還不是嚴格意義的君主立憲國家，但中國已經向君主立憲國家邁出了關鍵一步。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先前曾經爭論過的問題重新浮到台麵，並終於由這些問題導致大清王朝走向終結，走進曆史。
根據《欽定憲法大綱》原則和東西洋立憲國家通例，為了保證君主享有至上權威，就必須保證君主永遠不出錯；君主永不出錯，除了不再處於權力要衝，直接處理國務外，還必須嚴格禁絕皇親國戚出任政府要職。皇親國戚、滿洲貴族都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擔任政治職務。這是君主立憲體製的基本原則。
然而，清廷在5月8日發布的內閣名單中，十三個閣僚竟有九個出身於皇室或皇族，於是輿論嘩然，國人比較一致的意見認為朝廷應該痛下決心，撤銷這個被稱為親貴內閣或皇族內閣的變態機構，重新遴選合乎憲政要求的人。
無奈，清廷到了這個時候開始掉鏈子，無恥援引欽定憲法大綱中大權統一於朝廷，皇帝享有任命百官等權力，不願接受各方要求給予適度調整，更不要說撤銷了。
清廷對憲法大綱相關條文的援引是對的。但是此一時彼一時，當年發布那個大綱時，皇上是英明的光緒大帝。現在呢，皇上隻是一個小孩子，一個幼童，怎能與當年情形相比擬？假如清廷借用這個條款任命皇族擔任政府要職，那麽君主立憲和君主不立憲又有什麽區別呢？
君主立憲就是要限製君主的權利，就是為了皇室萬世一係皇位永固，但絕對不是皇族整個族群集體當政，這是任何一個君主立憲體製都不能接受的。至此，皇族成員突然發現君主立憲簡直就是一個政治陷阱，以為那些心懷鬼胎的漢族人就是想通過和平的手段奪取大清幾百年江山，他們這些大清國的高幹子弟反而成為君主立憲的最大受害者，他們先輩流血打下來的江山就將在他們手中丟失，他們能不反抗，能不抗爭，難道就這樣和平交權嗎？